歷史的窘境：

“越吸取教訓，越深陷怪圈”

19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有一句名言：“人類從歷史中所獲得的教訓是——人類從未汲取歷史教訓。”

這個充滿了衝突和戲劇色彩的句子，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被杜牧的《阿房宮賦》完美地詮釋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這一觀點在中國史學界異常盛行——歷史學家趙鼎新公開表示：“很遺憾，我們沒有從歷史中吸取過教訓。”

在主流敘事中，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歷代皇帝因掌握絕對權力而貪婪、愚蠢、盲目自大——他們拒絕吸取教訓，從而導致天下大亂，最終江山易主。

然而，當我們仔細審視中國歷史時，卻發現——中華民族極具歷史智慧，歷代治國者並不愚蠢，他們不斷汲取前朝覆滅的歷史教訓。弔詭的是，為什麼歷朝歷代充分吸取了歷史的教訓，卻仍然難以逃脫歷史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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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之亂：

過度放權的後果

膾炙人口的“文景之治”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秦統一天下後，由於路徑依賴，依舊沿用“商鞅變法”所遺留的法家思想統治萬民。最終引爆了“陳勝、吳廣起義”和大規模的反秦戰爭——秦帝國二世而亡。

大澤鄉揭竿而起：拉開了反秦戰爭的序幕

漢初，執政者吸取秦亡的慘痛教訓——“暴政”，漢高祖立下了極為寬鬆的國策——

輕徭薄賦，減少管制，放活民間經濟；

郡國並行，放權地方

。到漢文帝、漢景帝時期，更是將其發揮到極致，並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但好景不長，文景二帝“無為而治”的智慧並未帶來帝國的穩定——自由商人集團迅速崛起，地方諸侯也日益膨脹，二者迅速結成同盟——“吳楚七國之亂”爆發。

▍武帝改革：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千古一帝”這一稱謂或許是中國人對帝王的最高評價。歷史上，除秦始皇外，恐怕只有“漢武帝”能擔當得起了——他對歷史教訓的重視，前所未有。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劉徹登基。極具領導天賦的他深刻反思了“七國之亂”的歷史教訓，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頒佈《推恩令》，逐步削藩；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任用桑弘羊進行全面的國營化改革

。

武帝未費一兵一卒，便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

這一系列大動作既避免了“七國之亂”的重演，也吸取了秦帝國快速崩潰的慘痛教訓——如郭建龍在“中央帝國密碼三部曲”中所言：秦始皇“焚書坑儒”強制人民不要讀書，而武帝要求人民只能接受儒家倫理，並以功名利祿（察舉制）引誘之

。

武帝的政治智慧可見一斑。

於是，漢帝國開啟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人口超過5000萬的“半億帝國”；漢帝國贏得了漢匈戰爭，中國人心中“強漢”之稱謂由此誕生。

然而，武帝也推倒了漢帝國滅亡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在武帝的種種措施下，

國強易得，民富難求，導致“天下困弊，盜賊蜂起”

。幸好武帝晚年及時悔過，頒佈《輪臺罪己詔》，放松管制，漢帝國方免亡國之禍。司馬遷在《史記》中載：“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然而，更大的禍患終未能避免——根據《劍橋中國史·秦漢卷》一書的表述，百姓苦於武帝征斂無度，紛紛隱匿戶口，投奔地方豪強大族以求庇護——

門閥豪族順勢崛起，中央財政稅基遭到嚴重侵蝕，中央集權的穩定性被徹底破壞

——東漢以降，中華大地陷入“魏晉南北朝”近400年的歷史大震盪。

▍貞觀之治：

開啟了盛唐，也終結了盛唐

中國人記憶中最為輝煌的“盛唐”吸取了“強漢”的教訓，卻仍未能避免王朝的傾覆。

中國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唯有“盛唐”。經歷400多年的南北分裂和隋末戰亂後，中國重歸一統。隨後，唐太宗李世民以他的雄才大略一手開啟了“貞觀之治”這一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

而這一切當歸功於太宗那句流傳千古的座右銘——“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太宗充分汲取東漢以降大動盪的歷史教訓——門閥豪族過於強大。

於是他完善了“科舉制”——透過考試定期選拔官員

，從此門閥大族日漸式微，而曾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皇權時代徹底消失。

唐代科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太宗在反思“漢武帝—桑弘羊變法”沉痛的歷史教訓後，

頒佈詔令——經商牟利是民眾的本分，停止商稅的課徵，全面放棄對鹽、鐵、酒等產業的國家專營。

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處理上，

太宗允許地方政府出錢養兵，並採取“不久任，不搖領，不兼統”的原則，防止地方擁兵自立。

這樣既能解決“吳楚七國之亂”的動盪隱患，又能節省中央財政開支。

在太宗的治理下，盛唐之氣象，如孔雀開屏，華麗滿目，同時也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盛之王朝，最小之政府”的奇蹟。

但歷史卻和李唐王朝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李世民構思精巧的制度安排開啟了“盛唐”，也終止了“盛唐”。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盛唐”被徹底終結。8年後，叛亂被平定，但唐朝從此陷入藩鎮割據的泥沼，直至滅亡都未能解決這一頑疾。而此亂爆發的根源之一依舊是太宗制度安排的巨大漏洞——

節度使在長達百年的歷史週期中日益做大，致使中央大權旁落而不自知。

安史之亂終結了“大唐盛世”

“安史之亂”給之後歷代執政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

雄才大略如唐太宗也無法預防地方叛亂，從此中央再也不敢放權地方，“小政府”模式被徹底拋棄。

不知太宗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

▍王安石變法的遺產：

經濟變革進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歷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中國兩千年的歷史長河，無論是文化、經濟還是制度建設，宋朝是為巔峰。

兩宋政權壽命長過盛唐，綿延300年，與治國者吸取前朝歷史教訓密不可分。

唐太宗以經天緯地之才解決了士族門閥問題，卻留下了藩鎮割據的隱患，而宋太祖趙匡胤卻將這一困擾千年的歷史性難題徹底根除。

公元960年，趙匡胤黃袍加身，登基稱帝。他透過“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徹底終結了“地方挑戰的難題”——

將兵權收歸中央，由中央直接養兵

。

從此，地方几乎再沒有能力挑戰中央——從960年到1860年，除“靖難之役”和“三藩之亂”之外，再未發生過一起大規模地方叛亂事件。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中央因收繳兵權而高枕無憂時，歷史卻進入了另一個可怕的邏輯鏈條：

為了防止地方作亂，就要控制兵權——控制兵權就需要大規模的財政收入——要增收就必須壯大國有專營——國有專營擴大，就會造成權貴經濟氾濫，民間經濟蕭條——最終，經濟崩潰，帝國傾覆。

為掃除動盪，老問題看似被徹底解決，新問題卻不斷湧現，從而造成更大的動盪，這或許是中國歷史週期律的又一典型特徵。

公元1069年的“王安石變法”，是中央帝國打破這一邏輯鏈條的首次嘗試。

1085年，歷時16年的變法以失敗告終，42年後，北宋滅亡——這意味著中央帝國試圖打破這一歷史閉環的徹底失敗——一代才華橫溢的財經大師，在工商業如此發達的北宋，進行一場如此全方位的整體配套改革，試圖走出歷史迴圈，卻造成了如此慘烈的結局，這給後世治國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

1069年，王安石與司馬光就“變法”展開辯論

北宋所遺留的歷史教訓表明，中央集權框架下的經濟變革已經陷入“進不可得，退亦不可得”的窘境。

▍明清：中央帝國的超穩定夕陽期

明清兩朝是中國帝制時代的最後階段，中央集權制度歷經數千年的打磨而趨於精緻，治國者對歷史的反思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為徹底根除地方叛亂和權臣謀反的隱患，

中央帝國將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身上

——皇權專制得到空前加強，從明太祖朱元璋悍然廢除宰相到清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整個士大夫階層徹底淪為皇室的奴僕。

明清兩代治國者認為，宋朝的悲劇在於，工商業與自由貿易過於發達，從而打破了經濟的穩定性。於是，自朱元璋始，

中央帝國就以強力方式管制宏觀經濟，對外遏制國際貿易

——明初“片板不得下海，粒米不許過江”，滿清“閉關鎖國”。對內壟斷國計民生，專營經濟大行其道。

歷史總是充滿了巧合和悲劇的意味。明清兩代治國者對歷史的反思並未帶來帝國的長治久安——

當至高無上的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之身時，繁重的政務就會壓垮帝王，分權成了不可避免的趨勢，結果造成了一系列亂象——

·

皇權旁落

：明中晚期，萬曆皇帝甚至連繼承人都無法自行選擇；

·

黨爭日盛

：皇帝為了奪回權力，啟用太監與官僚集團抗衡，明末“東林黨爭”是為典型。

而專營經濟最終造成了劇烈的貧富懸殊：除了極少數特權階層，大部分民眾處於均貧狀態，正如之前所有的王朝一樣，這成為引爆社會動盪的導火索——

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發動大規模起義；東北的滿清政權順勢崛起。內憂外患下，巨龍般的明帝國崩潰了。

崇禎皇帝殉國處

清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爆發——中央財政被徹底拖垮，大清帝國開始瓦解——這一系列事件在沉重而鏽跡斑斑的國門上撕開了一道血腥的缺口——與此同時，古老的中華帝國被強行拖入現代世界體系，一場艱難的轉型從此開啟。

▍歷史的窘境：

問題越解決越多，越解決越糟

至此，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曆代執政者極富歷史智慧，他們對歷史經驗反思之深刻，制度設計之巧妙，不由得讓世人驚歎。然而，盛產雄才大略之主的中華帝國卻始終擺脫不了“

問題越解決越多，越解決越糟

”的歷史窘境——最終，2000年的中國歷史始終在“超穩定、超震盪”的迴圈中反覆掙扎。

為何產生如此戲劇性的現象？無數的歷史經驗，為何沒有換來持續的自由繁榮，也沒有催生出現代文明，反而被西方後來居上呢？這似乎是一個很難有標準答案的歷史懸案。康德“先驗”的哲學概念似乎給我們開啟了一個正確的思維方式：

沒有先驗的、恆定的價值和思想，經驗永遠是經驗。而在2000年的歷史長河中，皇帝“受命於天，天人合一”的大一統思想，猶如“時間”“空間”在人類思維中的地位一樣，幾乎所有的知識與思考都以此為基。

可見，2000年曆史週期迴圈的病症在於，每個時代最聰明的那群人，始終在“經驗”的層面苦苦求索，卻很少在“先驗”的層面上思考過。

“先驗”就像圓心，而“經驗”就像半徑，如果圓心一直飄忽不定，那麼半徑越長，圓的崩潰也就越快。

從1840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中華文明遭遇巨大的外部衝擊，之所以稱其“大”，是因為現代文明帶來的挑戰，不僅遠遠超出了過去所有“經驗”的範疇，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長期封閉系統下，對外部“先驗”“超驗”的遮蔽性。

那麼，在全球化這個開放的大系統中，我們到底該如何應對文明的衝突？到底該汲取哪些先驗的智慧，並以此或聚合豐富的歷史智慧，或摒棄沉重的歷史負擔？這對於一個超大規模，超長曆史積澱的國家，

不僅需要超凡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需要每個人開闊視野，改善智識。

可見，黑格爾這句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名言，其實是一個偽問題。而“越吸取歷史教訓，越陷入治亂迴圈”才是中國歷史的真問題。

遺憾的是，在“歷史熱”流行的今天，有些書追求“歷史其實很有趣”，有些書追求“歷史有圖有真相”，有些書尋找“歷史的終極規律”。但總還有一些書在固執地叩問“歷史的真問題”，並以真問題重新串聯大事件、大人物，以及重要的思想。

而本文的觀點正是來自這少有的書籍之中，為此，曹教授聯合先知書店誠摯推薦“劍橋中國史”與王人博《1840年以來的中國》，

這兩套書是少有的“圍繞真問題，尋找歷史大邏輯”的好書：

《1840年以來的中國》：本書作者王人博老師，他被人稱為“孤獨的敏感者”。這套書不同於其他歷史著作，王老師將“現代政治文明”融史學家的洞察、法學家的嚴謹、哲學家的智慧於一書，從而將歷史與現實直接連結。

讀中國近代史不可不讀的著作之一。獨家、限量發售。

“劍橋中國史”：本書由上百位優秀的漢學家聯合編撰，從秦漢史一直講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運動。

堪稱一部毫無忌諱的歷史書

。袁偉時老師說：本書意識形態束縛少，

代表了時代最高水平。讀中國歷史繞不開的經典。

閱讀它們，不僅可獲悉那些被遮蔽的歷史真相，更能啟心明智，不被偽問題俘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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