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蘇聯總政治部主任利濟切夫在蘇軍撤離阿富汗以後宣佈：在阿富汗戰爭中，蘇軍死亡12210人，傷35478人，失蹤311人，戰爭總計耗費200億美元。

上世紀80年代，蘇軍總兵力超過500萬，年度軍費預算超過1000億美元。

阿富汗戰爭對於龐大的蘇聯帝國不過是一場小感冒，把蘇聯解體歸結為阿富汗戰爭，實則是為蘇聯社會制度的弊端找一塊遮羞布。

二戰以後，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以意識形態劃線，形成了橫跨世界各大洲的鐵幕，赫魯曉夫時代，美蘇關係有所緩和，但雙方的軍備競賽卻愈演愈烈，勃列日涅夫年代，蘇聯藉助石油價格高漲的戰略機遇，形成了全面進攻態勢，而美國由於越戰及國內發展的影響，不得已轉入守勢，給了蘇聯自我膨脹的機會。

自我感覺良好的勃列日涅夫趁機提出了“有限主權論”，聲稱“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權”高於一切，因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各“兄弟國家”的主權是有限的，為干預其他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蘇聯也從大國沙文主義完全轉向霸權主義，在全球大肆擴張，而扼守中亞，連線波斯灣的阿富汗就成為蘇聯日思夜想的肥肉。

史泰龍主演的《第一滴血》中有這樣依據臺詞：願全能的神保佑我們遠離兇猛的獅子、劇毒的眼鏡蛇和阿富汗人的復仇。

資源匱乏土地貧瘠的阿富汗，民風彪悍，一度被稱為“大國的墳場”，但生性對土地貪婪的俄國人偏偏不信邪，1979年蘇聯全面出兵阿富汗，推翻阿明政權，企圖建議一個以左翼分子巴布拉克·卡爾邁勒為首的親蘇政權。

如果時間倒退五十年，蘇聯的做法並無不妥，二戰以前各大國都是採取類似套路擴充地盤及影響力。

但時代變了，還用老套路，問題就大了。

首先是世界各國強烈反對，為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惜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並從經濟外交軍事等對領域對蘇聯進行制裁。

而阿富汗內部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和宗教信仰也大大加重了蘇聯佔領的難度，加上美國不斷的暗中援助，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存在不斷遭到打擊。

可以說，蘇聯入侵阿富汗得不償失，不僅沒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跳板，還損失巨大。

但要說阿富汗戰爭導致蘇聯解體，就言過其實了。

蘇聯經濟發展的基礎源於斯大林時代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也被稱為“斯大林體制”，這一體制的優點在於權力集中，動員能力強，掌控力強，衛國戰爭時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進入和平年代，制度的弊端就開始現象，效率低下，人浮於事，貪汙腐敗，缺乏創新。

赫魯曉夫上臺後，曾對斯大林體制做了一些改革，但這些改革大多小修小補，無法從根本上彌補制度缺陷，加之當時蘇聯情況尚好，對改革的需求並不迫切。

勃列日涅夫上臺後，為穩固權力，在改革的基礎上又做了倒退，蘇聯社會開始變的腐敗不堪，岌岌可危。好在他運氣好，趕上國際石油危機，靠出賣能源過了幾年好日子，在外人開來，蘇聯國力高漲，一度要壓過美國。

但這種高度依賴能源的經濟模式隨著中東局勢的穩固而變的失去作用，上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開始走下坡路，里根總統上臺後，敏銳的抓住機會，從多方面對蘇聯發動進攻。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曾寫道：對於一個龐大的帝國，光是慣性，也足夠她維持好多年。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蘇聯就陷入到這種慣性中，一來是她幾十年積累的家底足夠苟延殘喘，二來她強大的慣性把一切試圖改革的努力碾得粉碎。

從這個角度來說，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也就不可避免，許多人認為戈氏不從經濟領域動刀，片面對政治進行改革是失敗的主要原因，殊不知蘇聯高度集中的“斯大林體制”鐵板一塊，戈氏有心無力，根本改不了。只能寄望於透過政治改革來掌控權力，然後推動經濟改革。

可惜戈氏能力有限，蘇聯社會更是積重難返，改革不僅沒有帶來預想的成果，還完全失控，最終國家解體，制度變遷。

與深藏水下的緩慢而劇烈的社會變革不同，擺在明面上的阿富汗戰爭就被看做是蘇聯走向衰落的風向標，一個爭霸世界的帝國竟然在9年後從小小的阿富汗狼狽撤軍，失敗的意義不言而喻。

阿富汗戰爭拖垮蘇聯在國內市場廣大，與我們早期的教科書有很大關係，這種片面的說法實則是一種誤導，把有限的外力作用說成是組織變革的主要原因，與上世紀經常提及的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有幾分類似，簡而言之，就是把鍋甩給別人。

不是我軍無能，是**太狡猾。

列寧同志說過：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如果一個組織本身是健康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免疫力，縱然有再多的外力，也無法動搖其內部的根本。

蘇聯在二戰以後走上了爭霸世界的道路，本質上來說早已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再代表廣大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他們在治國理政方面，把維護自身統治作為首要目標，背離了最初的信仰和群眾基礎，加之治國無能，國民經濟衰退，導致離心離德。

蘇聯解體前，一份民意調顯示，超過半數的蘇聯人對蘇聯前景不報指望，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調查物件是蘇聯體制內人員。

失去民心，才是蘇聯這個龐然大物倒塌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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