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蘇聯當局推出了一部名為《共產主義史論》的“著作”。此書名字一聽就很宏偉，極富綱領氣質，然而伴隨它問世的非但沒有讚美，反而引來陣陣罵聲。原來，此書作者安德烈·雅奴阿列維奇·維辛斯基也稱得上是當時蘇聯政法界的標杆人物之一了，此君素來以博學著稱，業務能力極強，當初負責編纂此書時被給予厚望。誰料如今書中乾貨寥寥，反倒是充滿了對當局的迎合奉承，甚至為了討好而扭曲事實。
在一片譴責謾罵中，有人跟維辛斯基狠狠地算了筆賬，幾乎是刀刀斃命。
說來這老哥也倒黴，與廣大無產階級革命者相反，他出生於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祖上是信奉天主教的波蘭人，有人還懷疑波蘭首席主教維辛斯基樞機是他們家親戚；步入政法界早期，維辛斯基為大律師馬揚托夫斯基打下手，他跟著領導辦了件“驚世駭俗”的大事：那會兒“二月革命”剛剛勝利，臨時政府風頭正盛，以“德國間諜”罪名逮捕列寧，作為這起訴訟的主要參與者，馬揚托夫斯基在逮捕令上籤了字，維辛斯基也跟著領導簽了。
要是有小人故意使壞，上述這些“成分”每條都夠要命的了，好在維辛斯基及時發現了自己的錯誤，積極悔過自新重新站隊，終於被革命群體接納，結果情況貌似更糟糕了——費了半天勁兒，維辛斯基加入的是少數派陣營，也就是咱們常說的“孟什維克”。俗話說方向錯誤，越努力錯得越大。經過不懈的努力，維辛斯基一躍成為孟什維克陣營的箭頭人物之一，他利用自己的博學給布林什維克帶來了不少麻煩，甚至因此遭到嫉恨，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
有俗語云“牆倒眾人推”，職場上怕的就是這情況。有著如此戲劇性的整套黑歷史，再加上《共產主義史論》一書徹底搞臭了名聲，看來偌大的蘇聯政壇不但已沒有了維辛斯基的容身之處，他的人生恐怕也要戛然而止了。果不其然，蘇聯高層很快也做出了“反應”——令所有人都倍感震驚的是，問題很大的維辛斯基同志在莫斯科大學的職位，由講師直接提升為校長；至於處分，高層甚至壓根沒提！為何如此呢？這就不得不提他背後站著的貴人了。
原來，維辛斯基早就結識斯大林了，兩人是在沙俄末期蹲大牢時認識的。那會兒，革命群體中知識淵博真知灼見者不少，但真正的高學歷學術型人才卻並不太多，維辛斯基就是後者中極具代表性人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維辛斯基恰恰以口才見長。他的嘴厲害到什麼程度？同僚如是描述：維辛斯基往往只需要用一席演講就可以直接擊潰對手的心理防線，令被告癱坐在椅子上，直接放棄為自己辯解。二人相識後，斯大林立馬被維辛斯基的學識與口才征服，而斯大林本身的魄力也令對方無比欣賞，革命友誼在彼此的惺惺相惜中悄然建立了。
當然了，在有你沒我的權鬥中，僅靠這樣的“友誼”還不足以救命，幫助維辛斯基轉危為安的還有另外至關重要的一點——他一早便找準了自己的定位，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裡一直在做一件簡單卻又無比困難的事——裝慫。
他究竟有多慫？咱們不妨講個小故事。
在史料中，維辛斯基是出了名的害怕內務部，哪怕是碰到一名普通的內務部嘍囉，他都要表現出唯唯諾諾的樣子。甚至因為不願跟內務部的人打照面，他上班時還要故意多走一段冤枉路，僅僅為了繞過盧比揚卡廣場。後來，一些混得很不得意的內務部官員為了尋找存在感，隔三差五就跑到維辛斯基那兒耀武揚威。他們一早就收集了不少他的“黑料”，時不時拿出來嚇唬一把對方。
當然了，內務部嘍囉們根本就不打算搞垮維辛斯基，只是想以踐踏別人尊嚴的方式尋求滿足感而已。作為最高領導人的鐵桿心腹，居然甘心被人欺負到這份兒上，這份忍耐足以令人歎為觀止了。然而，這樣的“慫”並不是出於膽小，而是維辛斯基精心掩飾自己政治野心的“保護色”。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政客呢？同僚早就為他下過定論：
“……在他看來，獲勝是最終目的，為此應不擇手段。”
或許在旁人看來，維辛斯基足夠“噁心”，很大原因是他對領導舔得太過火了。在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著名的大災難中，維辛斯基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每次開會，他負責向最高領導人彙報情況。本來這事兒就很沉重，大家都想趕緊講完散會，不料維辛斯基反其道而行之，先大篇幅地誇讚領導的高瞻遠矚，然後不斷重複當下的路線無比正確，完事兒再吹捧一遍領導的英明，讓人自然地認為這位總檢察長不過是靠溜鬚拍馬而混上高位的無能附庸。
有時候，維辛斯基的表演實在太過囉嗦，演技也太拙劣，連斯大林本人都看不下去，委婉地要求他“直奔主題”。雖說物極必反，但維辛斯基並不擔心自己的行為會真正引來領導的反感，因為他一早就把準了脈——斯大林想要樹立權威，穩固自己的班底，像維辛斯基這樣出身高且在學界內富有名望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對斯大林這樣很有主見的領導人而言，下屬太“聰明”絕非好事，因此，自己越是表現得愚忠，越是“無能”，領導反而會越放心也越高興。
與此同時，維辛斯基不但一絲不苟地完成領導派下來的任務，還總是超額完成。正如我們剛剛所說，在30年代的那場大災難中，他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有相當一部分逮捕和處決命令是出自他手的，在簽署這些命令時，維辛斯基從不過問也從不猶豫，只管痛快簽名，即便他很清楚其中許多人壓根就是無辜的。
有時候，有人會試探性地“討教”：某某同志應當如何處置？維辛斯基大手一揮，當即示意判處槍決。他的瘋狂甚至一度壓過了葉若夫、貝利亞和其他內務部爪牙，令許多後來的學者在研究時，誤認為維辛斯基才是那場災難的始作俑者。他的忠誠、強執行力與“愚蠢”直接贏得了領導無條件的信任，晚年的斯大林變得十分多疑，連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這樣的元老都受到猜忌時，維辛斯基的權威也沒有受到哪怕一絲影響。
如此聽來，這位蘇聯總檢察長是個不折不扣的弄權者，事實上，從對國家建設的貢獻來看，維辛斯基非但不是個負面角色，相反，他是值得讓人敬佩的。
我們剛剛提到，維辛斯基為了達成目的而不擇手段，但他的目的卻並不全是使勁往上爬；他畢竟是學者出身，接受過高等教育，腦子裡的理性使他有著更高的追求。《共產主義史論》一書成了他生涯中抹不掉的汙點，但這也讓人們忽略了他對蘇維埃早期法律建設無可磨滅的貢獻。那會兒，蘇聯法律界存在著兩大陣營，即“法律虛無主義”和“法律規範論”。這兩大陣營都擁有狠角色，各自引經據典口誅筆伐，看架勢非要搞得你死我活才罷休。
不久，斯大林在講話中一錘定音道：
“在歷史條件成熟前，國家這一存在絕不會消亡。”
這番言論直接宣告了法律規範論的勝利。藉著斯大林的信任，維辛斯基不但成了規範論陣營的領袖，不久更是接管了整個蘇聯法律界。但在著手司法建設時，有著無上權力的他並沒有扮演“獨裁者”角色，而是不斷強調“法律的目的至關重要”這一原則，宣稱“蘇聯有必要引入資產階級法的合理因素，正如列寧同志在新經濟政策中引入西方泰羅制一樣”。在相關人才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維辛斯基幾乎憑藉一己之力為蘇聯法律建設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健康環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法律淪為政權的附庸。這種積極的勢頭一直到基洛夫於1934年底遇刺，被稱為“恐怖憲章”的《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頒佈後才發生改變。
另外，在那場大災難中，別看維辛斯基批准實行時簽字簽得痛快，他實際上極盡所能地為許多人暗中提供了庇護。尤其是那些懂得法律建設的人，即便此前他們隸屬於敵對的法律虛無主義陣營，但維辛斯基依舊儘可能地拖延著他們的刑期。災難結束後，他第一時間主動為這些人平反，說服他們放下成見共同重建蘇聯司法。在他的努力下，遭到毀滅的法律體系很快又重新變得蓬勃有力起來。
斯大林坐在頭把交椅的近20年時間裡，號稱“蘇聯二把手”的大佬換了一位又一位，在談及這個問題時，很少有人會想到默默無聞的維辛斯基。但有不少學者認為，20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維辛斯基恐怕真成了蘇聯實質上的二號人物。1935年，他被任命為總檢察長，此舉更像是“黃袍加身”，這意味著他正式獲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絕對權威。此時的維辛斯基終於不再裝慫了，他不痛不癢地展開反擊。
在高層會議上，維辛斯基不再長篇大論地稱讚領袖，相反，他會尖銳地指出內務部在工作上的怠慢；即便是內務部拿出他的“黑料”，他也坦然面對，在最高領導人面前表現得不卑不亢。維辛斯基的轉變令內務部感到恐慌，後者並非沒有嘗試過反抗，但各種手段用盡，他們也未能在這場鬥爭中撈到半點好處。直至此時，內務部的嘍囉們幡然醒悟：他們嚴重低估了一位可怕的對手，維辛斯基一直都是一匹披著羊皮的惡狼，而自己已不知不覺淪為任人宰割的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