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歸邙山。狡兔死，良弓藏。我之後，君復傷，一曲《廣陵散》，再奏待芸娘。”沈一石絕算不上這部劇中的正面人物，他為製造局的太監們當差，又和浙江貪官沆瀣一氣，除了胡宗憲潔身自好外，浙江“袞袞諸公”都受過他的賄賂，他甚至還夥同鉅貪設計陷害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逼他在“改稻為桑”的議案上簽字。可沈一石是元兇巨惡嗎？好像也不是，他平日裡穿布衣，喝清水，被抄家的時候，這第一富商的餘財甚至不如一箇中產之家，他的錢都被宮中和官府的人層層剝削，所剩無幾了。那沈一石是一個庸俗銅臭的商人嗎？那就更不是了。對詩詞歌賦的瞭解，當時整個浙江便只有翰林院出身的高翰文是他知音，他也有儒生的風骨，每次和鄭泌昌、何茂才這兩個鉅貪密謀，他內心的不屑和憤慨都在煎熬著他，他有著儒商的尊嚴和榮辱之心，卻在現實面前不得不屈從。他痛恨自己的所作所為，他厭棄自己的不齒行徑，他將自己心愛的芸娘送走去服侍太監，又深知這樣的自己配不上芸娘，便只有毀琴焚琴，讓心中那個對自身萬分不屑的自己，發洩憤慨。

沈一石是個十分複雜的人，論謀略和心計，放眼大明，除去嘉靖帝、內閣的嚴閣老和徐閣老略勝他一籌外，只有高拱、張居正、胡宗憲、趙貞吉等一二品的大員和他可以相提並論。

鄭泌昌何茂才二人被他徹底拉下水，織造局的楊金水被他利用來保全芸娘和高翰文，第一直官海瑞和他正面交鋒都落了下風。他一個掛織造局燈籠的舉動，攪得天下震動，連嘉靖帝都大為震怒，嚴黨差點因此下臺。此等壯舉，竟然只是一個被賜六品功名的江南商人做到的，“士農工商”，商人連穿絲綢的資格都沒有，商人在明朝受到的歧視和打壓更是不言而喻，但沈一石一人，竟然瞞過了所有人扭轉乾坤，豈不令人佩服？

“從來只有種田的人造反，沒聽說過商人能鬧翻了天。”嚴嵩在意識到“改稻為桑”已然是步死棋的時候，便決心借查抄沈一石的家財，彌補國庫虧空，而上至嘉靖帝，下至地方官府，其實都已經將這條路看得十分了然了，而沈一石在揚帆之時，就已經對自己的下場有了猜測，他之所以掛出織造局的燈籠賑災，其用意無非是想借此賣給楊金水個好，讓他善待芸娘，至於身家性命，他已然無所牽掛了。沈一石一輩子只穿布衣，又從來不張揚做作，但這次“奉旨賑災”，則大排陣仗，身著綾羅，大張旗鼓就是為了吸引天下目光，這個已經身心俱疲的男人，將他一生的慘淡經營，都化作賑災糧還給了浙江百姓，也還給了他虧欠甚多的芸娘。

沈一石夠果斷，也夠精明，但正如楊金水說他：“你這個人面帶權謀，可心肝腸子都是軟的。” 在當時如此動盪波瀾的局勢之中，沈一石“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任他如何閃轉騰挪，除非頂著海瑞、胡宗憲和朝中的裕王，把改稻為桑推下去（他試過了，沒成，連嚴世藩派來的高翰文都反水，海瑞更是不要命），否則的話，為了彌補國庫虧空，朝廷和浙江上上下下那麼多雙眼睛都會瞄向自己，他已然難以脫身了。但是他不會選擇坐以待斃，而是將替織造局當差這些年的賬冊公之於眾，將他早已經恨不能啖其肉的貪官和元兇巨惡們一網打盡，在這一刻，他內心中書生的氣節和風骨，終於可以拋卻這奸商的皮囊，去選擇自己真正向往的道路：從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年，二十年間，這是沈某上交織造局和浙江官府最後一批賬冊。四任織造，五任巡撫，唯胡部堂胡宗憲與沈某無賬目往來，亦唯胡部堂一人未取沈某一分一釐。浙江三司衙門唯胡部堂堪稱國朝大吏，其餘袞袞諸公皆不足道也。

沈某布衣粗食凡二十年，織綢凡四百餘萬匹，歷年上繳織造局共計二百一十萬匹，各任官員分利一百萬匹，所餘之九十萬匹再買生絲，再產絲綢，使沈某艱難維持至今。每日辛勞，深夜亦不敢稍歇，將各項開支一一記錄在賬，即諸公所見之賬冊也。我大明擁有四海，倘使朝廷節用以愛人，使民以時，各級官員清廉自守，開絲綢、瓷器、茶葉通商之路，僅此三項即可富甲天下，何至於今日之國庫虧空！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便掠之於商。沈某今日之結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數十年倍受盤剝所剩之家財果能填補國庫之虧空否？諸公見此賬目必將大失所望也！茲附上簡明賬目一頁於後，望諸公覽後另想良策，為前方籌募軍餉，或可減罪於朝廷。否則，沈某先行一步，俟諸公鋃鐺於九泉，此日不遠！——沈一石絕筆。

憑沈一石的權謀和手段，若是生在一個對商人稍加重視的時代，只怕縱使不能呼風喚雨，可遮風擋雨總是不難，《紙牌屋》中塔斯克和沈一石之間的水平，差了不可以道里計，但下場卻大相徑庭：塔斯克最後又和克萊爾談成了合作，獲得了巨大的利潤，而沈一石卻身敗名裂，落得悽慘下場。生不逢時，沈老闆便只有遺恨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