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這四個人中，論學問、論科考最得意者，莫過於張之洞。

張之洞原藉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其本人生於貴築縣（今貴陽市），7歲時隨父到興義府城就讀，13歲始回河北原籍應試，一舉考取秀才；15歲時赴順天府鄉試，中式第一名，成“解元”；26歲參加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即俗稱的“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張之洞最為後人稱道之處是其在中國教育由封建傳統向現代化邁進過程中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

張之洞門下弟子張繼熙曾說：“公常謂中國不貧於財，而貧於人才，故以興學為求才治國之首務。”

美國學者威廉？艾爾斯在其《張之洞與中國教育改革》一書中對張之洞對中國教育改革作出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讚“在張之洞的一生中，中國教育的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此，他的努力具有決定性意義”。

張之洞在湖北地區先後成立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武備學堂、農務學堂（今華中農業大學），以及武漢科技大學的前身—湖北工藝學堂。

不僅是湖北地區，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在南京創立三江師範學堂，是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的前身。

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在成都建立尊經書院，手訂條教，並撰寫《輶軒語》、《書目答問》兩本書，以教導士子應讀什麼書，應怎樣做學問以及修養品德等。這兩本書在當時和以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大史學家陳垣先生就是閱讀了《書目答問》而走上治史一途的。為此，大師晚年回憶平生所讀書籍，獨對《書目答問》讚賞有加，感恩不已。

在四川尊經書院，張之洞悉心培養了五名少年子弟，第一名是楊銳，後來成為戊戌變法運動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後來著名的經今文經學家廖平。

張之洞平生慷慨討論國家振作，主張反抗侵略，致力辦洋務企業。維新派對之推崇有加。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譚嗣同則說：“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濟者，要惟香帥一人。”

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到北京，也曾說：“中國辦事大臣，惟張香帥一人耳。”

張之洞學問很大，有自負的資格，所以他經常恃才凌人的事也常有發生。

很多人都熟知這樣一件事：

早年孫中山從國外回來，專門去拜會張之洞，給門房遞呈的名帖上寫“學者孫文求見孝達兄”。

必須說明一下，孝達為張之洞的字，而張之洞生於1837，孫中山生則於1866年，兩人相差近三十歲，孫中山稱張之洞為兄，是有些託大了，並且，張之洞任兩江總督，孫中山只是一個海外歸來的遊學青年。

張之洞因此不爽：“這算什麼事嘛？一個平民布衣，竟然這般大模大樣來與我稱兄道弟，真不知天高地厚。”於是在那帖子背面寫：“持三字帖，見一品官，儒生竟敢稱兄弟！”吩咐門房把名帖還給孫中山。

孫中山看了，不卑不亢，索筆題：“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傲王侯！”

張之洞看了，驚服此人的氣魄，趕緊出門迎請。

這是張之洞因聯禮遇孫中山的故事。

還有一件張之洞因聯禮遇梁啟超的事。

梁啟超出生於1873年，比孫中山還小了七歲，他到武昌講學時，也興沖沖地去拜訪張之洞。

再補充一下，梁啟超也是個神童級的人物，其12歲便入學成為秀才，17歲舉人，22歲上京會試，和老師康有為鬧了一出震驚中外的“公車上書”，名聲很響。

由此，張之洞決定試試這位年輕人，說：“聽說先生熟讀經史子集古今典籍，才高學富，老夫想請教請教。我出過一上聯，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下聯，想請你對個下聯。”

梁啟超含笑相對，說：“敬請出上聯。”

張之洞拈鬚吟哦：“四水江第一，四時夏第二——先生來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

四水為江河湖海，四時為春夏秋冬，江在四水中排第一，夏在四時中排第二，當時的武昌為江夏縣（改江夏縣為武昌縣是民國以後的事），老一輩神童張之洞已在江夏，新一輩神童梁啟超也來江夏了，那麼以後，論學識，誰是第一？又誰是第二？當然，張之洞的潛臺詞是“老夫第一”。

不用說，這上聯出得刁鑽辛辣，幾乎是無下聯可對。

但梁啟超不慌不忙，信口對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後——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後？”

三教為儒道佛，三才為天地人，儒為三教之前，人為三才之後，儒人即書生自稱，“何敢在前？何敢在後？”意思是說，晚輩要尊敬前輩，本來是不敢居前的，但實力太強，居後又太對不起自己了。

張之洞聽了，拍案叫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