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不存在的。
而只有認識到這一點，女人才會真正存在。
今天是
西蒙 · 德 ·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的忌日。
大多數人知道她，可能是因為她和存在主義哲學之父薩特之間的“曠世之戀”：但她作為個體的那一部分，顯然更值得被關注。
1949 年，41 歲的波伏娃發表了她最著名的著作
《第二性》
，而這也是女性主義文學裡最光亮的一筆。波伏娃用存在主義的方式，提出了有關於女性著名的
“他者”
論：
女人被剝削，被歧視，被刻板印象化，因為我們是被“男人”定義著的：但那些柔弱、次要性。。。並不是我們女人的特質。
“我們並不是生來就是女人，我們是後來變成的。“
這幾乎可以為之後所有的女性議題，包括反墮胎，反家暴，反職場歧視。。。溯源。
（1975 年波伏娃訪談）
包括在 1975 年，電影學者
勞拉 · 穆維
對傳統好萊塢電影提出的質疑：當
在銀幕上看到一名女性，那並不是“我們”在看到的，而是透過電影中男主人公的目光，去塑造這個女性形象。
所以，從某種程度而言，波伏娃，這個出生在一個天主教的家庭的女性，幫助女性
“找到了自己”。
該怎樣講述波伏娃的一生呢？它充滿了矛盾，是純粹的理性，和絕對的浪漫。波伏娃通常是很激進的，你難以找到她任何中立的觀點。不過，總有一道線索貫穿著始終，從她的文學，到她的個人生活：
追求獨立和自由。
1
最聰明的“法國女人”
1908 年，波伏娃出生在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裡。她在一所修道院學校接受教育，並篤信宗教：而這一切在 14 歲時發生了改變，她遭遇了信仰危機，併成為了一名無神論者。
小時候，波伏娃相當聰明。但比較諷刺的是，她的父親是這麼形容她的才智的：
西蒙娜總是能像男人一樣思考！
而在 17 歲的時候，她就已經從大學畢業，20 歲之前，她獲得了索邦大學的高等學位。而 21 歲的她不僅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透過哲學聚集考試（aggregate in philosophy）的人，而且在當年參加該考試的所有學生中，她的成績位居第二。
這是一項很難的考試，而在業內相當有聲望。當時得第一名的人，也許你想到了，
比波伏娃大 3 歲的
讓 · 保羅 · 薩特
。
2
“開創先河”的寫作
在聊到她和薩特之前，先看看波伏娃的文作成就。作為文學家與哲學家的波伏娃，幾乎是
“什麼都寫“
。哲學、道德、性、存在主義、文學批評、回憶錄、小說、社會理論、政治理論、性別理論……她總是做探索這些話題的先行者。
而她的創舉之一，絕對是她作為一名女權主義者。儘管之前在很多文學作品裡也有很多關於女性意識的描寫，但是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裡，真正為
“女權運動”
提供了一個概念。
你可能覺得她不夠靜水流深，也有些冒進，但她在《第二性》裡提出的那些話，無疑是振聾發聵的。她提出了的核心論點是，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了女人。”
“男人的極大幸運在於，他，不論在成年還是在小時候，必須踏上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不過這是一條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則在於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她不被要求奮發向上，只被鼓勵滑下去到達極樂。當她發覺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已經為時太晚，她的力量在失敗的冒險中已被耗盡。”
“一個女人如果“功成名就”，如果在某種真正的職業當中，如在戲劇，音樂，舞蹈當中被承認是一個天才，便會擺脫高階妓女的地位。她能夠懂得真正的獨立，但是大多數人一生都處於不安定的地位，她們永遠需要重新勾引大眾和男人。”
這本書被譽為當時討論婦女問題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滿智慧“的書。波伏娃討論了女性的父權壓迫，與性別角色。
除此之外，她的小說
《名士風流》
還獲得了法國文學的最高榮譽，這本自傳式的小說裡，她詳細描述了她和她有著最緊密聯絡的知識分子（包括薩特和加繆）的鬥爭，以及他們的各種生活和努力，以及他們是以什麼角度在影響著這個世界。
當然， 小說裡，還描述了她和男人們的關係：坦率，且直接，當時引起了很多爭議。
3
感情：純粹理性，絕對浪漫
當然，當談論到波伏娃的所有，她的作品，個人生活，理論以及觀點，都無可避擴音到的是薩特。
29 歲的波伏娃遇見了薩特，他們被法國知識分子界看成是王子與公主。
他們會像所有的文壇眷侶那樣，被文人狗仔隊追逐，閱讀彼此的作品，甚至一起會見卡斯特羅，切 · 格瓦拉這樣的外國政要。
兩人有一張經典的合照：在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紀念碑前擺姿勢。他們是那樣酷。
但在絕對浪漫之外，波伏娃顯然為這段愛情提供了另一種設想並付諸實踐：
開放式關係
。
兩個人從未結過婚，甚至沒有建立過類似家庭的關係。他們允許對方愛上別人，無論男女，甚至允許有人加入到他們的關係中。
最著名的一段是
波伏娃、薩特以及他倆的女學生奧爾佳之間的一段“三角戀”
：當時波伏娃的班上有個叫奧爾加的女孩，很崇拜波伏娃，而波伏娃也與她互相欣賞，於是兩個人之間有了一種親密的感情。而巧的是，薩特在此期間也與來自俄國的奧爾加相愛。
於是三個人之間有了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開始了一段長達兩年的愛情。這其間，有愛的追逐，迷思和痛苦糾結，最後還是無疾而終。
此外，波伏娃也還曾經愛上了美國作家
尼爾森 · 阿爾格倫
，並給後者寫了一封“經典“的情書，闡述了她對親密關係的見解。
“我渴望能見你一面，但請你記得，我不會開口要求見你。這不是因為驕傲，你不知道我在你面前毫無驕傲可言，而是因為，唯有你也想見我的時候，我們見面才有意義。 “
但她對薩特的愛是從始至終的。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戀人、知己以及戰友。波伏娃也坦言，倘若薩特生命中出現了一個和她同樣重要的女人，她將
“十分嫉妒“
。
在 1955 年，兩人受邀來到北京，而波伏娃回去後寫了 40 萬字的隨筆以介紹這個遙遠的國度。
而兩人對政治也是一樣的關注，他們曾經支援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獨立，並不顧被襲擊的風險。
在 1970 年代，波伏娃一邊積極投身爭取婦女權利的運動，比如支援墮胎合法，參與女權主義遊行，抗議日常性別歧視；
同時，還在照顧著身體狀況每日愈下的薩特，並幫她整理文稿：儘管兩人沒有在一個屋簷下生活。
在 1980 年時，75 歲的薩特去世，而波伏娃在葬禮後寫下了一本懷念的傳記《永別的儀式》，並說
“他的死亡把我們分開了，我的死也不能讓我們重逢。我們能夠和諧相處這麼多年已經非常美好了。”
幾年後，79 歲的波伏娃去世，而按她的要求，她與薩特葬在了一起。
比較有趣的事是，理性與慧聰的波伏娃，在感情上，似乎有種極致的浪漫。
儘管時至今日，對波伏娃會有著不同的見解：有些是質詢她的感情觀，有些則是在思考那些激進的嘗試在今天未必適用。
波伏娃在 1976 年的一次訪談中，也曾說過：
“把我和薩特當作模範是很可笑的，人們必須找到他們自己的共同愛好和他們自己的相處方式。”
但，這個天主教家庭出生的女孩，依然用她的叛逆、獨立、自由和思辨在文壇，以及女性歷史上染下華墨：
思考也許不是由“正確與否”來定義的，而是由意義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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