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人一說外語，就像換了一個人？

無法用語言描述出的世界，

對我們來說是不存在的

今年初，在社交媒體上頗有話題度的白俄羅斯電影《波斯語課》，講述了一個“用語言抵抗黑暗”的故事：

納粹軍官暴戾多疑，卻對波斯語情有獨鍾。一位被槍火硝煙圍剿的猶太裔年輕人，迫不得已偽裝成波斯人教授自己杜撰的“波斯語”，反而獲得了軍官信任。

©️《波斯語課》

主角的命運牽動人心之餘，還有一些耐人尋味的細節：在德語體系裡，軍官總是聲色俱厲地對年輕人發號施令；但在學習“假波斯語”時，他竟會溫和悵惘地剖白往事，試圖脫下自己在極權體制下的幫兇身份，甚至還用這莫須有的語言，創作了一首關於和平的詩。波斯語彷彿充當了軍官人性未泯的投射，好似人格被殘暴全然吞噬前的一次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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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語課》

這就是我們想要討論的現象：在使用不同的語言時，你也許會發現一個人會產生奇妙的性格變化。說母語的時候是祖安村村長，切換成英語的時候變成溫柔小可愛；又或者是平時說的話的時候聲線提高，切換到第二或者第三外語的時候又會瞬間低沉下來；用普通話時字正腔圓，用方言時又顯得語氣軟糯——這些都是隻有在學習另一種語言或者口音的時候，我們才能體會到的微妙的

“外語人格”。

為什麼換個口音，

我們就像換了一個人？

蕭伯納曾在《賣花女》中道破語言與階級的密切聯絡：一位操著市井口音的賣花女，透過語言訓練被調教成談吐高雅的上流人士。語音的變換立竿見影地重塑了賣花女的社會地位。

由此可見，僅是同種語言的語音差異，人在舉止、個性等方面的“變身”也尤為明顯。類似於當你在說方言與普通話時，所展現的邏輯性、嚴肅程度、情緒化程度也存在著細微差別。

©️《賣花女》

如果說的是另一門語言呢，

我們會因此找到一個新的自我嗎？

結構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它的理論之一就是“一種語言絕不僅僅是字、詞和語法的集合，它還是一個社會描述世界時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而人正是“符號”的動物，當人在習得一種新語言時，處理的不是簡單的詞句認知，更是在探索、理解另一種語言承載的新文化、新秩序。這是反覆加密、解構的資訊交換過程。與之相應地，人置身於新系統時，就會產生微妙的心理作用，反映在語氣、視角、邏輯等各方面。語言學家甚至給這個現象起了一個名字叫做

“文化模式切換（Cultural Frame Switching）”

。

©️《賣花女》

說什麼話，

就代表我們是什麼人？

有了這個理論基礎之後，你就可以由此解釋為什麼“說話”這件事，總會給我們帶來的一些奇怪的迷思：

每種語言固有的詞彙特性、語法結構，哪怕是同一個句子，翻譯出來好像側重點也不太一樣。譬如，希臘人語速快且傾向打斷對話，因為希臘語最先脫口而出的是動詞，涵蓋了密集資訊，在不完整論述的情況下，便會被輕易岔開。

©️《日本之恥》

在紀錄片《日本之恥》中，日本受性侵記者伊藤詩織談及受害過程時就表示，“我無法從日語中找出一個明確的、強有力的表示拒絕的詞彙。如果我用日語叫他停下來，這聽上去更像是在取悅他。所以我選擇用英語咒罵他。”日語缺乏反抗駁斥位高者的詞彙，是因等級文化頑固地植根於日本這塘保守的深水裡。這是某一類語言的“饑荒”造成的表達的鉗制。而伊藤詩織單槍匹馬地公開上訴，直指日本製度和文化沉痾時，使用英語發聲的她會比說日語的她更加坦蕩、堅韌且篤定。

©️《日本之恥》

另外，我們對不同語言掌握的熟練度，也會讓你一秒切到外語模式。當我們在說外語時，會不自覺地調動大腦以求精準表達，思考也會隨之放緩。每個人根據自身經驗切換著“人格模式”：有人因習慣於寬鬆自發的母語場景，在說外語時變得遲鈍或嚴謹；有人則突破了母語的束縛，反而轉變成更為自信、開放、包容的個性。

你說你在思考，

用的又是哪種語言？

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我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世界的界限。”語言作為資訊媒介和重要的文化載體，也在不斷拓寬認知視野的邊界——雙語者在使用第二語言時，看待世界的新視角基於文化語境更迭而改變，也伴隨著內隱偏見的改變。有時，外語提供了一種有益的“認知距離”，下意識、情緒化的思考決策比例也會被抑制——也就是說，在腦子裡換了一個語言，你可能會發現自己變得更理智，當然也可能變得更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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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臨》

在學術界長期飽受爭議的

“薩丕爾-沃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

認為：語言結構影響語者認知結構。《降臨》的故事核心便是建立在這一假說之上：

外星生物七肢桶入侵地球，語言學家露易絲在系統性地破譯和理解了七肢桶的語言後，她對時間的認知不囿於線性思維，但這也絕不是表意上的“預知未來”，而更像是查爾斯·狄更斯所描繪的聖誕之夜：在只有自身相伴的深夜裡，過去與未來的幽靈紛至沓來，遊蕩於這片沒有歷史的海上的人們，比任何人類都更深刻地意識到了當下的意義所在。

《降臨》在“薩丕爾-沃夫假說”的基底上進行了很大程度的延申和藝術化加工，七肢桶的設定就是語言與思維互為影響的產物。喬治·奧威爾在《1984》設計的“新話”，透過改造語言，或者說，扭曲語言來操縱靈魂，也遵循了這一路線。

©️《降臨》

大多數學者對“語言能顛覆性地決定思維”這一強定論是存疑的，更普遍接受的觀點是，語言的確會影響人們的認知和記憶，進一步影響著人們從事思維活動的難易程度。例如，澳大利亞某一土著部落的語言系統中沒有“左、右”的方位詞，只有指南針式的“東、南、西、北”表示位置，此族群的人時刻對方位的敏感，較之一般人會有更清晰迅捷的方向辨認。換句話說，如果你的語言裡只有“藍色”，那你的色感很有可能不如打小母語裡就有深藍淺藍湖藍天藍淺藍和淺淺淺藍的另一個人。

©️《降臨》

語言是美麗而脆弱的

：當我們接觸一門新語言時，一團模糊、混沌的意識之網鋪展開，我們迫切地在宏大的共享資訊庫中援引線索，編織想法，儘可能無損地傳遞給外界。暗藏在語言下的一個社會共通的思維方式潛入頭腦，從而改寫支配人的直覺、行動與言說。相應地，新語言與母語的糅合交雜，造成觀念的碰撞，你會愈發覺得有限的語言，無法完美地勾勒出無限的、思維的細枝末節。

©️《降臨》

導演張律在電影《福岡》裡給出了一個神奇的設定：打破了語言的壁壘，人們能互用母語無障礙地溝通，隨著語言作為外殼的融合和消融，當代社會“溝通無效”的症候得以緩解，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方式演變成心靈的相契。語言是為了方便人們溝通而誕生，但語言的侷限性與模糊性築起高牆，一句不經意的“詞不達意”，在美學、政治、情緒上都會產生齟齬。《福岡》尊重了語言的多樣性，也神奇地消除了語言障礙，人與人之間鬆弛的情感流動，也許如今最稀缺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