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在上世紀50年代觀察到，隨著美國經濟在戰後繁榮發展，人均收入的差距也不斷縮小。因此，他提出了一個開創性的假設，即隨著人均收入增長，社會收入不平等會減少，形成一個倒U型曲線，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曲線。

然而現實情況沒有像設想的那樣發展，在美國和歐洲等發達經濟體，不平等水平在1960代後開始逐步回升。庫茲涅茨曲線也受到諸多質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他指出庫茲涅茨誤將美國戰後二十年的繁榮發展視為不平等曲線的終點。實際上，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此後不斷加劇，甚至回到了鍍金時代的水平。他還開創性地指出，r>g——當資本回報超過經濟發展的速度時，社會貧富差距將不斷拉大。

在發展中國家，快速經濟發展讓無數人改變命運，實現脫貧。然而如何將持續增長與公平分配長期統一，利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發展，實現共同富裕成為政策屆與學術界的挑戰。近期羅漢堂前沿對話第七期“數字時代的科技與平等”於雲端舉辦。活動匯聚了包括5位諾獎得主在內的近60位國際一流學者專家、政策制定者和企業實踐者，共同探討如何善用數字技術，推動普惠發展，“馴服”不平等問題。

作為第一個發言嘉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認為，不平等現象不是一個技術性問題，而是帶有約束的社會選擇，更廣泛地，應該屬於政治經濟學範疇。阿瑟·劉易斯和庫茲涅茨的研究告訴我們，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往往容易產生收入不均的問題。但是，如果每個人的收入所得都在增長，只是速率不同，在高速發展的經濟體中往往被視為一種良性現象，只要防範極端不平等現象出現。在推動普惠發展中，數字技術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範圍內企業家精神的大爆發，特別是在和數字技術以及網際網路相關的領域中。這背後的原因是數字生態系統低技術門檻，低接入成本的特點讓創新創業的成本急劇下降。此外數字金融為這些創業活動提供的資金支援也也不可或缺。

當談到數字轉型時，人們常常聚焦於隨之而來的就業問題，然而這只是數字轉型的一個維度。自動化可能替代勞動者的工作，也會幫助彌合資訊鴻溝，特別是對那些長期受此困擾的低收入階層而言，可以推動機會均等。這遠遠超越了狹義的經濟範疇，延伸向了改善基礎教育、醫療健康對低收入人群的覆蓋等領域。

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方漢明提出的觀點與“第三次分配”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社會收入分配有三個環節即市場前，市場中和市場後，市場前分配指的是一個人的家庭背景、受到的教育和訓練、財務條件等；決定勞動市場中分配的則是各種要素價格，其中包括創業技能、勞動技能、資源和土地等，而這些要素價格又受到技術和全球化的影響。市場後分配則包括稅收、轉移支付、社會保險和慈善等。

政策制定者可以在這三個分配環節中介入，改善社會公平問題。例如在市場前階段，政府可以透過普及教育，提高整體教育質量以及教育金融支援等促進機會均等。如今，數字技術在教育領域大有可為，優秀的老師可以為遠在千里以外的學生授課；數字金融則可以為學生提供低成本的學生貸款。在市場中環節，介入手段應該是以促進公平競爭為主，健全的監管和法律可以避免價格訊號失效。最後，政府在稅收，轉移支付和鼓勵慈善活動的政策一直是改善不平等的有效手段。

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AIIB）的首席經濟學家埃裡克·博格洛夫（Erik Berglof ）指出，數字技術不一定會減少不平等，但絕對會帶來大量發展機遇。特別是數字基礎設施，可以讓發展中經濟體實現飛躍式發展（Leapfrog）。他列舉了三個案例，第一是AIIB在印度尼西亞的通訊衛星專案。儘管印尼是全球第四人口大國，但國土分佈在17000座島嶼上，特殊的地理環境導致通訊基礎設施發展落後。而通訊衛星專案可以讓4500萬印尼人接入網際網路，與教育和醫療資源連結起來，這對當地經濟發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第二個是散落在中國25個省市和自治區的5000個淘寶村，顯示了數字技術如何彌合鄉村地區與城市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最後是巴基斯坦的“醫生新娘”專案。在巴基斯坦，醫學院的畢業生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然而這些女性結婚之後，有一半會放棄從醫。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遠端診療技術讓這些“醫生新娘”可以為偏遠地區的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大衛·奧托（David Autor）是研究技術與勞動市場最權威的專家，他表示技術不會替代人類，這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是需求增長的速度更快，人們消費增長的速度是收入增長速度的1。03倍。第二，技術一方面會替代人類的工作，但也會產生新的工作，或與人們的勞動形成互補，提升勞動生產率。他的研究顯示，2018年美國60%的工作崗位是在1940年後出現的。然而他也指出，在勞動市場轉型的過程中，獲益者和失意者不會是同一批人，從長期來看，他對技術可以普遍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持樂觀態度。

在看待技術與平等問題之間的關係時，我們尤其要注意區分臆測與事實，羅漢堂總裁陳龍在討論中提醒我們。他認為，技術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而不平等的根源是技術滲透的不均所造成的。不平等實際上是經濟短期發展向長期發展過度的一個階段。許多真實世界的資料顯示，技術進步與不平等之間並無明顯相關性。例如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機器人應用程度較高的國家，並未出現嚴重的失業率上升；在中國，儘管數字技術高度滲透，但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基尼係數非常穩定，甚至出現小幅下降。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電子商務給不同教育水平帶來了均等的創業機會，淘寶平臺的的資料顯示，不同教育水平商家的累計收入出現了逐漸收斂的趨勢。

最後微軟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施瓦茨（Micheal Schwartz）的分享指出，企業可以在平等問題上做出更多共貢獻，例如在以高房價著稱的總部西雅圖，微軟投入2。5億美元為社群建設廉價住房。此外他還帶領團隊投入人工智慧倫理方面的工作，開發可解釋人工智慧，減少演算法黑箱，提升AI的包容性，以應對演算法歧視等問題。他最後總結道：“我認為，技術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也是一切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