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伊米

誰來定義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誰來定義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誰來定義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尤利婭與曾祖母的照片

誰來定義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王婷兒

年近30歲的尤利婭沒有找到自己人生的答案。她因為醫學入學門檻高而選擇醫學系,試了之後卻意識到,自己感興趣的一直是人的心靈而不是身體;轉讀心理學之後,又發現自己真正的熱情在於視覺化的事物。她決定成為一個攝影師,兼職在書店打工。

在電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裡,尤利婭在不同的人生方向以及幾段親密關係中選擇、猶豫、尋找自我。和四十多歲的漫畫家男友在一起時,尤利婭從對方身上獲得對自我的確信,卻也因對方既已成熟的理性思維所表現出的強勢而感到壓迫,選擇分手;與下一任男友在一起時,她終於可以放開做自己,卻在嘗試後,發現自己並不滿足於這樣“平庸”的生活。這讓尤利婭的人生顯得反覆、猶疑。

這部故事背景設定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的電影,呈現了作為現代世界中最為發達的北歐社會中,一個女性被給予了足夠的自由之後,在成為自己的過程中依然面對的困惑與摸索。片名定為“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看上去像是大眾對這樣一種“未被安放”的人生狀態的否定,但電影卻以一種溫柔的開放態度,對這樣一段生命狀態展開了細緻呈現。

電影裡,尤利婭30歲生日時插入了這樣一段旁白:“尤利婭的媽媽艾娃在30歲時已經離婚兩年,是一個單親媽媽和出版社會計;尤利婭的外婆在30歲時有三個孩子,在國家劇院的《羅斯莫莊》中飾演呂貝克·維斯特;尤利婭的曾祖母阿斯特麗德在30歲時喪夫,獨自養育四個孩子;尤利婭的曾曾祖母有七個孩子,兩個死於肺結核;尤利婭的曾曾曾祖母赫塔是一個商人的妻子,在一場無愛的婚姻裡育有六個孩子;尤利婭的曾曾曾曾祖母沒能活到30歲,當時,女性的預期壽命是35歲。”

和過去的時代相比,現代世界中的女性獲得了極大的自由。尤利婭一代的年輕女性,終於不再像她之前的女人們一樣,早早地步入婚姻,與家庭為核心的經濟體捆綁在一起,以家庭生活取代社會生活,而是能夠在多元的、有保障的世界中作出自我的人生選擇。作為一個女性,尤利婭一代受到來自社會的顯性束縛開始鬆脫,鮮活的生命呼之欲出。

但同時,“尤利婭們”還是在自我與隱含的社會期待之間徘徊。電影裡,尤利婭數次對於自己是否準備好成為母親感到猶豫:在四十多歲的男友表達了想要孩子的期望時,她不願被對方的想法裹挾,不接受男友“很多人自己還沒活明白就有孩子了”的說法,說道:“我之後某個時候也會想要孩子,但我現在不知道……”和下一任男友在一起時意外懷孕,她依然不確定自己在面對這樣一個新生命時是開心還是難過。

在這樣一個自由的時代,女性被賦予的依然是一種“假性自由”,被給予了自由卻依然沒有完全擺脫社會對於女性的隱性期待。在這樣的期待中,一個女人到了一定年齡應該結婚、生子,選擇一種穩定的生活,交上一份令人滿意的“人生答卷”。作為一個女性,依然需要在母職身份與自我身份之間作出選擇——是否完成了自我實現,與是否滿足了作為女性的社會期待,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是一個男性從來都不需要面對的問題,可它卻依然清晰地橫在每一個女性的面前。

在電影裡,尤利婭對於生命中那些“不是自己的東西”有著非常敏銳的直覺。在與漫畫家男友的親密關係中,尤利婭敏銳地發現在思維更成熟的男友面前,自己的感受被不斷地“下定義”,而在男友對事物的系統性分析中,那些因沒有被納入分析而讓她感到不適的東西,正是她生命裡那部分沒有成形的“自我”。

尤利婭對於自我的確認,正是在這樣一種對“一致性”與“被定義”的逃離中獲得的。吃了迷幻蘑菇後,尤利婭在幻境中看到了自己肥胖的、變老的身體,感受到來自多個陌生男性的撫摸,懷裡抱著一個丟給她的孩子……這些場景,似乎正是一個女性在現代社會的凝視下,依然存在的內心恐懼的潛在釋放。

這部電影難得的地方在於,它並沒有給出一個關於“一個人如何找到自己”的答案,而是抱持著一種開放的態度,以一個女性的主體視角出發去討論她生命中的選擇與困惑。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的選擇也許有反覆,看上去前後不一,卻並非是錯誤的,而是一個女性在面對自己、不斷跟自我對話的真實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尤利婭具有一種難得的特質,她總是能夠守住自己的不確定,誠實地面對自我的困惑,而沒有接受某個既定的答案——即使這些並沒有為她帶來確定的人生答案。

整部電影的敘事十分尊重個體的節奏,細緻地呈現了個體生命的猶疑、徘徊和沉思。電影裡不加評判的細緻講述,正是對片名《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所指涉的刻板印象的巧妙化解。一個生命的成功與失敗本來就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如果執著於某種外在的社會標準,反而忽視了真實處境中的個體內心。況且,假如走向成熟意味著某種封閉性的答案,那麼,對於自我生命的探尋是否在某個外在的既定時刻就已經停止了?

除了那些猶疑與逃離,個體生命也需要時間去找到自己內心堅實的那部分。片中展現了幾個尤利婭的獨處時刻:在漫畫家男友的新書釋出會上,尤利婭感到來自男友作為“成功人士”與外在社會對“成功”的定義的壓力而選擇逃離,在離開的路上,她遠遠地眺望著山下的奧斯陸城;漫畫家去世時,尤利婭經歷了曾經親密的人的死亡、由死亡而產生的對於愛與生命的確認,她獨自一人來到海邊,在日出之前長久地凝視著海面。在這些時刻,那些質疑與沉思開始凝結成個體生命中某些更確定的東西。我想,在經歷了這些確定性時刻之後,即使她的生活並沒有什麼外在改變,尤利婭面對生命的態度已經不同了。

而片中展現的現代城市生活的圖景,與其說是女性面對的問題,不如說它所呈現的是每個現代人都在面對的生命困境。如電影中尤利婭發現,這些已不再是自己的困惑,高速的資訊時代與大的全球議題環繞在每一個獨立而孤獨的個體生命之上,向人們提出一個問題:一個現代人要如何找到一種忠實於自我的生活?這部電影,正是透過切近一個真實的生命,凝視她的困惑與尋找,來討論一個女性、抑或是一個普遍意義上的個體,如何在現代世界完成對於自我存在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