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由於人類世界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思維方式與認知型別。
場域依賴性（Field dependence）
1954年和1964年，心理學家赫爾曼·威特肯和他的同事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由於他們斷言婦女在認知方面屬於場域依賴型，而男子則屬於場域獨立型。
故這種差異又可稱為分析功能與整體功能的區別——在知覺中，
他們認為男子傾向於具體分析，而女子則傾向於整體考慮。
用於論證這一研究的曲型測驗是“棒與框實驗”。
這一實驗過程是：被試坐在一間漆黑的屋裡，面朝中間放置了一根發光棒體的一個發光框子。
棒和框都向一個角度傾斜。被試的任務是把棒體調到真實的垂直的位置。在實驗中，框的傾斜使人產生錯覺，難以把棒調到垂直水平。
能夠準確地把棒調節到真實垂直的人，屬於場域獨立型，因為他們能擺脫使人容易產生錯覺的框，即所謂的場域，從而進行獨立的調節而那些不能準確調節的人則屬於場域依賴型。
根據婦女在這一測驗中普遍比男子易犯錯誤，威特肯推論說在認知型別上，婦女屬於場域依賴型，而男子則屬於場域獨立型。
在此
必須指出，這種結果只能在視覺測驗中獲得。而在其它測驗中，如閉眼進行操作，往往巾幗不讓鬚眉。
威特肯對他的研究所做的解釋，是那種偏離事實的信仰飛躍的絕對例證，這種信仰的形成往往介於結果和解釋之間，特別是當研究證實了社會刻板期望時更是如此。
有些心理學家已開始意識到，在易受錯覺影響上存在的一般性差異已被人們做了不適當的解釋，並導致了各種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形成，即認為婦女依賴性強，而男子獨立性強。
根據這些批評意見，人們很難了解在這一例子中，當場域背景容易產生錯覺時，有關認知型別的結果究竟意味著什麼。
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即男性和女性的知覺與加工資訊的方式是不同的。
謝爾曼假說（Sherman hypothesis）
1967年，心理學家朱莉婭·謝爾曼（Julia Sherman）提出一種假設，她把在能力和認知型別上觀察到的性別差異大多直接歸於空間能力上的性別差異。
她深信這些空間能力上的差異是由於男孩子和女孩子具有不同的早期經驗。比如，男孩子們的遊戲經驗使他們在空間關係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早期教育。
有一些證據支援謝爾曼的假設。結果確實表明，當空間能力上的差異被排除後，棒與框測驗中就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
此外，排除了空間能力上的差異以後，算術推演中的性別差異也難見蹤影了。
總之，我們已經看到，除了某些特殊能力外，在一般智力上不存在性別差異。女孩子在語言能力和知覺速度等測驗中處於優勢，而男孩子則在空間視覺和算術能力測驗處於優勢。
在測量認知型別的棒框測驗中，男子一般顯得更為準確，因此這一結果常常被用於證實男性比女性更擅長分析，但這些結果也可能由空間能力上的差異引起。
成就
學業成就
在各年級裡，女孩子的成績都比男孩子要好些，甚至在能力測驗這類男孩子得分較高的一些範圍內也是如此。
在諸如“斯坦福成就測驗（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等這類標準化學業成就測驗中，得到的性別差異同能力測驗中的性別差異十分接近。
在科學、社會研究和算術推演中，男孩子得分較高，而女孩子則擅長於拼讀和語言運用，只是偶爾在算術計算中表現不錯。（阿娜斯塔思，1958年）。
女孩子的學業發展也比男孩子順利，很少見到姑娘留級，更多的是升級甚至跳級。
職業成就
稍停片刻想一想著名女科學家，並把她們的名字寫在紙上，可能至少有90%的人會寫上“瑪麗·居里”，另外10%的人可能因想不起她的名字而什麼也寫不出來。是呀，除了她還有誰呢？
這說明，在科學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婦女本來就鳳毛麟角，而我們對她們的認識更是少得可憐。（其他還有一些婦女，如安娜佛洛偶德，珍妮·勞威克—古多爾和瑪格麗特·米德）。
在標準傳記辭書中，功名卓越的婦女所佔的比率不到10%
，而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因為她們屬於名門望族，再不就是某個名人的妻子或者情人。
天才婦女—比阿特麗克斯·波特爾（Beatrix Bauer）的故事
比阿特麗克斯·波特爾以著有《彼得·拉位元的童話》一書而名聞遐邇。
她的傳記中所披露的大量史料生動地描述了這位在生物學界創新開拓的天才婦女的奮鬥歷程波特爾生於1866年，八歲時就能專心致志地繪畫和貼上蝴蝶標本了。
她對真菌尤感興趣，從十多歲開始到二十多歲，她每天都儘可能抽出時間研究那些她以往未觀察過的生物種類，並把這些一一臨下來。
到了1894年，她對真菌和地衣的研究已非常深入了，併產生了個初步的想法，認為地衣產於共生，即兩種生物有機體之間存在一種相依為命的關係。
為了證實這一假設，她贏得了她的叔父，一位傑出的化學家的幫助。根據自己的研究，波特爾揭示出在共同形成地衣的菌類和海藻之間存在著的相互依賴關係。
透過她的叔父，她同科學機構發生了聯。她叔父領她去皇家植物園介紹她的著作時，恰好見到副總管在整理橡膠林，副總管不耐煩地說：“我對菌類一竊不通，我只懂得熱帶植物。”
那幫科學家以十分冷淡的態度打發了她。總管對她的真菌圖也毫無興趣，指責這些圖過於精美，不符合科學標準。
儘管在科學界屢受挫折，但她仍堅持不懈地從事地衣研究並開始研究孢子。由此可說，
她稱得上是第一個解釋地衣共生關係和開始瞭解孢子發育的英國人。
她叔父因為她被科學機構拒之門外而勃然大怒，決定公開她的觀點。1897年，海倫·B·波特爾的一篇題為“論傘菌孢子發育”的論文在倫敦的林奈學會上宣讀了。
論文是由一位朋友宣讀的，B·波特爾不在場，因為當時只有男子才能有資格出席這類會議。但是，她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受到人們重視的想法依然十分渺茫。
兩年後，她放棄了對孢子植物的研究。因為她發現自己寫的並配有插圖的書，可以引起孩子們的極大興趣。
她寫的第一本因配上插圖而顯得更加精美的書，是關於小兔子拉位元的。由於找不到發行人，她便自費印刷發行。
結果《彼得·拉位元童話》從七十年前發行至，一直暢銷不衰。波特爾個人生活的心理體驗在她筆下的主人公身上得到真實再現，他們遭受了種種磨難，嘗夠了失敗的滋味。
例如，彼得·拉位元因為花匠麥克·格雷戈的粗暴，竟不能在花園散步。憑著科學與藝術的雙重稟賦，B·波特爾最終贏得了社會的承認。
她透過撰寫有插圖的兒童讀物，終於找到了一條和性別相適宜，並能充分發揮自己創造力的成功之路。
她47歲時才結婚，丈夫是一位律師。茲後三十年，她在鄉間過著平靜而幸福的生活，也許有人會猜想如果她不受到那些阻撓，她將會為科學做出多麼巨大的貢獻啊。
一項關於著名婦女的早期統計研究，收集了從公元前七世紀到1913年間42個國家的868名婦女的資料，其中獲得文學聲譽的人最多（佔38%）。
這顯然是仰仗了婦女在語言能力上的優勢。
不過，其中聲譽最高的人（根據在傳記辭典中所佔字數多少為衡量標準）卻是那些女王、女政治家以及名人的母親和妻子。
婦女是靠種種非智力的途徑獲得聲望的，比如，悲慘身世，天生麗質；也有靠文學上的成就而青史留名的。
即使在婦女世襲的“領地”裡，那些第一流的，最有聲望的地位往往由男子雄踞著，我們已經瞭解到婦女對藝術具有很強的美學鑑賞力，然而出類拔萃的藝術家卻大多是男子。
建築物內部裝飾行業和服裝行業也往往為男子獨佔鰲頭，世界上最優秀的廚師也是男子在當代，婦女的成就與男子相比仍然有較大差距。
1968年，美國只有3%和7%的婦女分別是律師和醫生。
1965年，來自《美國“誰是誰？”》名人錄的抽樣表明，婦女所佔的比例已從1925年8.5%降為4.5%（查福，1974年）。
一般來說，婦女通常在藝術界嶄露頭角，而男子則在實業界平步青雲。
如果有一個卡斯爾式的當代研究，那麼在他的名人錄中一定要加上許多超群絕倫的女英傑英吉拉·甘地，戈爾達·邁爾，埃莉諾·羅斯等等。
從對那些自幼就被譽為天資聰穎的婦女的追蹤研究中，人們領悟到了所謂“尖端缺損”現象。斯坦福超常兒童研究可能是這類研究中規模最大的。
在加利福尼亞各學校中，有600多名孩子的智商在135以上（占人口的1%以上）。但是，其中女孩子成年後的職業都普普通通，很少有人出類拔萃。
在男子中，智商和成就有密切關係。在實際生活中，智商在170甚至更高的超常婦女，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家庭婦女或一般職員。
面對這類巨大的資源浪費，真使人為之目結舌。綜上所述，就成就而論，
女孩子在學業成就普遍優於男孩，但談到職業成就，女性則落後於男子。
女性具有高度的語言才能和學業成就，但成年後卻平平一般，這令人吃驚
。這現象也許是性別歧視和性別角色社會化等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由此可見，人們將大部分有著超常智商的女性都禁錮在了普通崗位，然而這種現象又豈是一朝一夕之間就形成的。
長久以來對女性的偏見與歧視在無形之中讓很多有才能的女性不得不礙於社會道德約束，變得泯然眾人矣，進而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這也是為什麼傑出的人裡面大部分都是男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