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年輕一代認識紅樓夢，大多透過劉心武，或者說到紅樓夢只知道劉心武呢？圖書館、書店裡最好的位置都留給了《劉心武揭秘紅樓夢》！
其實劉心武師承周汝昌，而周汝昌結緣紅樓夢的研究，傾其一生奉獻於新紅學，則是源於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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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
得
胡適虛懷，將新紅學推向巔峰
1947年，在燕京大學讀書的周汝昌，接到家兄的一封信，託他去燕京圖書館蒐集“敦誠敦敏與曹雪芹”交往線索。周汝昌不負所托，讀遍了圖書館相關書籍，終於找到敦敏詩集中的《詠芹詩》（網上的連結大多如此，實際是敦敏《懋齋詩鈔》，其中大抵是寫與曹雪芹來往的），附一《贈曹雪芹》：
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
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殘夢憶繁華。
新愁舊恨
知多少，都付酕醄醉眼斜。
周汝昌因發現敦敏《懋齋詩鈔》，將其考證曹雪芹身世、去世等寫成文章《〈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發表在《民國日報》副刊上。只因自從胡適1922年開創新紅學熱潮，距此已有25年餘，加之周汝昌只是一個大學生，自然沒有引起更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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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8年1月中，胡適看到這篇文章，一直要找的敦敏《懋齋詩鈔》終於有人看到了，自然十分高興，當即聯絡《民國日報》副刊編輯，找到周汝昌的地址。胡適在給周汝昌的信中，肯定周汝昌找到《懋齋詩鈔》是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一大功績，認為周汝昌所推定“曹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是有道理的。
胡適的來信，無疑給了周汝昌極大的鼓勵。為了給胡適回信，他開始仔細研究《紅樓夢》。直到兩個月後，周汝昌給胡適回信，就曹雪芹的生卒年月進行請教。如此一來一往，二人頻繁通訊，僅胡適寫給周汝昌的信就多達7封。
當年夏初，周汝昌帶著《紅樓夢新證》草稿去東廠衚衕一號胡適住處，當面請教！胡適也如信中承諾的，言而有信
的
將《甲戌本石頭記》孤本借給周汝昌。之後還陸續借了《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甲戊本《紅樓夢》等珍貴資料，並對周汝昌的請教仔細、毫無保留地進行回覆。這就是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對待一個燕京大學學生周汝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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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胡適的虛懷如谷和平待人，讓周汝昌誇下海口，“然先生太忙，又豈能以此為專務”，“追隨先生，繼續工作”。於是周汝昌，傾其一生，將胡適開創的新紅學推向巔峰。1953年9月其《紅樓夢新證》出版後，當年的紅迷們幾乎人手一冊！
新紅學開創，得舊紅學大儒助力
一封信成就了新紅學的巔峰，而一本書也助力新紅學的開創；胡適對待周汝昌的胸懷正如當年的蔡元培對待胡適。應該說，當年新舊紅學酣戰之際，正是蔡元培的雪中送炭給了苦苦尋覓的胡適一本書，才讓胡適開創了新紅學，而蔡元培雖敗猶榮。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同時其《石頭記索隱》也出版，書中將紅樓夢看
做
是政治小說，排滿吊明的民族主義隱含書中，在清朝腐敗軟弱以致覆亡之際，該書成為“索隱派”的佼佼者，將“索隱派”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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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4年，北大教授胡適對蔡元培提出了挑戰，直言“索隱派”完全是牽強附會、猜謎語，並且用歷史材料進行考證，從而確證了《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家族曾接待康熙4次，家族一度繁華，後來大抵因虧空或其它原因（周汝昌、劉心武提出“太子說”），家族被抄沒，因此《紅樓夢》是自敘說，且後40回是高鶚所續。
此文一經發表，即刻在紅學界引起轟動，且考證材料詳實、推論邏輯清晰，胡適的新紅學確實令人信服，將4年前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完全推翻在地，胡適也順理成章
的
登上紅學研究的頭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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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蔡元培從紅樓夢姓名寓意、意識、性格等角度撰文，引用中國文人愛猜謎的習慣等例子說明“索隱派”的
有理
。從而使得新舊紅學的論戰進入白熱化。
胡適為自己更加有理有據，開始四處找尋相關典籍，尤其是曹雪芹好友敦誠敦敏的作品，更是胡適找尋的重點。胡適搜尋敦誠的《四松堂集》兩年未果，就在絕望之際，蔡元培竟託人向徐世昌的“晚晴簃詩社”借到《四松堂集》的刻本。胡適就是在這本書裡找到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自敘說”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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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研究傳幫帶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聘任當時未畢業還未取得博士學位的胡適任教授，給以高薪、給以重任，未曾想胡適竟然“恩將仇報”明確指出老領導蔡元培的錯誤，還廣而告之，引起新舊紅樓夢之戰。但老領導蔡校長“以德報怨”以博大胸襟替胡適新紅學蒐集到關鍵材料，助力胡適站穩新開創的新紅學。
時隔26年，北大校長鬍適又以博大胸襟、平等態度結識了草根學生周汝昌，並帶領、鼓勵周汝昌進入新紅學，而周汝昌也不負所望將新紅學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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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周汝昌出版《周汝昌與胡適先生》，在書中闡述了走上新紅學研究之路的歷程，並深切懷念了恩師胡適之先生。
感謝民國那個時代，相容幷包、自由民主，深入每個知識分子心中。新紅學的開創，不得不感謝這個特殊且短暫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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