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獲過國家一級的獎麼？

陳佩斯：沒有。

記者：無論是小品，或者喜劇話劇？

陳佩斯：沒有，都沒有，我是一個非常乾淨的人……

說陳佩斯演完小品功成身退恐怕不太妥當。

很多人講了陳佩斯對於小品的貢獻，卻很少有人談他對中國喜劇電影和喜劇話劇的貢獻。陳家父子對中國體制的鬥爭不只是嘴巴動動，而是真刀真槍的幹過。

首先，他和朱時茂可能是中國第一次（？）敢跟國有媒體叫板版權的人，對於我們這些小輩來說，版權意識從此而生也可能不為過。

在拍《父與子》的時候，陳佩斯曾遭叫停，原因是因為當時如果要拍攝電影，必須掛名電影製片廠，私人是不允許拍攝電影的。陳家父子曾拿著劇本投奔各地電影廠，但都因“電影廠不喜拍攝喜劇”為由，遭到拒絕。最後是陳強老爺子拍著臺子才繼續拍下去，所以《父與子》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也是當時唯一一部沒有廠標的電影。之後陳佩斯也註冊了自己的電影公司，但最後還是在體制鬥爭（如果有人說這個理由是藉口也沒關係，我說的重點也不是這個）中轉向了話劇表演。

在話劇表演中，陳老師進入的時候民營企業是很少的，他也投身了跟審批、劇場和不公平競爭的鬥爭當中去。

也有知友講了陳佩斯老師對喜劇表演的理論總結和教育上的貢獻。這裡就不多說了。

所以說陳佩斯輾轉過許多表演平臺，而且幾乎始終代表了進步的東西，始終跟體制身體力行的作鬥爭，這在中國有幾個？

摘錄幾個他在《非常道》裡的觀點：

談84年春晚《吃麵條》：預演的時候底下觀眾笑得前仰後合，電視臺領導嚇得找他們談話，不敢讓他們上春晚。陳說，（文革）殘酷的政治鬥爭帶來的是人的尊嚴被剝奪，快樂的權利被剝奪——快樂的權利成了一種人與人關係平等、和解的象徵，所以給你笑的權利和不給你笑的權力就成了一個政治標誌。

談話劇：《托兒》把一種社會危機（誠信危機）用一種快樂的形式表達出來。不是危情就要危言聳聽，讓觀眾受教育，而產生逆反心理。《陽臺》預示一種社會危機的產生，（社會高速發展帶來的問題）先秦的發展極為迅速，當時任何國家也無法相比，但也迅速滅亡了，對今天社會的預示。（這部分可見“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那段）

談喜劇：喜劇建立在悲情之上，所有的喜劇都是悲情的延伸。取笑殘疾人是最古典的喜劇表現手法，先秦就有，今天還在用說明我們在倫理道德方面落後了。同時，把騙人當做成功和勝利，把被騙當成可笑， 是全社會價值判斷的扭曲。不是藝人個人問題，是全民族的問題，因為有什麼需求就有什麼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