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新刊 | 張劼穎：迴歸故里

《讀書》新刊 | 張劼穎：迴歸故里原創張劼穎讀書雜誌

編者按

法國學者迪迪埃·埃裡蓬《迴歸故里》是去年以來熱議的話題書，自問世以來得到了人類學者、社會學家的廣泛關注。張劼穎用一篇書評，既描述了作者回到家鄉格格不入的階級認知，更進而對法國教育系統的不平衡、寒門子弟上大學、教育研究乃至反思社會學本身，做出了自己的評價。

迴歸故里

——從法國舊故事重返工人文化

文 | 張劼穎

（《讀書》2021年9期新刊）

迪迪埃·埃裡蓬年少離家，直至成為享譽法國的學者，從未返鄉。在電話裡得知父親病危，他沒有回家。父親去世後，三十年來，他第一次踏上故土。在外省小鎮的故里，他感到格格不入。作為大學教授，出現在電視上，談福柯、談學術，用語書面、衣著得體，他知道自己在老家親戚眼中是一個怪異的人。而對於大罵移民的家人、做屠夫的兄弟、徹徹底底的工人階級，作為左翼知識分子的他卻頗感疏離，無話可說。為什麼？為什麼三十年不回家？埃裡蓬問自己：為什麼在多年的學術生涯中自述來路、自我反思的時候，常常訴諸自己同性戀的身份，卻從來不提工人階級的出身？這個貧困的、長大後不斷逃離和迴避的家庭，究竟意味著什麼？

迪迪埃·埃裡蓬（Didier Eribon）（圖片來源：montgomery。dartmouth。edu）

出生於一九五三年的埃裡蓬是法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福柯傳》《亦近，亦遠——列維·斯特勞斯談話錄》是其頗受讚譽的知識分子研究作品。《迴歸故里》是他的自傳性作品。在這本書中，他追溯個人成長的經驗——一個底層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成為知識分子的歷程。他的自述細膩又異常敏銳，一方面以個人生活史貢獻了社會學、人類學的階級研究及工人研究的傳統；另一方面，對於近幾十年來的法國社會變遷提供了鞭辟入裡的觀察。

如果不是這趟迴歸故里之旅，埃裡蓬就不會體驗面對家人的窘迫之情，進而對此進行社會學的反思。反思社會學是當代法國社會學、人類學的重要傳統和方法論。作者自我剖析的勇氣和深度也相當驚人：他不是回答生命歷程中什麼成就了自己——而是反思，他透過“不是什麼”而成為自己，即，追索自己前半生迴避、否定、想要消除的究竟是什麼。結合個人的生活史和社會批判，埃裡蓬在書中回答了自己如何與工人階級產生文化分離，從而得以逃離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命運，並闖進知識分子的陣營；而稜鏡的另一面是——自己沒能成為、拒絕成為的——當代法國工人階級，作為文化、政治的主體，如何在社會結構和歷史情景中被塑造。

面對多年未見的家人，埃裡蓬的感覺是“格格不入”。實際上，現代高流動社會版本的“近鄉情怯”對於今天的中國讀者來說也並不陌生：成年後在大城市取得一席之地，回老家時感到諸多不適，與家人再無共同語言，甚至產生隔閡，發覺自己再難回到記憶中的“家鄉”。埃裡蓬的洞見不僅在於對這一感受的捕捉，更在於揭示了這種隔閡的根本原因：這並非源自學者與工人的職業差別，也不是大都會和小地方的風格差異，更不是代際間的文化衝突，就只是階級差異。他發現，自己成長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困難，並不是個人的或家庭的獨特問題，而是工人階級的共同處境。要成為知識分子，就要逃離工人的宿命，就要和家人不一樣，要另擇其道而行之。這種文化的分離從小就開始了。直到躋身知識階層，無法再在工人的生活世界中安然自處，不適感便格外顯著。

蘭斯大教堂。迪迪埃·埃裡蓬1953年出生於法國蘭斯的一個工人家庭。蘭斯在法國曆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是歷任法國國王加冕的地方，前後一共16位法國國王在此接受主教加冕（圖片來源：allhistory。com）

“格格不入”就像是一種社會懲罰，即離開社會結構再生產軌道的階級僭越者所感受到的文化差異、約束乃至排斥。如果用布林迪厄的語彙來解讀，社會階層之間存在著“區隔”，“格格不入”就是當區隔被穿越的時候，“慣習”（社會成員持久的身體和情感傾向）與其所處社會位置的不相適所帶來的感受。這是一種對階級爬升或躍遷者的雙重文化困擾：貧家子弟初入知識階層手足無措，知識精英迴歸故里又無所適從。

回到家鄉，昨日重現，記憶翻湧，與社會學思索交相映照，一切都得以重新認識。埃裡蓬後來意識到，自己成長的過程是一個階級攀升的過程，必然會遭遇文化排斥。如此看來，自己曾經的叛逆並非意外。少年時代，有股“不可抗力”讓他突然厭學、乖張叛逆。英國工人研究經典，威利斯的《學做工》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對工人階級青少年的叛逆文化有過論述。工人子弟上學到了一定年齡，就會產生“學校不適合自己、繼續讀書也沒有用”的認識，繼而開始蔑視學校的規矩，變成叛逆的“壞傢伙”，把自己和順服的好學生區分開來，並建立一套不同於學校的、和工廠車間文化高度近似的行事準則和亞文化。工人子弟就是這樣主動脫離教育系統，自然而然地子承父業。

埃裡蓬髮現，從小，對所屬階級的認知就像是一種本能，知道“我們”和“他們”不一樣。如其所言，階級主體的建構，是“一個社會召喚的情景……透過使人們發覺自身階級所處的社會狀況，並賦予我們特定的地位和身份，它實現了這種召喚；這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透過那個我們將要成為的人傳遞給我們的形象，我們意識到自己是誰，自己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因而，年少叛逆是對“我是誰”的掙扎：既是符號性的反抗，又是對命運的順從。相對應地，威利斯也揭示了青少年基於階級自我認知的反叛，一方面像是一種“合謀”，讓他們自動放棄透過高等教育獲得更好工作的路徑，而甘願忍受低報酬的重體力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洞見”，洞穿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教育和工作的本質，因而確實是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反抗——儘管悖謬的是，這種反抗反而實現了勞工的再生產。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海報（圖片來源：douban。com）

工人子弟自願早早放棄學業、建立亞文化，也是跨文化的現象。近年來國產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喚起社科研究者對“殺馬特”文化的再關注。這部不是社會學調查卻勝似社會學調查的紀錄片道出了“殺馬特”的諸多特徵。“殺馬特”主要由“珠三角”青年農民工組成，他們誇張怪異的服飾和髮型，既是為了在極度枯燥的工廠生活之外，追求有限的自由和表達的權利，也是為了滿足同輩認可以及社交的需求。儘管紀錄片並未就其人口結構做出量化調查，但是，片中所呈現的群體特徵是，他們輟學、離家打工時的年齡非常小。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提到自己很小就決定放棄讀書、外出打工。“殺馬特”造型，成為一種“警戒色”，幫這些格外年輕的打工者免受侵害和欺凌，畢竟，“壞孩子”看上去會厲害一點。威利斯退休後來到中國做田野調查，很快就注意到了“殺馬特”。他發現中國青少年以兩種不同的路徑來實現現代化的召喚，“遵從者”延遲滿足、自我壓抑、刻苦學習，透過高考的獨木橋，實現現代性和城市夢；而“違逆者”則放棄教育這條路，透過“殺馬特”式的外貌改變、玩手機等活動，早早接入其現代化想象，隨後成為低薪酬勞工。

《特權》（Shamus Rahman Khan， Privile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

要從事學術工作，教育和文憑當然至關重要。埃裡蓬回憶，在受教育過程中，自己必須不斷抵禦中產子弟不會面臨的物質和文化雙重障礙，才能一次次頑強、幸運又意外地重回正軌。一個頗具意味的事件是他和一位中產家庭背景同學的懵懂初戀。這位同學向他展示了自己聞所未聞的知識和品位，不僅讓他確認了自己對知識的渴求，更讓他見識到了不同階級出身在教育體系當中所擁有的不同資本和道路。相對那些因為文化資本而註定成為學者的人，他能成為一名知識分子，其實就是偏離了社會既定軌道的僭越者。

對於法國教育系統的不平等及其作為階級再生產機制的本質，布林迪厄曾有深刻揭示。他的經典研究《國家精英》呈現了：高等教育體制實現的不僅是知識的教授和人才的選拔，也是將既有文化資本者源源不斷地分派到承襲自父輩的、註定屬於他們的社會位置上，同時實現對這一過程的自然化和正當化。“文化資本”這一概念在中國語境中並不陌生，無論是士大夫的“家學淵源”或是平民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都闡明瞭文化作為可繼承資本的現象。不過，布林迪厄認為，僅僅說明教育實現了社會成員的子承父業還不夠，透過量化資料呈現個人教育成就與其家庭出身的關聯也不夠，關鍵在於對整個過程、機制的分析。他在《國家精英》中建立了場域分析的模型——各個高等教育機構共同構成了一個具有特定結構的立體星系，並以此探討法國社會中不同精英，如政治精英、“穿袍資產階級”和各類小資產階級，是如何在一個動態的、博弈的教育系統中，實現社會地位的代際傳承和階層的再生產，並構造“公平競爭”的幻象的。

聖保羅中學（St。Paul’s School ），西莫斯·可汗在《特權》中所研究的物件，從這裡走出了三位總統候選人、六位參眾議員、十二位美國駐外大使、十位美國各行政機關首長等優秀畢業校友（圖片來源：findingschool。net）

更為晚近的教育研究提供了更多跨文化的例子。西莫斯·可汗的《特權》就基於對美國一所精英中學所做的田野調查。這座中學為頂級名校源源不斷地培養並輸送英才。其中所呈現的美國當代精英教育，較之布林迪厄論述的法國版本，已經具有一些新的特徵。根據這部民族誌的描繪，新精英的特長已經不是掌握著高寡的、普通人不可觸及的知識和禮儀，而是自信和“淡定”，即可以從陽春白雪到街頭嘻哈，在不同文化和知識間任意探索、切換、調配和連結。因為今天的世界（至少看起來）是一個開放平坦的新世界，一個資訊自由的世界。要捍衛舊精英的知識不再容易，把大眾排除在外也不再正當。今天新精英的特權不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要透過努力學習和持續的經驗積累才能獲取。特權在英才身上的具身化，是一種透過經驗而習得的淡定，即隨時隨地舒適、自然、舉重若輕。在這裡，新精英的舒適與埃裡蓬所講述的“不適”恰好構成互文，都表現出階級文化是如何浸潤身心的。精英的選拔和教育就像一種儀式，讓原本並不超常的個體脫穎而出，為其賦予光環，再委以重任。從舊世界到新世界，新舊精英在文化、知識、主體等諸多方面已經大相徑庭，不變的是圍繞教育持續生產的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敘事，以及教育制度將實際存在的社會不平等自然化的機制。

“天賦＋努力”的精英敘事在美國華爾街的民族誌《清算》中也有詳盡呈現。作者揭示了華爾街建構的金融精英神話：遠超常人的聰明卓越（頂級名校出身的頂尖學生）和努力（突破生理極限的超時加班），高度競爭和淘汰率（頻繁的大量裁員），並且是公司股東利益的真正代理人。這種透過實踐不斷強化的敘事，讓他們超常的鉅額收益愈加合法化。儘管華爾街的邏輯在常人看起來是荒誕的，例如過度短視且毫無長遠規劃、為了眼下收益對企業進行破壞性操作、在經濟上升期間反而大幅裁員，等等，但是華爾街的精英文化卻持續為其建構正當性，並不斷向外輸出，試圖統攝、改造其他企業，使得“1%”繼續操縱、佔有著大量的社會財富，而“99%”的生活每況愈下。

法國國立行政學院2002-2004屆桑戈爾班合影，紅圈標記的是馬克龍（圖片來源：lemonde。fr）

近期，馬克龍宣佈關閉法國國立行政學院，作為對法國階層固化堡壘的摧枯拉朽之舉。這座《迴歸故里》有所述及且為《國家精英》重要分析物件的學府，是法國政治精英的孵化器，曾經為法國培養了數位國家領導和企業高管。透過馬克龍這一具有象徵意味的行動可見，布林迪厄揭示的法國高校系統作為國家精英繼承機器的本質已經不再是秘密。而在今天的中國，與教育相關，特別是“教育焦慮”的諸多現象，也一再被熱議甚至詬病。事實上，沒有人天然地不想要快樂、健康的教育。大眾之所以不願意放棄痛苦的競爭，正因為對於教育作為階層流動之途徑的認識。這或許也是一種有限意義上的“洞穿”之見。對於抱持著對教育、考試、社會公平之頑固信念的大眾而言，教育仍然可能是階層維繫、升遷的為數不多的機會。教育系統是一個兼具雙重特質的場域：既包含公平競爭的賽道，又可以是階層再生產的機器。由於教育與階層，特別是與階層流動的合法性密不可分，圍繞教育的喧囂和爭奪不會輕易落幕。

其實，《迴歸故里》中“寒門貴子”的故事不新，也不為法國所獨有。梁晨、李中清曾以“無聲的革命”形容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生的鉅變——基礎教育的推廣、統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點中學的設定，使得高等教育不再為上層所壟斷，其中工農子女比重不斷地增加。（當然，對此研究也有批評，例如，“工農”“幹部”等範疇，在我國幾十年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中具有特殊的涵義，不能簡單劃分。）社會學亦不乏關於“大學裡的農家子”的經驗研究，或分析高等教育與階層流動的量化關係，或呈現階層流動者的質性經驗。不過，埃裡蓬所作的，並不是對自己寒門貴子之經驗的自戀式敘事。他的述說最終都指向了有關工人主體和階級生成性的探討：對自己成長的反思，實際上呈現了工人作為文化的主體是如何在社會結構中建構的，而更多對家人的觀察，則分析了工人作為政治主體是如何在歷史情景中塑造的。

埃裡蓬注意到，只要和家人談到移民，就話不投機。從這一經驗出發，《迴歸故里》追問，法國工人階級如何從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支援極右翼政黨，變得越來越種族主義。從小他就會聽到家人對移民不友善的稱呼和議論。但是這種聲音隨著諸如“國民陣線”的極右黨派的興起，逐漸演變為愈加成熟的政治表述，併成為工人的顯著聲音。埃裡蓬指出，責任首先在於法國左派政黨自身，一九六八年“五月風暴”之後，在他們的話語中，工人的階級觀念、文化、渴求和尊嚴，乃至“工人”本身都消失了。換句話說，他們沒能成為工人的真正代言人。

五月風暴（法語：Mai68），是由於整個歐洲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而於1968年5月—6月在法國爆發的一場學生罷課、工人罷工的群眾運動（圖片來源：historyfun。cn）

今昔對比，埃裡蓬髮現家人不再像以前一樣光明正大地、驕傲地投票給工人政黨，寧願遮遮掩掩地投給極右政黨。為了解釋自己給極右的瑪麗娜·勒龐投票的行為，母親說“給她投票的人不是真的想讓她當選。第二輪投票時我們才正常投票”。對此，埃裡蓬並未傲慢地加以批評，而是透過回顧母親多年來的態度和表達來理解她的選擇。在工人的認知裡，“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對抗，不再是“富人”和“窮人”、“工人”和“資產階級”的對立，而加入了新的維度，即種族。上等人被理解為鼓勵移民的人，下等人也就是“我們工人”，成為“日常生活中為此受苦的人，移民被看作他們所有痛苦的來源”。種族取代階級，成為劃分“我們”和“他們”的邊界，一種“法國人對抗外國人”的“充滿敵意的世界觀”就此形成。埃裡蓬指出，這就是階級主體化的過程，人們透過政治話語來理解和表述生活中對苦樂、利益的感知，進而建立和修改“人—我”群體的劃分界限，從而塑造社會團體的歸屬和團結感，政治的主體也因之得以建構。正是這樣，法國工人的排外感受逐步轉化為政治表述和行動。而白人工人“深入骨髓的種族主義”使得極右政黨成為可能。

事實上，無論是從《特權》描繪的美國新一代未來精英，還是從《學做工》呈現的英國勞工後備軍身上，都可以看到族群、性別等身份成為階級主體的建構性元素。在《特權》中，女學生不得不付出格外的努力，先克服自己作為性別主體的存在，才能達到精英的淡定以及男同學的那種“自然”的優秀。《學做工》則揭示了工人尊嚴與男性氣概、族群身份間的密切關聯，英國勞工對工人身份的認同，正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做的是一份“屬於男人的工作”，而且要比南亞裔工人更加優越。在現實社會情境中，性別、族群要素與塑造工人階級的身份認同本身密不可分，也正因此，工人關於種族和性別歧視的文化是如此冥頑難化。

就是這樣，《迴歸故里》連綴個人生命的經驗與階級生成的歷程，講述了一個常新的舊故事。故事雖是第一人稱的、私人的、敏感的，但絕非自戀的。作者的關懷在於對社會不平等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對工人階級的深刻理解。一個啟示或許在於其反思性。知識分子遠離或逃避家鄉並慨嘆“回不去了”，抑或以“懷舊”的心態來審視自己與家鄉或原生階層的關係，又或者積極行動，在現實的掣肘中努力踐行著對家鄉的反哺。無論如何，可以帶回階級的視角，反思我們從何而來，再想象自己與家庭、家鄉、階級的關係，然後，重新書寫，我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