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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訪談|作為馬來華語文壇的“奇蹟”,黎紫書的新書為誰而寫?

“要為我的家鄉怡保寫一本書,這書自該是家鄉人而非只有資深文青能讀懂的”

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何 晶

圖/受訪者提供

1971年生於馬來西亞的黎紫書,被稱作馬來華語文壇的“奇蹟”。

自1995年以短篇小說《把她寫進小說裡》獲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出道後,她筆耕不輟,是該獎設立以來獲獎最多的作家。2010年,黎紫書的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獲第四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

近日,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黎紫書的最新長篇小說《流俗地》,該作品曾入選《亞洲週刊》2020年度十大小說,王德威、王安憶作序推薦。

小說以馬來西亞“錫都”怡保被居民喊作“樓上樓”的小社會拉開序幕,以世俗小城中市井小民的平淡生活,呈現數十年曆史深處的一眾卑微生命。

獨家訪談|作為馬來華語文壇的“奇蹟”,黎紫書的新書為誰而寫?

編輯

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說,《流俗地》娓娓述說一個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馬來西亞社會華人的命運:“黎紫書為當代馬華文學注入少見的溫情,也為自己多年與黑暗周旋的創作之路,寫下一則柳暗花明的寓言。”

王安憶則表示,“小說與歷史宏偉敘事有關,可到了‘流俗地’卻降為人世間。我最感動他們三人手牽手走在路上,羅漢護觀音似的,沒有芥蒂,沒有罅隙,混沌一團天籟,簡直要飛上天去,卻又落回地面,做了俗人,還是要依著歲月長大。”

《流俗地》是黎紫書的第二部長篇小說,距離上部長篇已經過去了十年。她說自己終於有勇氣和能力來書寫家鄉,交出來的成品和最初構思幾乎絲毫不差,感覺自己終於當得起“小說家”的稱號。

獨家訪談|作為馬來華語文壇的“奇蹟”,黎紫書的新書為誰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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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我心目中的《流俗地》是這樣的:它不是大眾化的型別小說,而是嚴肅的文學作品,但必須精彩、好看,能讓人享受到閱讀長篇小說該有的樂趣。”

“不炫技”是為了成全更高的技巧

羊城晚報:

能否請你談談關於這部小說最初的想法?是什麼讓你在構思十年後,自覺已經到了可以動筆的狀態?

黎紫書:

以自己的家鄉為背景去創作,對長年寫作的人而言,終究是不可避免的。這世上還有什麼地方能比家鄉更能召喚我的記憶和情感?我很早就堅信,自己若一直寫下去,總有一天會寫這樣一部小說。而如果要寫,那麼多年的記憶和細節,也唯有長篇足以裝載。

但長篇不是我的強項,十年前寫過第一部之後,我明白自己需要更多時間去思考和探索。過去十多年我去過許多地方,中國、英國、德國、美國……這裡住兩年,那裡住一陣,某種意義上有點像“流浪”。

人在外面才會從不同角度回頭看清楚自己的來處,不僅是家鄉小城怡保,也有我的國家馬來西亞,甚至我也看到了三千多萬人口中的自己。

每次回去,我都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對家鄉的眷戀,感覺自己進一步認識了它,與這土地和這裡的人更親近了。這是這部小說的基調,如果你不愛這個地方、不關注這些人,即便在這兒度過一生,也寫不出這部小說。

羊城晚報

:《流俗地》表面上是以盲女銀霞為主角,其實是一部群像小說,人物很多,每個小篇章之間互有關聯,但其實也可獨立成篇。能不能說這是一次你對家鄉馬來西亞怡保的全景式呈現?

黎紫書:

我喜歡“全景式呈現”這說法。本來我就沒想寫“一個盲女的故事”,那得在盲女身上灌注很多意義和隱喻。一開始我就打定主意這是一幅長卷,一幅風俗畫,而每個篇章的題目不過只是個小標記。

銀霞固然是小說的主軸,小說由她推展開來,讀者由此看到其他人的家庭和人生。

《流俗地》裡的人物,雖說大多是虛構,但我明明又是認識他們且一直關注著的,這些人身上結合了馬來西亞人尤其是其中華人的各種特質。有不少馬來西亞讀者跟我說,書中的許多人物,他們彷彿見過。

獨家訪談|作為馬來華語文壇的“奇蹟”,黎紫書的新書為誰而寫?

編輯

羊城晚報:

之前你談到過選擇以寫實主義創作這部小說,王德威教授也在推薦序中說,相比上一部長篇《告別的年代》,這次你摒棄了寫作炫技。你希望這是一部雅俗共賞的小說嗎?

黎紫書

:我希望這是一部人人能讀的小說。要為家鄉寫一本書,這書自該是家鄉人而非只有資深文青能讀懂的。寫實主義看起來樸素無華,雖不“炫技”,卻並非不用技巧。

把各種機巧置於表面的敘事底下,又要用得自然,以不著痕跡、不為讀者覺察為佳,所以作者必須放下虛榮和按捺住炫耀之心。這就像金庸小說裡寫的“重劍無鋒,大巧不工”一樣。

就《流俗地》而言,真正的內行人會看出來,“不炫技”本身是為了成全更高層次的技巧。

“讀者的我”常會提醒“作者的我”  

羊城晚報:

說到更隱蔽的寫作技巧,我發現你在《流俗地》後記中談到,在寫作過程中,總有一個挑剔的“讀者的我”始終伴隨你。

黎紫書

:“讀者的我”其實沒給我什麼提示或建議,她多數時候是在阻止我,不讓我“誤入歧途”。讓作者放下虛榮和按捺住炫耀之心,這並不容易。大多數作者都難免這毛病,我們有表演慾,因此很多小說寫著寫著變成了作者的秀場或講臺。

而那個“讀者的我”會經常提醒“作者的我”:她壓根兒不欣賞這些東西,她要讀的是“小說”。

還有一點是小說的節奏。不少讀者提到《流俗地》的敘述節奏,都會說它“不疾不徐”。這並不容易把握,所謂不疾不徐,實際上要做到當疾處,疾也;當徐處,徐之;也就是行文要疏密有致、張弛有度。

這個“度”,只能憑著自己的閱讀經驗去拿捏。那是“讀者的我”說了算的事。

羊城晚報:

《流俗地》的語言很有特色,作為中國大陸讀者,我是一口氣讀完的,沒有任何隔閡。整部小說讀下來非常流暢,幾乎都是短句,我又對其中的一些粵語詞彙感到親切。你怎麼看待小說中的方言?

黎紫書

:地方書寫,怎麼能不以方言入文?尤其是寫人們的對話,沒有一點方言俗語,整個“地方”的味道都不對了。在地方書寫中,方言是不可少的調味料。

儘管《流俗地》裡的“錫都”是粵語之地,但我並沒有把所有對話都寫成粵語,而只是適當加入了幾個特別能表現粵語特有的腔調韻致的詞,相信這樣就足以“點醒”讀者,使閱讀更有趣味。

這些偶爾出現的粵語詞彙,也有助於控制或加強小說的敘事節奏和語調,只要用得其所,就不會造成難以跨越的理解障礙。

我很喜歡在小說裡讀到各地方言。事實上,除了南方作家,中國的北方作家不也以方言入文嗎?不過是大家都早已習慣,以致不察覺那也是方言罷了。

羊城晚報

:這次寫長篇,8個月完成20多萬字,算寫得蠻快的,中間有推翻重來或是多次修改嗎?

黎紫書:

我推翻重來是在這8個月以前的事。小說本來不是這麼開始的,之前試過另外兩種寫法,各寫了幾萬字,第二次寫了七、八萬字,都覺得敘述調子不對,很不順暢,於是全部推翻,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在現在的小說裡。

至於修改,我一邊寫一邊回頭重讀,其間不斷會有細微調整,寫到最後水到渠成,就不用大肆修改了。總的來說,我不相信“作品是改出來”的這種說法。若覺得一部作品需要大肆修改才能端出去,那我乾脆不讓它誕生,不等寫完就會把它扔掉。

《流俗地》的完成, 讓我享受到 “隨心所欲”  

羊城晚報

:在馬來西亞這種多元民族和文化的社會里長大,能否談談你的身份認同?這對你的寫作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嗎?

黎紫書

:身份認同的問題,馬華作者好像繞不過去。畢竟大家讀到的馬華文學,都頂著那麼顯眼的“離散”標誌,揹負著海外華人多少代的宿命和悲情。

誠然,馬來西亞極具獨特性,我們大概是所有海外華人移民中,對自己的“華裔”身份,包括華人文化,尤其是母語,都特別堅持的一群。但我這一代以及後來的世代,畢竟已不同於先輩了。

拿《流俗地》裡的人物來說,儘管各民族之間的相處還有不少成見和隔閡,但已不是所謂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了。

以前的我也許因為要在創作上獲得認同而積極加入離散書寫的“主流”,但過去這十年,我已經不這麼想。我不敢說自己已經打開了新的文學世界,但《流俗地》的完成,確實讓我享受到了“隨心所欲”的自由——寫自己想寫並真正關注的,用自己認為最適合的手法去寫。相信在這種狀態下,我會寫出更多“不一樣”的作品。

羊城晚報

:你怎麼看女性主義寫作?

黎紫書

:我從來無心於女性主義寫作,應該說我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雖然作為一名女性,而且來自一個父親缺席的“全女班”家庭,我對女性的成長和處境有很深的瞭解,但坦白說,我並不因此而對女性(相對於男性)有更多的同情。

生存不易,不論男性或女性都有其困境。女性主義的書籍,我讀得比較少,其實是我不特別關心,所以我也不太可能在創作中單獨聚焦於女性的處境問題。

責編 | 鄧 瓊

審籤|梁澤銘

實習編輯|張瑞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