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電視劇敘事性的弱化

電視劇作為講述“中國故事”的方式之一，是用鏡頭來講故事的，具有影象的直觀性。影象符號具有比較固定的指涉意義，不像小說文字那樣可以給讀者留下豐富的想象空間，著名文化理論家斯圖亞特·霍爾就認為，影象符號比起語言符號而言，任意性比較少。因此，電視劇往往很難表現複雜的人物性格或心理活動，故事情節也容易流於簡單直接。

比如某些電視劇直接透過拼湊臺詞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網路小說在影視化改編過程中有時也會因主演形象不能滿足原著粉絲的想象而受到批評。正是由於電視劇對想象力進行了消解，這就對其鏡頭語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部優秀的國產電視劇應當能夠靈活地調動豐富的視聽語言，把握好敘事方式、增強電視劇的敘事性，從而傳遞國族符號、講好“中國故事”。

近年來，中國電視劇開始熟稔於用強大的明星陣容製造聲勢，用華麗的色彩和聲效追求極致的視聽享受，用鋪天蓋地的媒體策略吸引人們的關注，這背後折射出的是認知上的誤區，即過分注重電視劇的視覺效果，卻忽視了對於“中國故事”的關注，陷入了形式主義的泥沼。在電視劇對於敘事提出更高的要求時，迴避這一核心問題，轉而尋求其他方面的提升，可以說是捨本逐末。

二、對於資本力量的屈從

在我國，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降，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大眾文化的普及。“與某些高雅文化作品淡化其商品特性不同，大眾文化毫不諱言自身的商品屬性———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商品，是當今消費文化的一部分。報社、雜誌社、出版社、廣播電臺、電影製片廠、電視臺、網站等正是這些文化商品的製作或生產機構。”電視劇作為大眾文化的一種，具有商業屬性本無可厚非。

但如今，隨著資本力量的強勢介入，電視劇在自律性與他律性之間的矛盾更加凸顯，這也成了經常被探討的命題。目前，我國一些電視劇的商業價值遠高於其精神價值，這與電視劇的製作方對於資本力量的屈從不無關係。為了迎合市場，一些製作方把商業利益置於首位，凡是能夠引起觀眾眼球的伎倆盡皆用到電視劇中，不顧電視劇所具有的精神價值與社會功能，置“中國故事”與國族符號於一旁，解構中國歷史、戲說英雄人物，一味追求流量而忽視質量，短平快的製作生產流程背後是藝術對資本的妥協。

以至於電視劇市場魚龍混雜，藝術精品不多，有數量而缺質量，有高原而缺高峰，海外傳播影響力仍然不足，這對電視劇行業的良性發展是非常不利的。當然，我們並不否認電視劇的商業價值，而是希望在追求商業價值的同時能夠注重電視劇的精神核心，以內容為本，打造藝術精品，最終實現收視與口碑的雙豐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