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伊米

一位七旬老人與他的麻風時代 | 國際麻風節

張馥蘭,“麻風村口述史”專案發起人

現在的年輕人甚至連麻風病是什麼也沒聽說過。

隨著政府宣佈大部分省份已經基本消滅麻風病,這種曾經讓人們聞之色變的疾病似乎愈行愈遠,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甚至,記憶中。

然而把時間倒退一甲子,那可是曾讓幾十萬家庭經歷妻離子散、生離死別的疾病。

幸好還有國際麻風節這樣的日子,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去重拾一點過去的記憶。在這裡,我想與你分享一位七旬老人與他的麻風年代的故事,這個故事裡有血淚、有命運的碾壓,也有不甘的反抗。

▌患上麻風的母親和她的家庭

老人叫陳安華,出生於民國36年(1947年),祖籍南海縣人(現佛山市南海區)。但我們得先從他的母親講起,不僅因為母親是孕育他生命的人,還因為,母親患上了麻風病。正是這個病,讓他的一生與母親的命運更加緊密相連。

患病本無過錯,但在那個年代,它卻彷彿可怕的詛咒,籠罩著整個家庭,更讓旁人唯恐避之不及。

彼時沒有治療麻風病的特效藥,病人一方面不得不承受病痛的摧殘,另一方面卻還要接受社會的口誅筆伐,人們認為患麻風是道德敗壞或風流韻事所致。

在家鄉難以立足,不得已,父母帶著年幼的他和兄弟姐妹從南海縣搬遷到了江門市區,希望能在陌生的地方過上平靜的生活。

時間很快到了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著。集體生產和“大鍋飯”的模式讓人與人之間的聯絡空前緊密,也讓麻風病人變成了更加“可見”的社會問題。

農民不敢跟麻風病人一起勞作、吃飯,如果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將是公社化的一大障礙。

基於這樣的社會背景,再加之當時中國醫療界對麻風病認識的匱乏,它的傳染性被誇大。藉著大躍進的“東風”,短短兩三年時間裡,用於隔離麻風病人的麻風院村在全國各個縣和公社紛紛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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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四川省涼山州布拖縣烏依鄉的阿布洛哈村,在彝語裡意為“深山裡的谷地”,金沙江的支流西溪河穿行而過,在2008年前這裡被稱作“麻風村”或“麻風病康復村”。目前村裡有69戶,220人。其中有36位麻風病康復者,其餘為麻風病康復者的後代。 china。com

緊隨而來的是全國麻風病大普查,陳安華的母親便是在普查中被鑑定出患了麻風並隔離入院的,麻風院位於新會縣(現屬於江門新會區)一個偏僻的山區,如今叫崖西醫院。

這一年,陳安華11歲。他最小的妹妹還是不足1歲的嬰兒。

時隔將近60年後,

陳安華回憶起當時母親被強制隔離入院時的感受,用了“生離死別”四個字。

在那個年代,入院意味著與社會和家庭的分離,未治癒病人的出入受到嚴格限制。

他還記得,父親哭了。但父親卻從來沒有去崖西麻風院探望母親。

陳安華認為是當醫生的父親太忙了,但我卻隱隱感到這其中還包含著他父親放不下的驕傲和內心難以言說的痛。

有一回,父母吵架,那是在母親未入院前。父親憤怒地拋下了一句:全家都沒用的!

他父親算是那個時代的文化人,在民國時期是私塾教師,還懂西文,1949年之後只能改行開門診當西醫,在緊接著的公私合營運動後又不得不關掉診所到醫院工作,收入少了一大截。

經歷國家社會的動盪,家庭的“創痛”和個人的不得志,這一切大概已經讓這位父親心灰意冷。

不久,剛讀完五年級的陳安華也不得不輟學回家。

因為有個患麻風的母親,這個小男孩在同學面前卑微得抬不起頭。他們對著他冷嘲熱諷,說他是“生風仔”。

在那個年代,只要家裡有一人患麻風,就會被認為全家都是麻風病人,可怕而不可靠近。

因為母親不在身邊,父親本來請了保姆來照顧還在嗷嗷待哺的妹妹,卻因為鄰里三姑六婆時常在背後議論,聽到保姆都怕了,沒來幾天就捲起鋪蓋走人。

於是,輟學在家只有12歲的陳安華便承擔起了照顧年幼妹妹的責任,一直到他自己18歲。

▌命運扼住了他的喉嚨

活到了18歲那一年,以低微的姿態躲在家中的陳安華似乎找到了人生的一點曙光。

在這一年,有人開始教他學畫畫了。

師傅陳高英是嶺南畫派創始人高劍父和高奇峰的徒弟,也是他父親的好朋友。他看到少年陳安華對繪畫的熱愛,於是主動提出教他。

陳高英開始教他畫花和竹子,他亦認真勤勉跟隨師傅學習。如今想來這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了,因為這可以讓他陶醉其中,暫時忘卻自己一家的不幸遭遇和痛楚。

然而,一切大概是命數。

剛學畫半年,文革便浩浩蕩蕩地開始了。師傅不敢再教他,他也不得不藏起畫筆,

只敢在無人的時候自己悄悄“塗畫”——這要被發現可不得了,這在當時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庸俗作風,是要被批鬥的。

那一年是1966年,紅衛兵奪門而入,他看著他們帶走了書籍和自己心愛的畫作。

不得已之下,為了生存,他開始進入社會找工作,卻處處碰壁。每到一處,一旦有人知道他有個患麻風的母親,就會把他趕走。

他最記得有一次,他找到一份蚊香廠的工作,廠長叫他當天12點來上班。沒想到等他出現在門口的時候,門衛一看到他,便冷笑道:

“哦,是你啊,你不用來啦!你是什麼頭路你自己知道的啦。”

幾年下來都是這樣的遭遇,有時去做幾天,別人一知道他的家庭情況就不要他了。他的幾個兄弟姐妹也是相似的命運。六個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四。

連喝水都成了問題。人們覺得他們一家去井裡打水也可能汙染水源,於是橫加阻攔。幸好他們兄弟多,要打水的時候就四兄弟出齊,帶上刀具,準備隨時跟人拼命。

實在被迫無路的情況下,他們甚至不得不用暴力來捍衛生存權利和個體尊嚴。

如果說這一切已經足夠坎坷和不幸,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他發現自己竟然也患上了麻風病。這一來,一家的“罪名”可以說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更加成了人們譏諷的口實。

面對著這一切,他也只能痛苦地默默吞下。

儘管早在1873年,挪威醫生漢森就發現了麻風桿菌——引起麻風病的罪魁禍首——否定了麻風病是遺傳病這一歷史悠久的傳聞和謬誤,

但100多年後,這一醫學常識在中國也沒有被普及。

人們仍然根深蒂固地認為麻風病是遺傳病,患病者是罪有應得。

將近60年之後,當我問到陳安華,他是否曾對母親有過埋怨,他這樣回答:“是,我確實有個患病的母親。但是,那些從小就患病的孩子,他們家人也沒病,這又要怎麼解釋呢?怨誰呢,只能怨自己命不好,出生不合時。”

這大概也只能用命運來解釋了。

麻風病後來被證實是一種只有微弱傳染性的疾病,超過95%的人有天然免疫力,剩下的5%要跟病人長期密切接觸才可能染病。

也就是說,如果你本身有這個免疫力,麻風基本就與你絕緣了。

然而,那5%就選擇了陳安華。

歷經世態炎涼身心疲憊的他這時想到了在崖西麻風院裡的母親,也許到了裡面會好一點,於是在

1969年,他主動選擇了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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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西醫院。 張馥蘭

進入麻風院的陳安華感到一切遠非他想象中那般。這裡是他的庇護所,但也像牢獄。一旦在這裡住下,出入就受到了非常嚴格的限制。

病人想要出去外面逛逛,或者回家一趟都要向醫院請假。當時出入醫院只能靠船,如果沒有醫生的請假條,撐渡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讓你上船的。

然而要請假卻非常非常難,很多思鄉心切或者家中有急事的病人選擇了冒險逃跑。他們把要攜帶的東西放入瓦埕,然後抱著瓦埕游水過江。而這些逃跑回家的人回來一旦被發現,當天就沒得飯吃或者要被罰參加義務勞動。

醫生對待他們的態度也讓他心寒。醫生每天全副武裝來巡房——身穿白大褂,戴著口罩和手套,穿著長筒水鞋。

因為包裹得太過嚴實只露出雙眼,他連醫生們長什麼樣子也不知道。

連那些從病人手裡寄出去的信件和錢幣都要先經過高溫消毒。

“當時為什麼社會那麼怕我們,因為連醫生都那麼害怕,別說普通人了。”說到這裡,陳安華有些憤憤不平。

他還被要求參加勞動生產。入院時他原本想著進來可以醫治一下自己有些傷口的腳,然而,

來到這裡,如果沒有幹活就沒飯吃。他們要靠勞動養活自己。

那個年代的麻風院就是幾乎自給自足又與世隔絕的封閉世界,也像外面的農村一樣,病人自治組織、農業、磚廠、手工業、商店、理髮室等一應俱全。

沒辦法,他只能下田幹活。然而每天晚上回到房間,一脫下鞋子,就是一片血淋林的景象,受傷的腳流出的血浸滿了襪子和鞋底。

如是反覆,他的腳傷越來越嚴重。他只好不斷調換工作,先後做過護理打針、抬過死人,又去手工業組織葵篷、飯堂煮飯等工作,終於有一天在供銷社工作的病人康復出院後被叫去補缺。

▌一隻畫筆和一條腿

因為限制病人外出,所以醫院內必須設定一個供應日常用品的地方,這就是供銷社,相當於現在的商店。供銷社要等大家收工回來才開門,所以白天大家勞動的時間陳安華反而是閒下來了。就在這時,他想到了重拾丟下多年的愛好——畫畫。

這是1979年,距他入院已十年。

不久,他的右腳因為腳底潰瘍過於嚴重而不得不截肢。

在那個年代,外面的假肢廠沒人願意為他們做假肢。

他和那些一樣不幸被截肢的病人只能上山砍結實的木頭,把中間掏空,將就套著走路

然而現實就是如此弔詭。如果不是因為腳的問題,陳安華很可能還要每天在田地裡幹著繁重的農活,難以騰出時間和精力來畫畫。

這麼說,失去了一條腿反而成全了他。

在麻風院裡,那些身體恢復良好、年輕力壯的病人要從事最繁重的工作,比如去磚廠挑磚、上山砍柴、下田收割;而那些身體較差的病人一般會從事像護理、飯堂、手工業等相對輕鬆的工作。前者工資高,但很多人最後卻因為高強度勞動而造成身體殘疾;做著較為簡單工作的後者,雖然工資低,卻有更多人保全了身體。

這正是為何在很多老一輩人印象中,麻風病人多手腳殘缺的重要原因。

在1980年代前,由於缺少特效藥和治療不及時等,麻風桿菌對神經末梢的破壞導致了病人手腳的麻木——失去感受外界入侵和傷害的能力。因此,病人在日常生活或參加勞動時,經常弄傷手腳卻不自知,等到傷口嚴重再發現已經遲了,而

當時的麻風院制度要求他們必須透過勞動養活自己,很多有傷口的病人也不得不參加工作,最終為了生存而失去健全的身體。

陳安華還是跟其他病人不一樣,在多年之後他用那支畫筆為自己失去的那條腿討回了一點公道。

自從重拾畫筆之後他便開始潛心苦練,晚上其他男女病人在花前月下的時候他也依然醉心於畫中。有人笑他傻,他也不應答,只是依然低頭默默作畫。

就這樣,二十餘載光陰從他的筆下流淌而過,直到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些書畫活動,於是開始把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寄去參賽,最終在全國書畫比賽中獲過一些獎,有畫作還被吳道子藝術館永久收藏,並被吸收為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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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安華在作畫。 張馥蘭

後來,大約在2010年,有一次新會殘聯(殘疾人聯合會的簡稱)舉辦殘疾人書畫展,過來找他要畫作參加展出。

從1980年代開始,在醫院的康復者終於可以自由出入了。這一時期出現了治療麻風病的特效藥,

中國政府取消隔離制度,新發現病人改為門診和在家保密治療。

然而雖然早已截肢多年,和很多同院的康復者一樣,陳安華一直沒有殘疾證。大約在十年前,他節衣縮食湊錢買了一部殘疾車,沒有殘疾證外出被交警抓到會很麻煩。於是他向醫院領導申請辦證。沒想到收到的卻是一句冷嘲熱諷:

你已經是吃國家的了,還想拿殘疾證?

又過了二三年,大概是由於大家反映得多,他們終於有了殘疾證。然而,右腿截肢的陳安華卻只被評了四級殘疾,很多像他一樣截了肢的康復者亦然。而只有評到一二級才有殘疾金可領。

於是當殘聯來找他的時候,他毫不客氣地說:

說什麼關心殘疾人,關心個屁,我失去了一條腿,居然評我四級。

略帶諷刺的是,前來的工作人員中就有一個是殘疾人,她失去了一隻腳趾公,卻被評了二級。

後來,殘聯又來了一次,把醫院裡所有康復者的級別做了重新評定,很多康復者從三四級改評為一二級。這一次,陳安華被評為二級,也終於有了殘疾金。

▌陳安華和麻風時代的遺產

1993年,陳安華的母親去世。

六年後,由於治好病出院或年老離世,醫院的康復者人數愈來愈少。醫院決定把新村的土地出租給一家“泥水”公司。於是,原本在新村居住的陳安華們被要求搬遷到舊村。隨後,他們曾經住過的房屋被推倒,彷彿這裡什麼也沒發生過。

新舊村都隸屬於崖西醫院,舊村是1937年民國時期美國教會所建,用於收容無家可歸的麻風病人,於1951年被中國政府接管;新村是1957年前後為了隔離收治更多麻風病人的需要而建。

搬到舊村之後,陳安華沒有忘記他的母親。他叫上幾位朋友前往母親的墳墓撿回了她的屍骨,並重新安葬在了舊村安葬死者的場所——六角亭。他還親自用水泥為母親做了一塊墓碑,刻上碑文:陳母黃氏靈姬之墓,並在每年在清明節前往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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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角亭。 張馥蘭

崖西醫院在1960年代達到高峰,最多時候同時收容病人多達800多人。而如今只餘下不足40名已經平均年過七旬的老人,而像陳母一樣早期入院的康復者已經寥寥無幾。

儘管他們當中絕大部分在1980年代特效藥出現之前就已治好病,但卻因為身體畸殘、社會歧視、社會保障缺乏等諸多原因而選擇留在當初隔離他們的麻風院裡。

陳安華也是如此。

他也想過出院,但殘酷的現實還是讓他止住了腳步,最終在麻風院裡度過了漫漫半世紀。

他一生未曾娶妻生子,在最後的歲月裡也孑身一人。他覺得很遺憾:如果沒有患病,可以娶個“靚女(粵語,指漂亮女人)”,有個家庭,多好。

在他入院那時候,醫院禁止他們談戀愛,一旦有病人不慎懷孕就必須墮胎。

在1950年的《婚姻法》中明確規定,禁止麻風病人結婚。

但人性是抵擋不住的,醫院裡還是有男女偷偷來往。但他沒有。入院初期身心俱傷的他根本無心顧暇。等到後來,那些漂亮又年輕的女人都治好病出院了。

雖然他也短暫嘗過愛情的滋味。那是在他入院前,在外面做散工的時候。他還記得那個女孩叫黃婉兒,她並沒有嫌棄他,然而她的母親卻堅決不允許。終於,在相處了一年多之後,他們還是分開了。

等到1980年代之後,政策逐漸放鬆,開始允許他們結婚,然而,他們已經老了。

也許,最後能給他一點慰藉的就是畫畫了,上天沒有奪走他最後那點光。如果沒有患病,他的理想是考入美術學院,最終成為一名真正出色的畫家。

然而,現實沒有如果,這終究又是另一單沒法實現的人生遺憾。

在去年年底,我準備在聖誕節那天去崖西醫院一趟,在出發前幾天,我打了電話給陳安華,然而,先後打了兩通電話給他都沒接,發了簡訊也沒有回覆。

我覺得有點蹊蹺,情急之下打給了同院的另一位伯伯,請他幫我轉告陳安華,說我有事要找他。

電話那頭的回答卻讓我有些措手不及:陳安華伯伯去了天堂了。

放下電話,我淚流滿面。一年沒聯絡,卻沒想到此生再也無緣見到我的朋友。

一年前他還精神矍鑠,沒想到還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就因為心臟病發而離去了。

他生於1947年,卒於2017年9月30日。去世時正值花甲之年。

因為聽聞這位老人個性和經歷的獨特,我在2015年曾先後多次懇請他接受我的訪談。時隔一年之後,他終於答應,但直到他為我講完故事,我才明白背後難言的痛。

到了聖誕節當天,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前往六角亭探望他,在盛放骨灰盒的一個格子裡找到了他的名字。我終於確信他不在人間了。

我又特地跑到陳安華出黑板報的地方。以往每逢節假日的黑板報都是他負責,我見到了上面顯眼而突出幾個大字——健康是福。那是他留給這個未曾厚待過他的世界最後的話。

我還是慶幸,搶在了時間前面記錄下了他珍貴的故事。那是他和他的麻風時代留給我們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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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角亭上陳安華的墓位。 張馥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