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要講的歷史雖然跟死亡有關，但這段往事卻相對輕鬆一些。

如果把時間往前推幾個世紀，翻看一下那會兒大人物留下的遺囑，大夥便會很容易地發現一個問題：當時的歐洲上層社會莫非流行某種特殊嗜好？舉幾個例子：1799年12月，彌留之際的“美國國父”華盛頓吩咐僕從，自己死後千萬別慌下葬，現放在太陽地底下曬上幾天，曬透了再說；1849年10月，偉大的音樂家肖邦在臨終前的絕筆信中再三重申，一定要把他的屍體解剖再下葬；1896年底，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死前也不斷叮囑照顧他的醫生，要求在他嚥氣之後切斷他的血管。

這些要求看上去很奇怪，其中有些甚至非常驚悚，令人不解。然而，這些大人物不惜冒著自己遺體被“褻瀆”以至無法體面下葬的風險，所追求的目的其實很好理解——他們擔心自己被活埋。

原來，歐洲人有一個習慣：一些比價有身份地位的人，死後棺槨會被放入教堂的地下室，或是埋葬在教堂墓地中。每隔一段時間，每當教堂等設施遭遇翻修時，這些棺槨需被請出來。眾所周知，工業革命以前，歐洲社會財富十分有限，尤其是在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尋常百姓能湊出一副像模像樣的棺材板已經算不錯了。這些棺材耐不住腐蝕，當人們搬運從腐壞棺材中掉落的遺骨時偶爾會發現一種可怕的現象：棺中遺體體態猙獰，手臂蜷縮於胸前，彷彿遭遇了極大痛苦。

在宗教支配人意識的時代，這種現象被加上了許多可怕的迷信說法，正如《聖經》中所說，耶穌死後3天覆活昇天；由此類推，這些死後也不得安寧的人，或是正是被不知從哪冒出來的鬼怪又折騰了一番呢。直至後來，人們才發現這所謂的“死人復活之謎”其實很簡單，那便是一些人在嚥氣後進入一種“假死”狀態，被裝進棺材下葬後不久又突然醒了過來，結果，好端端的葬禮就變成了活埋，“死者”只能在黑暗的狹小空間中絕望地等待死亡真正降臨。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人們知道了這碼事，而在醫學相當不成熟的當時，醫生無法藉助科技手段判斷一個人是否真正死亡，那麼人們又該如何避免“活埋”事故的出現呢？歷史上，歐洲人在這個問題上還是下了苦功夫的。

最開始，歐洲人最常用的手段就一個字——等。人死後不急著下葬，正如華盛頓所囑咐的那樣，先放在屋外晾透了再說。百姓也不知道所謂的“假死”能持續多久，究竟如何判斷一個人是假死還是真死呢？辦法也不難：既然是假死，人總歸還是要活過來；如果遺體開始腐爛，那便代表人是真完了，立馬張羅後事。

這個辦法固然保險，問題卻很大。眾所周知，人體開始腐壞時，遺體的外表絕不會好看，甚至會有些嚇人。一家人連同親戚朋友偕老帶小地目送親人入土呢，結果看到一具佈滿屍斑、面板開裂的遺體，心裡恐怕十有八九不會好受。於是，機智的歐洲人改良了辦法：有人故去後，其親人會找塊布把遺體包裹起來，就近找一處山洞或是其他陰涼地，將屍體靜置三四天，其間會安排人經常來查探。一來，由於停屍處比較涼快，遺體不容易腐爛；二來，三四天不吃不喝，即便是假死恐怕也變成真死了。這種辦法就十分接近咱中國古人“頭七”的習俗，相對比較穩妥。

進入18世紀後半葉，科學逐漸深入人心，百姓們開始嘗試用更科學的辦法縮短逝者是否為假死的判別時間。例如，人們會用燒燙的鐵塊去觸碰逝者的面板，看看接觸面會不會起水泡。這段時期，受到科學爆發式發展的影響，歐洲人愈發畏懼死亡，同時也極盡手段避免假死後被活埋的狀況發生。進入19世紀30年代以後，各種各樣防止被活埋的“著作”層出不窮，歐洲各國幾乎都建立了相關學會和研討會，彼此相互交流，共同制定出一套嚴格的測試程式。每當有人逝世，其家屬必須在專業醫護人員的現場指導下走完全套程式才能將逝者下葬。

1896年，一個發明轟動了全歐洲。那會兒，有個俄國貴族發明了一個“防活埋裝置”：倘若有人下葬後突然甦醒，只要肢體發生移動，那麼機關就會被觸發，地面之上的鐵盒蓋彈開，為棺材中的人提供充足空氣；與此同時，地面上的鈴鐺也會鈴聲大作。當然了，棺材裡的人也可以透過呼吸裝置大呼求救，可謂是三保險。

這套裝置看上去十分合理，也因此獲得了人們的追捧。當時，不少貴族和富人一早就立下遺囑，指名道姓地要求被葬入這種防活埋棺材。事實上，理想總比現實要豐滿得多，這種棺材的實際效果遠沒有人們期盼中那麼好。有人在拿到防活埋棺材後找下人做實驗，結果發現地面的鈴鐺根本拉不響，鐵盒的蓋子大機率彈不開，人在棺材裡呼救，外邊的人聽得模模糊糊，離得稍遠點就完全聽不見了。另外，棺材在移動中，任何碰撞和震動都有可能觸發機關，甚至連遺體腐壞時產生的脹氣也會發出誤報。最終，人們對防活埋棺材僅保持了“三分鐘熱度”。

雖然歐洲人在防活埋一事上磕磕絆絆，但這種恐懼並沒有持續太久。進入20世紀，得益於醫學的迅速發展，醫生們很快便能借助精密的醫學儀器判斷一個人的死活。同時，火葬也漸漸取代了土葬，雖然前者也偶爾發生一些“差錯”，但籠罩著歐洲歷史長達數個世紀的“活埋”陰影最終還是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