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詞喜歡用典，幾個字就能把典故帶出來，讓知道典故的人會心一笑，而不知道典故的人就要查閱資料，進而佩服寫詩作詞的人文學功底深厚了。其實，用典只是一種寫作手法，並不一定非得用到。但為什麼古典詩詞喜歡用典呢？

用典又叫用事，是一種寫作手法，引用古籍中的故事、詞句，可以達到言約義豐的效果，含蓄地表達出有關的內容和思想，而不是直說。或許詩人詞人確實有難言之隱。在封建王朝，作為詩人、詞人不能直接指摘皇帝，指摘大臣也是不行的，會招致權力的報復。他們不得已而為之，要用典故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即便有一些諷刺的意味，也只是用典故來表達，沒有明說，委婉地表達意思，也就不會橫遭打擊了。《唐詩紀事》說過一個用典的故事，說的是寧王李憲見到一個賣餅的妻子明豔動人，就強娶為妾。第二年，寧王問小妾是否還記得那個賣餅的，小妾點頭稱是。寧王召賣餅的進府，讓他們夫妻重逢。小妾淚流滿面，悲痛欲絕。當時十多個文士在座，其中就有王維。寧王讓王維作詩，王維寫道：“莫以今時寵，而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借楚王滅息之後搶息媯為妾，息媯不願事二夫的故事來說明女人的堅貞不屈。沒有直接諷刺寧王，而是借典故說事，使寧王大為感動，讓小妾與賣餅的回家團聚。還有李白的《行路難其一》中“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用了兩個典故，一個是姜尚垂釣碧溪，等待周文王的賞識，一個是伊尹在受到重用前夢到自己乘舟在太陽旁邊經過。李白說這兩個典故用意很明顯，就是希望得到朝廷重用，但又不能明說，以免有汲汲於富貴之嫌，但深究典故的用意，李白還是難逃沽名釣譽之嫌。詩中沒有任何諷刺皇帝不賞識人才的意思，反而強調行路難，其實還是慨嘆政治道路太艱難了，仕途太坎坷了。不然何以一方面慷慨陳詞“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一方面又慨嘆“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同樣慨嘆朝中無人賞識自己的蘇軾做了《江城子·密州出獵》，其中用典的詩句“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說的是漢文帝的時候，魏尚是雲中郡的太守，抵抗匈奴有功，卻因為多報了六個首級而獲罪削職。後來，文帝採用了馮唐的勸諫，派馮唐手持符節，到雲中郡赦免魏尚。而蘇軾當時被貶，在密州感覺懷才不遇，壯志難酬，希望朝廷有一天能派馮唐一樣的人來赦免自己，渴望報效朝廷。只是用典，沒有明說追求功名利祿，也沒有諷刺皇帝，但不管是李白還是蘇軾的慨嘆身世，用典說事，其實往深裡想一層，都有著對皇帝的一種暗諷，對官僚體系的一種控訴，只是沒有明說罷了。他們改變不了，只能委婉地寫詩用典，委婉地表達，還很安全，不至於嗆了皇帝的肺管子。

用典可以減少很多敘事的詞語，達到言簡意賅的效果。劉禹錫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中寫道：“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用了兩個典故，一個是“聞笛賦”說的是西晉向秀的《思舊賦》。三國曹魏末年，向秀的好朋友嵇康、呂安因不滿司馬氏篡權而被殺害，向秀經過嵇康、呂安的舊居，聽到有人吹笛子，由笛聲勾起了對朋友的懷念，因此說是《聞笛賦》，實際上劉禹錫在借這個典故懷念已死的好朋友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另一個典故是“爛柯人”，相傳晉人王質上山砍柴，看見兩個童子下棋，就在旁邊觀看，等到棋局終了，他手中的斧子柄已經腐爛了。等他回到村裡，才知道已經過了一百年。劉禹錫用這個典故表達人世滄桑變化，暮年返鄉恍如隔世的心情。兩句詩引用了兩個典故，而兩個典故並不簡單，需要一大堆文字才能敘述清楚，在詩中只用六個字就說明白了，達到言約義豐的效果。還有辛棄疾的《破陣子》：“八百里分麾下炙”，引用用晉人王愷以名為“八百里駁”的牛做賭注的故事，“馬作的盧飛快”則引用了劉備乘的盧馬從襄陽城西的檀溪一躍三丈的典故，創設意境，也說明了自己夢想犒勞出征將士，騎上飛奔的駿馬馳騁沙場殺敵報國的決心。

當然，詩詞用典不可過多，過多就會有“掉書袋”的嫌疑。漢大賦鋪張華麗，用典很多，當代人如果不借助工具書就很難看懂其中的典故，其中的用典除了對仗工整就是賣弄技巧了，還不如直接敘事抒情來得方便，但漢大賦的體式限制了直接敘事和抒情的特點，需要鋪排，需要縱橫恣肆，需要大量用典，不然何以體現大賦的風格呢？後人寫詩作詞大多用典，不管是抒情言志，表明心跡還是品評歷史，借古諷今，都在強調典故本身的文化資訊，強調典故本身的意義，就好像比喻，本體和與喻體之間一定具有可比性，而用典的詩人一定知道典故本身的意義和自身詩作所用到的意義具備一致性，而這種一致性又不能明說，只能藉助典故這種文化符號來隱喻了。

典故本身就具備一定的文化符號特徵，怎麼用，用到哪裡全憑詩人或詞人自己思考，而典故本身的意義足以讓詩人和詞人發揮詩詞諷喻的功能，看似在悲嘆自身，其實是在諷刺當朝，類似《春秋》曲筆，具備一定的意義了。或許，這就是文學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