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政府接觸、補習西學的歷程可以看出，以甲午一役為界，它的學習物件開始由西洋傾向東洋。戰爭帶來的仇恨雖非朝夕可彌，
且時常橫亙在兩國之間，但也不算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戊戌政變後，康梁雖亡海外，滿清卒行其法。單看改革內容，清末新政更像是對戊戌變法的繼承和推進，而非另起爐灶。清廷用意圖強，主要是由於國難危急、大勢所趨，卻也和伊藤博文不無關係。
1899年，李盛鐸奉旨出使日本，特地拜訪了賦閒的伊藤博文，後者不僅“殷勤款待，並致國書一通，請轉恭呈皇太后懿覽。書中之意，大略請中朝改行新政也。”
此事對兩年後慈禧的最終決策未必起到什麼作用，但能夠肯定的是，
從這一刻開始，伊藤的政治影響力再次得到了釋放。
與甲午戰後的“伊藤熱”（1895-1898）相比，新政時期的伊藤博文形象在質與量上都出現了兩大新變化，其中之一便是伊藤崇拜的樹立。
士人因為目睹了維新夭折和庚子國變，所以急需尋找一座閃耀的燈塔，並使自己深信它的光芒就指向文明和未來，於是就相中了日本及其前首相。
簡言之，伊藤博文經歷了一個賦魅的過程，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針對伊藤博文自身秉性的賦魅。
根據以往的印象，他的成功被歸因為精通西學，而到了清末十年，伊藤博文的宦途“多舛”、胸襟豁達和矢志不渝則被一些知識分子視為其人格魅力之所在。
《申報》就注意到，對於伊藤博文這樣的政壇不倒翁而言，所謂的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不只是一句格言，更是一種日常。
但他在寄情山水之同時，又總是會忍不住流露出對現實政治的關懷，看似“悠悠自得，幾無一毫勢利在其胸中，然忠君憂國之忱仍未嘗須臾”，推杯換盞時，常“將半生懷抱吐露無餘”。
遊歐歸來後，隨行者皆興高采烈，他卻“自愧不如”道“所見國政民風與四十年前往遊時相懸天壤”，以此告誡國民不可放緩維新。
這些生動的事例展現了伊藤博文對“進亦憂，退亦憂”計程車大夫操守的詮釋，
梁啟超則認為這是他受禪宗和王（陽明）學薰陶的結果。
總之，在晚清士人階層裡，伊藤博文算得上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了。
《京話報》把他和俾斯麥、李鴻章等人並稱為“近來幾十年，通天下最出名的宰相”，就連戒菸藥的生產商也要利用名人效應，大肆宣傳：“昔日本伊藤侯謂李傅相曰：中國維新是矣，然煙患不除，無以臻富強也”，
還把藥瓶上是否印有“伊藤侯之贈言”字樣作為鑑別真偽的一項標準。
其次是對日本明治維新經驗的賦魅。若是回顧伊藤博文進入中國知識分子視野的歷史，不難發現士人對伊藤博文的認知是與改革的現實需要亦步亦趨的。
此時，日本已成為後進國家發憤圖強的模範，伊藤則是人人慾爭做之“公例”。
滿朝公卿原先只敢小心翼翼地議論國政，如今，言新政而必言伊藤者，多如過江之鯽。如工部左侍郎兼江蘇學政唐景崇主張“修明政治以立憲為第一要義”，諫言學習伊藤博文，“奉使歐洲……可採列邦成憲，定為行政之原”。
內閣中書朱興汾也以天皇“遣伊藤等至外洋考察，頻年歸而改制”為例，陳說立憲乃“不可緩之舉”。
翰林院編修喻長霖則上書稱，“考各國初開國會，造端皆頗困難，而以法國為最兇，
日本為最吉”，全仰賴“伊藤諸賢”謀定而後動才免於失敗。
除漢臣外，滿人也拿伊藤博文說事，比如出身正紅旗的理藩部左侍郎達壽，建議朝廷起草憲法時“專任一人，使之綜理一切”，以防草案洩露而招致暴動。
類似的例子數不勝數，大小官吏儼然把伊藤當成了非在編的外籍顧問。
這股風氣甚至影響了中等教育界。
1907年，上海格致書院的四月份課題出了一道策論，名為“日本伊藤博文出使各國考查憲法，與近今中國出使大掔民考查者，意旨若何，效果若何？試互證之。”
當權者尚且如此，有志變革的在野士人更視之為精神領袖。其中，留日學生尤為興奮。
前有“浙江同鄉會”的組織者蔣百里，他在用筆名“飛生”發表的《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一文中批評清政府首鼠兩端。
後有躁動的留日學生在東京上野公園開歡迎會，馬湘伯發表演說，稱日本強盛的奧秘盡在“伊藤氏等遊學回國，更新庶政之功，深願諸君如伊藤氏！”。
此外，伊藤博文還以複合型人才的面貌示人。
提議整理金融者，必道“伊藤侯赴美調查銀行事宜……返國主仿美洲瓶立國立銀行”；主張速擬法律者，則言“看德國的畢士麥，定德國的法律；日本的伊藤博文，定日本的法律。那一個不是法律大家呢？……列位列位，快點兒起來定法律罷！”。
不可否認，
伊藤博文的確涉獵頗廣，他大概也沒料到多才多藝恰好方便了士人們各取所需。
再次是對伊藤氏“聯邦振亞”之說的賦魅。須強調的是，伊藤本人從未系統地闡發過類似理論，但意思相近的隻言片語時有流傳。
所以這一論調其實是依據當時的記錄而做的總結，
它脫胎於戊戌年間的“同文同種”觀，
極盛於日俄戰爭時期，沉寂於伊藤博文統監朝鮮之後。
1899年，即伊藤遊華的次年，便有人模仿他的口氣宣揚“輔車相依說”。
人們遂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了伊藤博文。然自古邦交，豈有無緣無故的示好？
明眼人皆知被日本視作心頭大患的“外人”正是帝俄，畢竟俄國素有問鼎東方的野心，而縱觀“亞東之國，日本為強，不滅日本，何以服諸國？”再結合甲午戰爭後“日人畏俄強大，不敢復逞雄心，既略得便宜，遂亦斂手而退”的慫樣，遂得出結論：“日本雖強，而欲與虎狼之俄相抗，恐其勢究有不敵”。
在此之前，儘管伊藤博文親自出面闢謠，聲稱“俄日甚為親密”，也阻擋不了士人換位思考：“伊侯老成卓識，與目論者迥殊，諒非故作寬慰之言、文飾之語，以為俄日兩國可以相安無事也。”
往後，伊藤氏遊歷歐美，假道俄境歸國，人們紛紛猜測他是迫於形勢前去乞和的。觀今之伊藤侯入俄，猶視昔之李鴻章使日，
晚清士人透過自己的理解和附會硬生生地給伊藤博文歡暢的西遊記增添了幾分悲情色彩。
如同《三體》中的面壁者一般，他的任何舉動都難逃被人為地賦予深意。
誰料日俄戰爭竟以俄國的慘敗告終，日本藉機將朝鮮完全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
也為伊藤博文騰出了一個發揮餘熱的舞臺。
實際上，他在戰爭伊始就充當了日、韓的聯絡樞紐，以“慰問韓皇大使”的名義頻繁往來於兩國之間。
1906年，伊藤被正式任命為任駐韓統監，名為輔佐韓王籌劃新政，實則“政務要編必須統監忠言勸導方可司行”——宛若太上皇的非禮之舉反而令吃不著葡萄的中國士人羨慕不已——
假如沒有戊戌政變，他本應該是大清特聘的顧問。
正當渲染伊藤博文的造神運動轟轟烈烈開展之際，破除伊藤迷信的呼籲也日甚一日，
這便是伊藤形象在清末十年的新變化之二。
換言之，伊藤博文在坐享賦魅加成之同時，也經受著祛魅的拆解。
有意思的是，針對上述三類賦魅，中國士人總結出了相應的三大批判，
它們看似冰炭不同器，實乃一體兩面，都根源於日益深刻的日本觀。
第一，人物批判。要打斷對某個人的神化敘事，最簡單的方法即曝料他的“黑歷史”，
伊藤博文的私德本就不太檢點，稍經添油加醋便成了揶揄的靶子。
士人透過指摘伊藤氏私行之穢亂、品德之瑕疵，確實起到了一定的醜化作用，但還不足以使其人設崩塌，畢竟人們總會給予英雄人物更多寬容，而且在傳統文化中，不拘小節的個性通常也被視作成大事者的特質（例如伊藤偷食的段子，筆者讀罷甚覺可愛）。
比揭醜更高一級的祛魅手法，則是還原群像，
即將伊藤置於與之同時代的傑出人物中互做比較，從而沖淡他的主角光環。
如梁啟超早就知道明治維新從來不是伊藤博文一個人的獨角戲，他東渡日本後撰寫《新民說》，提到“昔日本維新主動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陰者……長門藩士，以抗慕府被逮死。維新元勳山縣、伊藤、井上等皆其門下士也。”
在後來的《日本預備立憲時代之人民》中，他認為正因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死使得“明治政府失其棟樑”，伊藤等“第二流人物”才得以初露鋒芒。
可見他們都已認識到伊藤博文絕非天生完人，
他只是足夠幸運，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罷了。
既然東洋豪傑輩出，好事者勢必要尋找一個更符合士大夫道德理想的人格化身，於是大隈重信一度成為伊藤博文的替代品。
由此，他指出伊藤雖“貪戀功名”卻能“豪視於眾”，
正是因為有大隈這樣與之相愛相殺的政壇勁敵從旁刺激。
不光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也曾入過士人的法眼，他被譽為日本憲法立案的“主動力”，“而伊藤侯不過總其成而已”。
綜上，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出士人所傾慕的道德理想：
一是“守真抱朴”（中體西用論），二是“公明正大”（浩然正氣說）。然而，此舉不僅沒能撼動伊藤博文的尊座，還帶來了副作用，即用此賦魅來對沖彼賦魅，掀起的只能是另一股個人崇拜。
除了批評私德、還原群像之外，還有一種人物批判的手段，即將伊藤放入線性史觀3的刻度尺中對號入座，這也是針對“伊藤神話”最有力的降維打擊。
楊度認為中國在本質上至少有三處優於日本：
①漢族之文明是“日本千百年來一切政教風俗”的發祥地，②中國體量龐大，蘊含後發制人的潛能，③中國在從事工商業方面具有更深厚的歷史積澱。
觀此，不難引出祛魅伊藤的第二類批判——經驗批判，即完全或部分否認明治維新對清末新政的指導作用，僅將伊藤博文視為參照，而非楷模。
若細言之，經驗批判又分兩條路徑：第一條是讓視野“迴歸華夏”，以楊度的“本質之優於彼者”論為代表。
又如敘說士人針對伊藤自身秉性的賦魅時，梁啟超總結日本維新的內在動力源自王學和禪宗，亦屬此類。
第二條路徑則是讓視野“迴歸西洋”。
《易》雲：“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
在一部分人眼裡：西方為上，日本居中，當初轉向日本是為了避免捨近求遠，如今重拾西方則是為了避免捨本逐末。
具體觀點或可藉助以下幾個案例展開說明。一曰，日本變政雖卓見成效，但畢竟底蘊尚淺，在“文明國家”中只能算是個小字輩。
《新民叢報》就曾以一句“至於日本，其文明程度殊屬幼稚，遠下於歐洲數等”，給那些持“日本優越論”者當頭一棒。二曰，伊藤博文不察進步潮流，
政治立場逐漸從“趨新”退變成“守舊”，當為前鑑。
1902年，梁任公在《新民叢報》的《國聞短評》專欄中評議日本現任首相桂太郎強行解散下議院之舉，認為近三十年來日本社會的主要矛盾，
已經從皇權與幕府之鬥，轉變為民權與藩閥之爭。
他把解散議院看作“政府與民間最後之決戰”，舉例稱第二次伊藤內閣雖攜甲午戰勝之功勞，卻最終落得個倉皇下臺，以此來申飭中日當局順應民意，切勿螳臂當車。
次年，《浙江潮》發表匿名文章《論日本近時政黨與政府之衝突》，作者沒有將伊藤劃歸民權運動的對立面，而是從政黨制演變的角度點評了他的弄巧成拙。
“黨”這個字是東亞傳統政治的一大禁忌，《論語·衛靈公》曰：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此後大凡和“黨”沾邊的成語皆屬貶義。
伊藤博文早年就對西方政黨制度的內耗低效有所不滿，主張政府應超然於政黨之外，後於1900年創設“立憲政友會”，宣告該黨宗旨為“明紀律，整秩序，專誠奉公，以革黨派之宿弊”。
不料以此為班底組建的超然內閣僅歷半年便四分五裂，
為伊藤氏第四次首相任期畫上了一個匆促的句號。
於是乎，伊藤成了一本反面教材。三曰，伊藤博文只揀好聽的話說，他對改革理論的選擇性解讀極易誘導國人誤入歧途。
1906年，載澤、李盛鐸、尚其亨等滿清大臣赴東京芝離宮聆聽伊藤博文講演憲政，革命派青年汪精衛聽聞此事後，揮毫寫就《希望滿洲立憲者盍聽諸》，批評伊藤所言避重就輕：只談君王獨尊而不談君權受限、只談議會主政而不談權力制衡、只談國民自由而不談自由邊界……
對此，他援引日本憲法原文逐條批駁，並且警告立憲派：“載澤等聞伊藤氏所言，必囅然喜，以為立憲不過如是也；公等聞伊藤氏所言，當亦必囅然喜，以為立憲誠如是也”“果從伊藤氏所教，則公等之希望將無一能達此！”
他還說“滿洲決不能如日本之立憲”，能學到土耳其那種程度就算到頭了。
須知，汪的這席話並非貶低中國，而是強調唯有革命方能使中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憲政，這與“我大清自有國情在此”的保皇派論調大相徑庭。
然而，無論多麼的言人人殊，對伊藤博文最嚴厲的問責既非道德批判，亦非經驗批判，而是實踐批判——也就是說，伊藤在朝鮮的所作所為才是對其自身形象的最大祛魅，
帶給了中國知識分子無以復加的震撼與失望。
甲午之後
甲午戰後，清廷雖為失去朝鮮這扇屏障而痛惜，但也有人站在該國的角度換位思考，“意高麗自自主之後，可以力圖富強，不至如前之貧弱。”
不過，據《申報》駐朝訪事人傳回的訊息來看，“獨立”後的朝鮮似乎“貧弱尤甚，而諸多牽制，更不如為藩屬之時”。
不出所料，這篇報道反響平平，
因為人們尚不清楚日本對朝政策究竟為何，所以對韓事態始終保持一種觀望態度。
真正令士人感到緊張的事件，是第二次《日韓協約》的締結（1905年），根據該條約，朝鮮的通商、外交等大權皆歸日本管理。
隨後，歐美各國相繼撤銷駐韓公使館，此舉顯然是對日本“轄理”韓國的默許。
就在人們紛紛猜測日本下一步必將鯨吞朝鮮時，伊藤博文卻釋放出一連串煙幕彈：先是宴請朝鮮各大報館的新聞記者，在席間“並不談及以韓國為日本領土之說，且讚美韓人之能消解誤會之意見”。
擔任統監後多次發表演說，稱其職責為“代日本保護韓人”、“願竭餘之心力而為之俾高麗日臻富強”，反對桂太郎在韓設立東方殖民公司；
每次演講結束前，還要求在場的朝、日官員們隨他三呼“韓皇萬歲”。
伊藤所謂的“保護”政策，說白了就是把朝鮮變成日本的保護國，使兩國形成保護與被保護的關係，實質上是殖民統治的一種特殊形式。
正當傳統士大夫糾結保護國與藩屬國之異同時，留日學生已經看出了伊藤博文包藏禍心，如唐在章就說：“所謂五條之約，實一國存亡之機，變怪離奇，得未曾見。彼主務大臣烏能免賣國之罪乎？其餘諸臣迎合外人，釀成奇禍，蓋皆列聖祖暨陛下之逆臣、萬民之罪人也！”
直到此時，或仍以之為危言聳聽，
他們將很快見證伊藤博文親自捅破“保護政策”與殖民統治之間的那一層窗戶紙。
1906年，伊藤竟以客卿的身份飭令韓皇清君側：“爾任令僉壬雜居左右，實有不利於朝廷，且足為君德之累”，這在守舊士人眼中無疑是僭越之舉。
1907年，因海牙密使事件，伊藤怒而逼宮，迫使朝鮮高宗頒佈“遜位”詔書並傳位給太子，他自己則趁勢做了太子太傅。
如此一來，路人皆知其司馬昭之心了，一位名叫“叔子”的《申報》撰稿人悲嘆道：“哀哉，亡國之君！我聞甲午以前，高麗一二大臣頗有以日本為同文同誼，而欲倚之自立者。哀哉！”
同文同種的熱望，盼來的卻是亡君亡國的下場
，正所謂唇亡齒寒，中國士人聞之莫不心有慼慼。
回顧眾口紛紜，隱約瞥見一個垂暮背影，正按照歷史的劇本，一步步邁向噬人的血色黃昏。
在槍聲驟響的剎那，圍繞伊藤博文的所有賦魅與祛魅將一同迎來最高能的完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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