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侃章
一首《楓橋夜泊》，把“天下楓橋”都聚焦到姑蘇楓橋和寒山寺身上，這就是文學名篇的影響力，是人文因子持續發酵的結果。放眼望去，這種事例並不少見，如蘇東坡在黃州寫《赤壁懷古》，把三國古戰場嘉魚赤壁的風光給吸附了，“黃州赤壁”知名度遠超歷史經緯中的“嘉魚赤壁”。相關方對蘇東坡真是愛恨交織！
那麼，諸暨楓橋又作如何觀呢？諸暨楓橋的歷史長度稍遜於姑蘇楓橋，相對說來是“後起之秀”，然而後起的楓橋以匯聚各方英才的胸懷，快速流淌成一條蔚為壯觀的文化長河。
一、楓橋文脈形成於宋代
作為行政建置的楓橋誕生於北宋末期。對楓橋的來歷，文史專家陳炳榮先生所著《楓橋史志》有考證：此地唐朝屬大部鄉永昌裡，有條楓溪穿過，在楓溪江上建立了一座頗有規模的石拱橋，成為婺越往來的主要通道。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在此設立楓橋鎮，這是楓橋作為行政建置的開始。
楓溪上現存的楓橋夜景。
60多年以後，也即南宋乾道年間，以楓橋鎮為中心，從諸暨分出10個鄉鎮設立了義安縣，不過未滿三年即裁縣復鎮。楓橋建縣雖然短暫，但宋代古縣的歷史還是成立。
兩宋尤其是南宋初期，北方士人大舉南遷。出類拔萃的“楓橋三賢”——王冕、楊維楨、陳洪綬，及趙、何、駱等名門望族的祖上就是在這時期遷入楓橋落籍，一時多少落魄豪傑！
王冕畫像。
王冕的楓橋始祖王琳，南宋時為官諸暨，侄子王文炳在楓橋定居，王氏一族蓬勃發展。
楊維楨的先人在北宋遷徙楓橋，期間出了頗有聲望的名醫楊文修，明清《諸暨縣誌》都有他的傳記。
陳洪綬畫像。
陳洪綬楓橋始祖陳壽顯赫一些，他是紹興五年（1135）進士，後入職朝廷，因主戰觸怒秦檜，便辭官定居於楓橋，此後在楓橋興教育、辦學堂，培養了諸暨縣內外大批人才，如王厚之等名家就是他培育的。
陳壽曾有《宅步家居感懷詩》三首，其中之一為：“家世南遷自汴京，飄然浪跡寄杭城。卜居宅旁梯山穩，辭身離翰苑輕。驅虜每詢邊將捷，思歸頻夢故鄉情。幾回翹首登樓望，飄渺層雲護禁陵。”關心國事、思念故鄉，無奈寄居異鄉之情在詩中濃濃透出。
經過多年的孕育，元末明初王冕、楊維楨、楊維翰橫空出世；陳氏一族代代有聞人，如陳性學、陳洪綬、陳字、陳遹聲、陳季侃、陳時驥、陳欽，還有現代作家陳海飛等；駱氏一門也不遑多讓，明代駱問禮及近現代駱清華、駱寒超、駱恆光、駱建軍、駱燁等都是楓橋駱氏後人；何氏族人則有何文慶、何蒙孫、何燮侯、何競武、何達人等。
雖然楓橋先前曾是越國都城大部（阜）所在區域，但在歷史記載中卻長時期處於低落或中斷，直至宋朝，楓橋才重新振作。因本文重點在宋朝，對楓橋在其他階段的歷史就不作展開。
建置的設立，人口的聚集，使得經濟和文化得到快速發展，南宋時的楓橋已成為浙東耀目的名鎮大市，“上有楓橋、下有柯橋”就是真實寫照，商業繁榮，教學興起，文化復興，楓橋作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鎮就這樣層積堆累而成。
二、陸游與東化城寺塔
陸游所居的山陰與楓橋只隔一條古博嶺，陸游多次到楓橋遊玩和旅宿，現在能查到陸游為楓橋寫了三首詩。在介紹陸游三首詩之前，先梳理下楓橋宋代東化城寺塔的由來。
楓橋紫薇山。
楓橋紫薇山上原有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建立的東化城寺，會昌法難被毀，北宋開寶四年（971）復建，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徹底譭棄，不再存在。宋朝堪輿學家認為，這紫薇山雖然秀美，唯其山形像蟄伏在楓溪江畔的一條鯰魚，兩眼突出，覬覦大地，那副闊嘴巴會吞噬生靈，只有在鯰魚背上插上一柄寶劍，才能既利用它的山勢，又鎮住它的邪氣。
宋代東化城寺塔。
古代大多聽信堪輿家的說法。於是北宋元佑七年（1092）在紫薇山上建起了一座玲瓏寶塔，與東化城寺相距不遠，故名東化城寺塔，又因元佑年間所建，又叫元祐塔。塔原高7層，經過風霜雨雪，戰火洗禮，東化城寺塔頑強地生存下來，雖然只存下4層，但塔基和塔身依然還是建造時模樣，塔的磚側有塔型圖案及“壬申元祐七年”的記年銘文，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浙江省僅剩的6座宋塔之一，1989年為浙江省重點文保單位，2013年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
東化城寺塔是宋代楓橋的史蹟見證，是文化傳承的信仰支柱，是歷史風霜的年輪載體。
東化城寺與東化城寺塔相互映照，儼然是楓橋鎮的一個勝蹟，吳處厚、陸游、朱熹、辛棄疾、呂祖謙、陶望齡、倪元璐、劉宗周、徐渭、陳洪綬等都曾來此遊玩。
陸游（放翁）遺像。
陸游在楓橋寫下三首詩。其中《贈化城寺院僧》是夜宿化城寺所作，詩云：“老宿禪房裡，深居罷送迎。爐紅豆箕火，糝白芋魁羹。粗衲年年補，紗燈夜夜明。門前霜半寸，笑我事晨徵。”
顯然，這是冬季時節所寫。禪院高僧在禪房裡深修，不事送往迎來。房間裡豆箕燃紅爐火，與白晳的芋羹相對應。身著厚厚的百納僧服，秉燭夜讀紗燈下。望外見門前濃霜滿地，老僧微笑送我晨曦遠征。
陸游的《過乾溪橋》詩：“劍外歸來席未溫，南行浩蕩信乾坤。峰迴內史曾遊地，竹暗仙人舊隱村。白髮孤翁鋤麥壟，茜裙雛婦闖籬門。行行莫動鄉關念，身似浮萍豈有根。”
乾溪橋在楓橋鎮東，地控古博嶺，是紹興府與諸暨縣往來主要通道。從詩意不難明白，陸游剛從四川歸來不久，又要奉命南行，雖然留念家鄉親情山水，但還得奔赴供職之地……這詩是陸游路過乾溪橋時所寫。
陸游的《登鵝鼻山至絕頂訪秦刻石》詩：“街頭旋買雙芒屩，作意登山殊不惡……秦皇馬跡散莓苔，如鐫非鐫鑿非鑿。殘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報焚書虐。人民城郭俱已非，煙海浮天獨如昨。”
刻石山（鵝鼻山）新立李斯刻石紀念碑。
鵝鼻山又名會稽刻石山，是諸暨與山陰的界山，一山兩面，屬會稽山脈一座山峰。陸游此詩題目長，引用時省略了。詩意主要描述他攀登鵝鼻山時所聞所見，秦時李斯的刻石字碑“已鐫非鐫”“已鑿非鑿”，面目全非云云。
東化城寺塔與陸游的詩作，是歷史留給楓橋的宋代信物。
三、“三賢”的流風餘韻
“三賢”是宋朝楓橋立鎮以來的文化結晶，其成長活動多在諸暨，身後都長眠他鄉。也許如此，圍繞三人出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謎團，焦點是楊維楨的籍貫眾說紛紜，王冕隱居的九里山到底是哪裡？陳洪綬死後為什麼葬在紹興山陰？對於這些問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發過對應文章，因為這些問題不搞清，將嚴重影響“三賢”研究的深入。
楊維楨畫像。
楊維楨的籍貫，由於《明史》首先搞錯，把其落籍到會稽頭上（籍貫以縣為單元），所以一時竟有山陰人、會稽人、諸暨人、紹興人等，還有兩說並存，語焉不詳等多種說法，且錯還出在《辭源》《中國文學史》《中國人名大辭典》等權威書籍中。為此，我根據原始資料及實跡，對差錯的原因一一理出，寫出考證文章，發表在南京博物院《東南文化》、吉林社科院的《社會科學戰線》上，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反響，成為公認的學術成果。其後，楊維楨的籍貫除了原始文獻只有踵繼原錯以外（如《明史》），其他都得到正本清源，都寫明是諸暨人。
陳侃章《楊維楨籍貫考辨》刊《社會科學戰線》1990年第2期。
陳洪綬墓在山陰這個問題不難解決，主要是其祖上墳地在山陰。所以陳洪綬葬在那裡也順理成章。
相對說來，王冕隱居九里山要複雜一些，因為歷史上對王冕歸隱分別有諸暨九里山、會稽九里山、山陰九里山、餘姚九里山、江蘇銅山縣九里山等多種說法。為此我根據原始資料，比對各說，考鏡源流，參閱王冕《竹齋集》，走訪實地，寫成《王冕隱居在哪裡》一文，發表在頗具人文聲望的中國臺灣正中書局《國文天地》1992年總第78期上，逐條排除他說，王冕最終隱居地無疑是諸暨九里山。
二十年以後，南京師範大學程傑教授在《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2年第一期上發表了《王冕隱居紹興城南九里考》文章。我因久離文化行業，對上述情況並不瞭解。後來從事梅花種植的陳樹茂先生告訴我有這麼一篇文章，他認為這個作者太無厘頭了，希望我能撰文澄清。
王冕《九里山中詩》見《竹齋集》書影。
我大感興趣，但看了以後第一感覺：這文恐非署名作者本人所寫。首先題目就主題先行，既已定下王冕是“隱居在紹興城南九里”，還考證什麼啊？其次，整篇文章基本沒有原始資料，對諸暨、紹興歷史地名很不熟悉，只用詩詞作信馬由韁的解釋，左手倒右手的互搏。其三，作者分不清“九里”與“九里山”的區別，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紹興會稽縣沒有“九里山”只有“九里”，而只有諸暨才有“九里山”和“九里村”，王冕隱居的是“九里山”而不是“九里”，僅憑這一點，這所謂的考證文章就不成立。
王冕隱居諸暨九里山之白雲庵。
於是，我迅速撰成辯駁文章，投寄相關刊物，但該刊以“不發起爭論”為由予以婉拒。在寫本篇文章時，我上網偶然看到署名弘蟲的作者，對程傑教授的文章作了全面駁斥，寫得有根有據。我們當然相信程教授有其專長一面，但僅就此文而論，或是疏於深入，或是發揮不佳。
毫無疑問，王冕、楊維楨、陳洪綬是宋代以來彪炳史冊的人物，守護、弘揚、傳播好“三賢精神”不僅僅是諸暨的責任。
楓橋“宋韻”浩浩蕩蕩，時代文化有序流淌，諸暨楓橋以堅實的步伐邁向廣闊的未來。
本文為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複製、摘編、改寫及進行網路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為，否則本報將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