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疲於在精美的都市電影中探尋人生意義和生命價值時，那些以“邊緣書寫”為主的倫理電影就像一道另類風景，消解了我們對主流電影的審美疲勞，將我們的目光帶入一個被忽略的角落。

“邊緣書寫”意味著鏡頭從當下轉移到了歷史文化的層面上，這種“書寫”的核心或許遠離了我們目光所及的現實，但也提供了一個瞭解“太陽背面”的視角，比如韓國電影《酒神小姐》。

《酒神小姐》聚焦於孤苦無依的老年站街女素英的晚年生活，並逐一刻畫了韓國底層邊緣人物群像，旨在探討老年人的孤獨與生死這一倫理主題。

《酒神小姐》的導演是李在容，雖然他的創作風格和主題不甚統一，但細細分析起來，他電影中的故事內涵依然具有相似性。比如，在《情事》中，李在容關注的是不倫之戀，在《多細胞少女》中，李在容關注的是同性戀群體，在《不信地獄》中，李在容關注的是人的殘酷慾望。從這些電影不難看出，李在容的電影始終關注著社會邊緣人物。

電影中的主人公素英是一名六十多歲的女性，她的“客人”也是滿臉滄桑的老年群體。在鏡頭裡，我們絲毫捕捉不到歡愛的美感，取而代之的是皺皺巴巴地苟延殘喘。慾望如同生命一樣，步入凋零的時節後，不管如何表達，都有些淒涼。

影片從一場意外開始，素英在看病的途中，遇見了被醫生拋棄的菲傭母子。菲傭刺傷醫生後被逮捕，素英收留了菲傭的兒子，並悉心照顧。

素英在年輕時和一名美國黑人大兵同居，後來大兵回國了，素英無力撫養兩人的兒子，就將孩子送去了福利院。菲傭兒子的出現剛好彌補了素英作為母親的空白，這也是電影中唯一能讓人覺得溫暖的地方。

素英的身邊都是一群邊緣人物，房東緹娜是變性人，鄰居是失去了一條腿的殘疾青年，唯一正常的是想了解素英這類人群的DV導演。

《酒神小姐》通篇都在講述素英的老年生活，已經到了頤養天年的年紀，可還是要透過在這樣的方式養活自己。影片對她的過往進行了簡單的勾勒，為了生存到了南朝鮮，為了賺錢當了“洋公主”，和美國大兵相愛生了孩子，大兵回國後拋棄了她，無力撫養孩子，把孩子送去了福利院，為了生存，重操舊業。

這不單單是素英一個人的命運，似乎也是一個民族的命運。在素英的身上，我們看見的是一部韓國的近代史。而這些過往不僅滲透到了素英的生命裡，也滲透到了這片土地中，女性有時比男性更能代表歷史的傷痕。

素英在接受DV導演的採訪時說，“像我這樣的老女人，能養活自己的工作你以為很多嗎？”隨後話鋒一轉，“反正我是死也不想靠撿垃圾、收空瓶子過日子。”底層也有底層的尊嚴，只是這種尊嚴有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憂傷。

導演李在容並沒有描述素英情感的起伏，即便是在幫助其他老人自殺時，她也會在片刻後恢復平靜。這種平靜不僅是一個老人對生命的淡漠，也是一個經歷了半世滄桑的女性對生活的絕望和麻木。

曾經看過一個報道，韓國老年人晚景淒涼，老年人自殺率世界第一。

《酒神小姐》也透露出了這樣的資訊，素英的客人越來越少，有些中風癱瘓在床，有些患上了阿茲海默症，還有些正在赴死的路上。素英同樣不能擺脫現實的困境。拿到最後一個顧客的酬金後，她將大部分都捐給了功德箱，她想要的從來都不多。

魯迅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娜拉走後怎樣？》，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對娜拉的命運做了預測，“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其實也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素英其實就是一個因為戰爭而逃離家園的“娜拉”，她的命運正如魯迅先生預測的那樣，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在韓國這樣的社會中，“娜拉”往往沒得選，她們只能隨波逐流，接受命運賦予她們的身份和角色。

曾經讀過《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書裡認為劃分社會階層的依據是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組織資源的佔有程度，而底層“就是基本不佔有這三種資源的社會群體”。所以，稱為“寶佳適女郎”就成了素英這類女性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