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麗宏

最近閱讀時，遇到兩個有趣的人。

他們的一生，讓我在不惑之年擰著眉頭，再次思考起人生這個嚴肅的話題。

不管上帝是不是正在暗笑，我都被引領著，兀自深陷進去。

這兩個人，一是北宋的詩僧道潛，一是被我們稱為“驢友”祖師爺的明朝旅行家徐霞客。

道潛最初與秦觀交好，一次聚會中，遇見杭州刺史蘇軾。

道潛席上賦詩，揮筆而就，蘇軾甚愛之，認為其詩句清絕，與林逋不相上下。

二人遂交往甚篤，唱和往還，結為忘形之交。

之後，東坡任徐州，道潛追隨到徐州。

東坡改知湖州，他就到湖州。

東坡遭“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他不遠千里又赴黃州。

後來東坡再起，知杭州，道潛自然又赴杭州。

東坡自杭調京，卻又遭貶至海南島，道潛二話不說，又要從杭州轉海南相訪。

東坡覺得自己都可能有去無回，死活不同意他來，作書勸止道潛才作罷。

不久，道潛受牽連，被革除僧籍，受到對僧人來說最重的懲罰。

一番坎坷後，東坡被召回，中途至常州而逝，道潛作悼詩數首。

蘇軾移葬汝州小峨眉山，道潛專程去悼念，又作悼詩數首。

這位本是棄絕七情六慾的化外之人，卻心如此誠，情如此厚，厚到“一世追隨”的境界。

徐霞客呢，他32年間遊歷了21個省；

54年的生命，大半在路上。

他不避風霜雨雪，不懼豺狼虎豹，三次遇盜，數次絕糧，幾次險些喪命……

後來一次出行時，年事已高，朋友勸他：“路途遙遠，兇險難測，何苦以身犯險？”

徐霞客笑道：“我隨身帶鐵鍬，死便埋我。”

朋友說：“天地何用，不能席被；風月何用，不能飲食。你遊歷天下，有何意義？”

徐霞客望向遠方，輕輕說：“我喜歡。”

他是真喜歡。

《徐霞客遊記》開篇寫寧海天台山，“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

情感與山光合而為一，自在自得。

最後一次出行時，徐霞客歷經3年跋涉抵達麗江、騰衝一帶。

在那裡，他雙足患重疾，再也走不動了。

雲南地方官敬重其勇氣，派車馬把他送回故鄉江蘇江陰。

不久，徐霞客長逝。

我細細揣摩二人生平，陷入的是現代人思考的窠臼：他們這一生，都做了些什麼？有什麼價值？他們知道自己這麼做的意義嗎？

譬如，道潛追隨友人，遊山玩水，膩在一起，虛度光陰；

徐霞客呢，雖有一部遊記傳世，可在他生前並不為人所知。

也就是說，支撐他們一生遊蕩的，肯定不是現世功利。

立心，賦予人生意義。

在道潛所奉的佛教看來，世界一切皆虛妄；

生命，縱百年煌煌，終難逃寂滅。

而他在虛妄的人生裡，不執著於虛妄；

像拂去泉水錶層的草末般，他拂去虛妄，直抵性情本質。

徐霞客呢，那個年代，男人立身講的是功名利祿，最不濟也要文動天下，他卻別開一條僻徑，要走獨屬自己的人生。

他們的人生不是被畫定的模板，而是精神性的線條，令人長久回味。

但為什麼我們總感覺，這樣的一生，有點缺乏意義呢？

也許，問題的癥結在我們。從一開始思考人生，意義與價值便成為我們最為糾結的事情。

它們是藤和樹般的纏繞，使我們常常混淆主幹和莖蔓的關係。

我們衡量價值，又總會依據它們與功名的距離、與財富的距離而判斷。

我們是空心人，功利而現實；

我們忽視了心靈，沒有靈魂。

當然，兩位古人不是範本，我們毋庸模仿並將其崇高化。

我陷入深思，是因為他們襯得我們眼裡的價值，俗氣、淺薄，功利化。

而他們，呈現的是一種更高的精神力量。

穿越時間，率性純真，成為自己。

我想起一位國學家的論斷：什麼是最可怕的文化？

就是隻講效率功利、不計其他的工具文化。

什麼樣的民族沒有未來？

就是隻講效率、只講利害、只講功利、以成敗論英雄的民族。

我的頭上，起了一層涔涔細汗。

作者：米麗宏，來源於《讀者》雜誌2018年第23期，原標題《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