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懷德一生只拍過兩部戰爭片，一是《開羅諜報戰》，一是《戰地軍魂》，而且兩片都獲得了3項奧斯卡提名，《戰地軍魂》奪得最佳男演員獎。比利·懷德似乎對展現宏大壯闊的戰爭場面沒有興趣，僅有的兩部戰爭片的故事都在比較狹小的空間展開，一個是在一座酒店，一個是在戰俘營，情節的精細曲折、細節的曼妙無方彌補了場景的單調。尤其是《戰地軍魂》，在一個侷促的空間，導演馳騁方寸、閃轉騰挪，以微雕工藝大師的精湛技藝鑄造了一部緊張懸疑、笑謔交加另類戰爭片。
歡樂頌
故事發生在二戰時期的一座德國戰俘營，以一次失敗的越獄開始，以一次成功的越獄結束，中間描述了一個囚房裡美軍士官們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囚犯生活，還有一個鬥智鬥勇、懸念迭起的抓間諜故事貫穿其中。面對這種戰爭、監獄、諜戰的混合題材，比利·懷德跳脫了任何型別片的束縛，憑藉其傑出的編劇才能，將監獄片、間諜片、戰爭片、寓言片、喜劇片進行跨界混搭，不落窠臼，自出新意。懷德的夫子自道，很精準的描述了他灑脫自在的導演風格，他說：作為電影導演，我對型別沒有意識，我想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如此；我們並不知道“這部電影應該是這種型別的”；它是自發產生的，如同你的手寫體一樣；這是我看待它的方式、認同它的方式；如同我無法想象莫奈在畫風景時對自己說：“現在，等一下，我是一個印象主義畫家，所以我必須這麼畫。”，他沒這麼想，只是作畫而已。
說起二戰、德國、戰俘營為元素的電影題材，多半是壓抑沉重、愁雲慘霧的，時常令人對人性的黑暗面發出慨嘆，然而比利·懷德深諳電影的娛樂之道，對本該沉痛的故事作了喜劇化的處理，把深沉嚴肅深藏在戲謔笑鬧之中。影片採用了全知視角的旁白，語調輕快調侃，奠定了喜劇的基調。旁白者是影片主角塞夫頓的跟班“餅乾”，一個軟弱的小人物，他不是什麼戰鬥英雄，也不是巴頓那樣的軍事怪傑，從而避免了對戰爭、對軍人的拔高放大浪漫化，避免了正道滄桑的宣揚與說教，導演對敘述者策略化的選擇，擺明了他不會走常規戰爭片的套路。囚犯們處於一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極限境遇裡，但影片整體氛圍卻樂觀洋溢、詼諧逗樂，這就更加離經叛道了。逆運經脈的懷德一臉壞笑，把一座戰俘營幻化成了情景喜劇工坊。囚犯們能和德國軍官攀談、說笑；囚犯們還能喝酒、賭博、跳舞；呆傻的德國衛兵把槍交給囚犯，和囚犯們打起了排球；聖誕節囚犯們都黏上小鬍子模仿希特勒，整蠱看守；土豆湯用來洗衣服；在化糞池舉辦帆船比賽；宣佈訊息的美軍士官嗓音獨特，宛如太監宣旨；兩個活寶哈里和野獸，苦中作樂，更是製造了奇趣百出的笑果；總之，滑稽風趣貫穿始終，毫無冷場，如果要為這部電影擬一句海報廣告，可以是：有史以來，越獄片、戰爭片從未拍得如此歡樂。
請叫我生意人
當然這不是一部鬧劇，加入喜劇元素有懷德商業上的考量，但絕不僅僅讓觀眾笑過就忘，懷德一再聲稱“當人們走出影院，他們應該帶走什麼東西，而不是隻是看了一部兩個小時長的電影”，而懷德的好友傑克·萊蒙說：“比利被稱作刻薄的舌頭，因為他對人們的舉止很敏感，對他注意到了而別人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很有理解力，並且能夠用他個人尖刻的言辭指出來”，在他的犀利機智的幽默中，包含了看透世情的精明練達和笑傲不羈的玩世不恭，呈現出一套清醒的、遺世獨立的價值觀，他讓觀眾笑，讓觀眾樂於消費，並在笑聲中放下心防接受他在其中夾帶的私貨，認同他的社會批判和人性沉思。在本片中，懷德的思想投射在主角塞夫頓身上。
塞夫頓堪稱囚犯裡的奇葩，同伴們抽紙菸的時候，他能抽雪茄；同伴們喝洗衣水一樣的土豆湯的時候，他能吃雞蛋；同伴們喝宛如硝酸的劣質酒的時候，他能喝紅酒；同伴們衣不蔽體的時候，他能穿得光鮮；同伴們對蘇聯女戰俘可望不可即，他能隻身入花叢。這都緣於他長袖善舞、精於商道，哪怕是在德國人的戰俘營那樣苛刻的環境中，他利用有限的資源，做起了生意，並且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把囚牢變成了一個繁榮的市場，把牢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他的商業敏感無處不在，哪怕是在兩個同伴正在越獄的緊要關頭，他還開設了一盤賭局，賭兩個越獄的人能走多遠，憑著對形勢的準確判斷，他贏了。他開設的營業專案，處處針對人性的弱點，總能讓人們趨之若鶩，建立起了一個小小的金融帝國。他開了一家酒吧，利用土豆皮發酵制酒，雖然這種具備殺人品質的劣酒只能保證飲後不失明，然而還是飲者甚眾；他辦起了色情業，請人組裝了一架望遠鏡，架在視窗，用來偷窺對面蘇聯女俘虜洗澡，生意異常火爆，觀者如堵；他甚至組織開辦了博彩業，賽馬，當然還不至於用真的馬那麼豪闊，“馬兒”們都是一些抓來的耗子，同樣大發利市。為了讓他的商業活動得到允許，他用香菸、絲襪等物品進行公關，疏通了在德軍方面的人脈，他還和德軍做起了生意，透過物物交換獲得了紅酒、相機等珍稀物品。在戰俘營這樣遠離商業文明的地方，塞夫頓部分復興了文明社會的圖景。
塞夫頓有一套利己的處世哲學，很市儈，很犬儒，是個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形象。在他眼裡，沒有壞人，也沒有好人，只有商人，他說“每個人都在做交易”，“這不是救世軍，這是狗吃狗”，在他那裡，適者生存才是鐵律，而道德只是庸人的震動棒，用來自high的，對他進行道德評判和道德綁架是毫無作用的，這一點倒是和王小波相近，王小波說過：無能的人最喜歡談道德。在他眼裡，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不值一毛錢，他奉行的是商人準則，而不是軍人準則，他對美國意識形態中鼓吹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主流價值觀不屑一顧。整個故事發生在1944年12月阿登戰役期間，此役美國付出了7萬多人傷亡的代價，瓦解了德國的西線，成為歷史的轉折點，巴頓將軍大出風頭，那是美國人的榮耀時刻，但是塞夫頓並不追慕這種長風萬里的浩蕩氣象。正如《光榮之路》提到的：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他對這一觀點是信奉受行的。當同伴問及他是否打算逃出戰俘營，他答道出去了也沒什麼好結果，“他們會把你送到太平洋戰場，你又被擊落，只不過這一次你被送進了日本人的戰俘營”，“你們可以當英雄，像那些胸膛開花的傢伙們一樣”，對於報效國家、爭當英雄，他是敬謝不敏的，他宣稱“我要把我自己弄得儘可能的舒服”，活在當下，活得舒適。其實，懷德對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懷疑與批判一直沒有停歇過，早在1948年的《柏林豔史》就諷刺了美軍的戰鬥英雄。
正如黑色幽默經典作品《第二十二條軍規》裡的美國空軍軍官，兩國交戰期間，卻利用後勤物資和德國人做起了生意，大賺特賺，塞夫頓也拋開了國家、軍人、榮耀等概念，只要能牟利，和誰做生意都沒問題。在他的同伴們看來，他是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為了得到好處，是什麼厚黑手段都能使得出來的。囚房裡兩個越獄的同伴被殺，德國人發現了逃跑的暗道；用來收聽戰事進展的收音機，被德國看守識破機關收繳了；而用來傳遞警訊的晾衣繩也要被收掉；新來的鄧巴中尉被抓走提審，顯然囚犯裡有人給德國人通風報信。這個可惡可恨的間諜嫌疑人，根據平時的聽其言觀其行，同伴們第一個想到的自然是塞夫頓。面對同伴的質疑和毆打，塞夫頓這個反英雄人物倒是顯出了英雄氣概，他毫不示弱，據理力爭，一再指出獄友們的邏輯盲點，在被毆打後，打落牙齒和血吞，並不急於報復，而是慮事周詳、謀定後動，抱定了“可我還是能忍，可我還是能等，總有一天讓你知道我的狠”的心態，多方觀察、打探，在終於得知了間諜真身後，商人本能又覺醒了，秉承盈利最大化、風險最小化的原則，擬定了一條一石三鳥的妙計，連用了借刀殺人、聲東擊西、走為上策等計謀，成功的殺死了間諜、與鄧巴中尉一起逃出了戰俘營，並與鄧巴這個富家子弟結下了生死之交。塞夫頓主動請纓，要協助鄧巴中尉越獄，這一英雄壯舉讓人懷疑此人轉性了，不過按照塞夫頓無利不起早的天性，他的這次冒險有百利而無一害，一則鄧巴中尉的老媽是個富婆，塞夫頓打算向她要一萬美元的酬勞，對於這樣的救命之恩，富婆對他的要求無法拒絕；二則他可以重獲自由，不必再在囚房裡小打小鬧的做生意，本錢在手，可以發揮經商天賦，成為商界的弄潮兒；三則，畢竟殺間諜然後越獄的毒計是他擬定的，德軍追查起來，他已經逃之夭夭了。雖然完成了一次英雄的舉動，但是對塞夫頓來講，那隻不過是一個商人自覺，體現了一個純粹的商人在權衡利弊、以小搏大上的城府與謀略。還是囚房裡兩個活寶之一的“野獸”一語道破天機：“也許他只是想偷我們的切線鉗”。
說到商業頭腦，懷德和本片主演威廉·霍爾登都是好手，懷德收藏了很多現代畫作，完全不看市場，只憑自己的好惡，到了九十年代，畫作大幅升值，總價達到3500萬美元，拍賣後賺取了天價利潤，轟動一時；而威廉·霍爾登則為了經商而放棄了演藝事業。懷德是猶太人，霍爾登是美國人，但是在本片中，他的表現完全是一個精明的猶太人，而他在獄中的遭遇也頗類猶太人，因為掌握了財富而遭到敵視、排擠甚至迫害。在對人物身份的置換上，懷德展示了娛樂至上的戲謔精神和無遠弗屆的幽默感，塞夫頓由美國人披上了猶太人的外衣，塞夫頓的獄友由美國人而展現了德國人的嘴臉，而飾演戰俘營典獄長德國上校馮·舍巴赫的演員其實是個猶太人。
影像社會學家的冷嘲
懷德對所處時代、社會變遷和人性的萬花筒都有著高度的敏感，但他不會直陳其事的宣講他的真知灼見，而是用影像語言對社會、人性的病態加以調侃、調戲。在本片中，懷德也沒有忍住他的刻薄。
其一，對商業至上主義的抨擊。五六十年代，由於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加上美國政府大力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美國經濟空前繁榮，到1953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128億美元，但隨之而來的就是1953年3月-1954年4月第一次經濟危機。在戰俘營實施壟斷經營的塞夫頓是美國和美國人的縮影，他聚斂了大量財富，然而最後被“貧民”獄友瓜分殆盡，商業主義的貪婪得到懲戒。
其二，對鐵幕政治的消解。1947年至1991年，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東西方陣營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意識形態等各方面展開了全面的冷戰。影片故事發生時冷戰還沒開始，但影片拍攝的年代兩個陣營冷戰正酣。片中蘇聯女戰俘營和美國男戰俘營相隔不遠，美國戰俘們先是偷窺，再是設計進入，而塞夫頓更是從容的進出，語言、文化、立場的隔閡都不是問題，懷德以男女關係暗喻了鐵幕終將撤去，對話勢所難免。
其三，對集體無意識的批判。由於人們接受的都是大同小異的價值觀的灌輸，而獨立思考又是一種稀缺品質，所以在觀察事物、考慮問題的時候，呈現的多是思維定勢和路徑依賴，這就導致了人們在認識和觀念上的偏執無處不在。塞夫頓的遭遇，正是囚犯們只憑借經驗直覺和先入為主的印象受制於思維惰性而導致的，這種集體無意識的偏執，往往作惡而不自知，希特勒的反猶宣傳湊效，美國對黑人的歧視、種族隔離綿延長久，都是打下偏見烙印的集體無意識帶來的惡果，而懷德在片中透過劇情的大逆轉，給了這種集體無意識一記響亮的耳光。
電影往事
該片改編自同名舞臺劇，1951年5月8日，《戰地軍魂》在百老匯上演，兩位編劇都曾參加二戰，且都在奧地利戰俘營待過，題材鮮活，史料真實，該劇連演了472場，可見受歡迎程度。懷德將之改編為電影，並邀請了四個舞臺劇演員參與電影版的演出。正所謂好事多磨，拍攝程序並不順利。在選角問題上一波三折，懷德在打造劇本的時候，心目中出演主角塞夫頓的演員首選是查爾頓·赫斯頓，但是赫斯頓覺得這個角色過於憤世嫉俗並且缺乏英雄氣概，果斷拒絕了懷德的邀約；懷德又向柯克·道格拉斯伸出了橄欖枝，道格拉斯看過《戰地軍魂》舞臺劇，絲毫沒有受到衝擊和震動，對飾演這個角色沒有任何激情，也拒絕了，懷德的預期再次落空；處於第三梯隊的威廉·霍爾登進入了導演的視野，懷德與霍爾登在1950年合作的《日落大道》成為了影史經典，算是老搭檔了，霍爾登總算勉強答應了懷德的邀請，但霍爾登同樣不喜歡這個角色，他並不瞭解導演的苦心孤詣，一直覺得塞夫頓太過自私了，於是一再請求懷德修改劇本，把主角寫得更好一點，懷德斷然回絕。懷德要求霍爾登去看一次《戰地軍魂》舞臺劇，霍爾登只看了第一幕，實在提不起興趣，就走出了劇院，懷德沒有辦法，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霍爾登至少看一遍劇本。
在影片的拍攝過程中，懷德為了展示戰俘營環境的惡劣，設定了道路、廣場滿是泥漿、水坑的場景，而且由於劇情的需要，整部影片都要在這種環境中完成，且有挖坑填土、匍匐泥地、跌倒泥坑等情節，為了讓演員和工作人員不抱怨，樂於在這種髒亂差的場地中工作，懷德用心良苦的想出了一個辦法：他穿上自己最好的靴子，在滿地泥濘裡溜達了幾圈，並要求全體人員進行現場觀摩。懷德透過身體力行，展示了同甘共苦、平和親民的姿態，消除了演員們和工作人員對環境、對導演的牴觸情緒，其導演智慧的高超可見一斑。
影片上映後大受歡迎，票房成績十分理想，這是比利·懷德最賺錢的影片之一，本來他可以得到一大筆分紅，但是派拉蒙公司的會計告訴他，由於他上一部影片不賣座，所以要把上一部的虧損從他的分紅中扣除，給懷德兜頭澆了一盆冷水。此前，懷德還和派拉蒙發生了一次不愉快。由於西德是好萊塢的重要市場之一，為討好西德人民，一個派拉蒙的高管建議懷德把戰俘營的德國看守換成波蘭人，懷德憤怒的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因為懷德的祖國是波蘭，而且他的母親和繼父都死於德國納粹的集中營，高管的建議無疑是錢迷心竅的昏話，懷德要求高管道歉，但是高管置之不理。與高管的齟齬，分紅的落空，使懷德無心戀棧，不久之後就離開了派拉蒙公司。
威廉·霍爾登因為出演本片在1954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他的獲獎致辭極其簡短，只有兩個詞： “Thank you”，是那時候最短的致辭。然而正所謂強中自有強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1967年，一向很有名士風範的阿爾弗雷德·希區 柯克老師打破了霍爾登的記錄，他在接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時候，致辭僅僅只有一個詞：Thanks；但是，這就完了嗎，還沒完呢，1971年，約翰·米爾斯因為在《瑞恩的女兒》一片中出演一個啞巴角色而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他的答謝致辭別出心裁，不發一言，只微微一笑並點頭致謝（劇中角色靈魂附體），一瞬間，霍爾登與希區柯克締造的奧斯卡晚會傳奇灰飛煙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