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靖難之役”的歷史書寫，在明代始終無法擺脫時代的侷限。在封建社會，君為臣綱，朱棣的後人及臣民無法去指責朱棣。
“靖難之役”中朱棣由主動奪位變為建文遜位，事實上，撰者如此書寫是不得以。
折中迂迴是由於歷史的侷限，而徹底改變這一侷限是走出明朝。在清代有關“靖難之役”的歷史書寫終於可以擺脫時代的侷限，“靖難”的歷史事實才得以較為客觀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在史家真實的書寫這段歷史時，《女仙外史》及當時一大批書寫“靖難”的戲劇誕生了。
一、清初期的政治歷史概況
清初期期通常是指順治，康熙，雍正三個時期，時間跨度是從1644到1735。在明代，有關“靖難之役”的歷史書寫，以及文學書寫難以擺脫時代的侷限。歷史書寫無法進行客觀的記述，文學書寫也同樣不敢觸碰雷區。
朱棣之後的明朝百姓無法改變的事實，便是他們是朱棣的臣民，為朱棣隱惡實屬不得以。
中後期明人時常一分為二折中迂迴地看待這段歷史，一方面為朱棣“定鼎”立傳；另一方面也存建文年號及帝統。這一不得以的折中迂迴只有在明亡國後才得以破除。明亡國後入清，這一時代性的禁忌得以破除，對於“靖難之役”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清朝出現了大量有關“靖難”的野史筆記。
與明代相比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已經較為公允，但其中不乏作者的主觀敘述，說完全忠於歷史忠於事實倒也未必。談遷在《國榷》一書中恢復了建文年號，該書站在朱允炆的立場敘述“靖難”歷史。在朱棣起兵造反之前稱朱棣為燕王，
造反以後，朱允炆將朱棣廢為庶人，談遷便稱朱棣為燕庶人。
這種稱呼放在明代是不可能的，作者的這種史家態度只能是在明亡以後。査繼佐的《罪惟錄》對於“靖難之役”的敘述，帶有明清易代之後鮮明的傾向性，對於這段歷史的認識與今人相似。清修《明史》對“靖難之役”的記述有不少失實之處，這也受到時人的指責。
張萱在《西園聞見錄》便說：“唯史失其職，故稗官虞初受其欺爾！”。
由於《明史》對“靖難”歷史記載失實，民間野史雜說便大行其道。縱觀這一時期的史學書寫及文學創作會發現，這些作品清一色的站在同情朱允炆的立場上講述“靖難”事件。對建文及其忠臣報以極大的同情
，對朱棣武力篡位屠戮忠良表現出極大的憤慨，這是有明清易代的時代原因。
由於滿清入主中原，在清初的三十年中，民族矛盾尤為激烈。滿清入主中原給當時的士人以極大的震撼。他們有的選擇抗爭，有的的選擇隱忍，同時他們把自己內心的憂患、反思、批判融入到文學創作中。清初的幾十年，
士人們對清王朝的牴觸心理難以消除，於是將內心的種種情愫融入到文學創作中。
清初的文字獄甚為嚴酷，文人們難以直抒胸臆，只得採用隱曲的方式來抒發亡國之痛。這個時候，“靖難之役”進入了部分文人的視野，曹參芳的《遜國正氣集》具有典型的時代特色，作者“由今追昔，唏噓憑弔”遜國曆史，
將建文忠臣捨生取義與崇禎臣子的開門降敵進行對比，著書目的在於：“以為懷二心者愧也”。
李玉的戲曲作品《千忠錄》借“靖難之役”批判開門降敵者。曹參芳的《遜國正氣集》還對宦官亂政進行了批判。這一時期類似的作品將對建文忠臣的謳歌推向極致，與此同時也對明亡進行反思，這
個時期的“靖難”書寫以一種獨特的視角，和方法對這一歷史事件進行評判和解讀。
二、感慨興亡的“靖難”書寫
長篇章回小說《女仙外史》刊刻於康熙五十年（1711），是一部以“靖難之役”為歷史背景的長篇小說。《女仙外史》版本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清初康熙五十年（1711）釣璜軒刻本，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均有珍藏；
第二種是清末石印本，如光緒乙未（1895）上海積山局石印本。
第三種是民國年間鉛印本，如民國十三年（1924）上海新文化書社鉛印本，此書在傳播過程中還被譯成日文版本《通俗大明女仙傳》（滄浪居主人譯，十二卷），為寬政元年（1789）皇都林伊兵衛刻本。
在這些版本中，釣璜軒刻本內容最為完整詳實，共一百回，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小說的作者是呂熊，呂熊出生具體時間不詳，大約在明末崇禎年間，卒於康熙末年。由《崑山新陽合志》卷二十五《人物。文苑二。呂熊傳》的記述，可看出呂熊是一位近乎全才式的人物，在史學、地理學、文學、醫學等方面都有頗深的造詣。
呂熊父親呂天裕的生平事蹟也見於《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三十二“隱逸”。
從記述中可以看出呂父是一位江湖異人，懂劍術、兵法、諳熟醫藥，為人慷慨仗義，曾參與順治二年閏六月的崑山保衛戰，兵敗被俘後卻能以智脫身。父親的性格及生平事蹟估計會對呂熊的性情氣質，產生重要影響。呂熊在《自敘》中說：“
善善惡惡之公，千載以前，千載以後，無或不同，其於世道人心，亦微有關係存焉者，是則書之本也。
”
作者將明清易代作為歷史座標，對呂熊來說“千載以前”“千載以後”都相同的最大的“善善惡惡之公”就是忠奸之辯，作者想借《女仙外史》扶植綱常，顯揚忠烈，使作品浸染上了明清易代的時代氛圍，使得《女仙外史》或隱或顯得的反映了清初的政治生活的某些側面。
這和呂熊的人生經歷也密切相關。
其父呂天裕在清順治二年率鄉兵對抗清兵，保衛崑山，後兵敗被俘，但因設計得以逃脫（《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三十二《隱逸。呂天裕傳》）。為保持民族氣節，易代之後呂天裕“命熊業醫，毋就試”。
在呂熊成長的過程中，江南抗清活動仍在持續，他尊奉父命終身未仕，這樣就有一股強烈的遺民意識及修齊治平之志深藏在於心。
這必然會使得《女仙外史》浸透一股易代之感。作為抒發易代感慨展示學問及心中夢想的《女仙外史》，則表現了呂熊眾多的才學。小說中朱棣登基之後，唐賽兒起兵造反，唐賽兒是嫦娥轉世，建文朝的忠臣們紛紛歸來，就連上界的釋道神仙都下凡參與其中，
建文忠臣們以濟南為新都，尊奉朱允炆，東西爭戰，長達二十二年。
顯然不同於之前的“靖難”書寫，《女仙外史》的描寫重心是建文恢復，不再是“永樂定鼎”。關於這部書的創作主旨劉廷璣曾評述到：“叟對以將作《女仙外史》，餘叩其大旨，曰：‘常讀《明史》，至遜國靖難之際，不禁泫然流涕，故夫留臣義士與孝子烈媛，湮滅無聞者，思所以表彰之；
其奸邪叛逆者，想所以黜罰之，以自釋其胸懷之哽咽。’”。
可見這部小說的創作主旨是“褒忠殛叛”，高度讚揚忠於建文的忠臣義士、烈媛貞姑，極力討伐武力篡權的燕王朱棣及其黨羽。《女仙外史》這部書有個奇特之處，便是在問世後有多位當時的社會名流為之評點，並且視之為“奇書”，而且
為本書作序寫跋的都是知府以上級別的朝廷大員，可見這部書在誕生之初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這部在當時頗有轟動效應的作品，在今天已經很少受人關注，原因在這部作品在當時能產生轟動效應，是由於他誕生於明清易代的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小說中所抒發情感與明清易代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
當時過境遷，時代的氛圍發生徹底改變後，這部小說便慢慢歸於沉寂。
《女仙外史》一方面重演了“靖難之役”的歷史，另一方面也寄託作者的人生夢想，書寫了呂熊的滿腹才學。在小說中，作者展現了自己在天文、樂律、地理、兵法等方面的淵博學識。
《女仙外史》第三十七回、第八十二回論及詩賦科考試，在小說中作者主張詩歌創作當以三唐為法。
從《女仙外史》的創作內容來看，不是一時一地之作，而是持續創作，創作時間可能長達十年。隨著作者行跡遍及南北，小說的評點者也增至六十六人之多，這可能是因為作者行跡遍佈天涯、旅途中廣結友朋。
《女仙外史》的序、跋，卷首的《評論》、《品題》，都出於當時朝中的高階官員。
評點者中也有不少是當時著名的官僚、文士及藝術大家，這在古代通俗小說中不曾有過。這些點評人中有清初詩壇領袖王士禎、大官僚宋蘋、戲曲家洪昇、書畫家八大山人等。可以吸引這樣多的官員文士，為之點評的原因在今天看來一目瞭然，
不過也確實值得深思。不難想象這部作品當時是激起了強烈的共鳴。
呂熊創作該小說的目的之一，在於透過書寫“靖難之役”這一歷史來頌揚，那些在易代之際敢於抗爭的民族誌士，當然也要批判投敵求榮之輩，抒發明清易代的故國之思，亡國之痛，
同時之所以有那麼多人願意為之作序、跋、品題，應當是小說的內容及思想讓他們產生了強烈共鳴，亡國之痛當是主要觸動點。
作品在敘述“靖難之役”時滲透了強烈的興亡之感，故能在明清易代之際產生強烈的共鳴。作者創作《女仙外史》實際是，想用小說來表示自己對“靖難之役”這段歷史的態度。在呂熊看來，“萬古綱常，首重君臣之分。”，篡逆永遠都是篡逆。
在對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進行的評價時，作者將道德標準放在最前面。
小說在第二十回中寫唐賽兒起兵，軍師呂律就明確建議必須以朱棣為篡逆，朱允炆為正統。《女仙外史》在道義上的申討朱棣，呂熊自己也深知這只是託諸空言，但卻關係到世道人心。
《女仙外史》對明代官方史書對“靖難”歷史失實記載有強烈不滿，因而作者要借《女仙外史》對“靖難”這段歷史作新的解讀。
三、總結
關於朱棣造反的史實在現存明代史籍中找不到一鱗半爪，就連那些忌諱相對較少的野史筆記中也很少有正面提及。呂熊及《女仙外史》諸多評點者們所多次提到的《明史紀事本末》一書也是如此。呂熊堅持朱棣謀反論斷，
這和朱棣在《千忠錄》中被李玉定為“逆藩”如出一轍。
文學作品的想象虛構，超脫了正史的規矩束縛，比正史來得酣暢淋漓。這些作品的書寫不再以朱棣為中心，而是重點寫建文恢復。朱棣的形象出現一大轉變，不再是英主，而是野心勃勃的篡奪之輩。
這個時期關於“靖難”的文學書寫，寄寓了明清易代的諸多情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