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上映，故事一般，但引發的思考和探討不斷。很多大V都將其定義為是對中國女性困境的呈現，但懸鈴木認為不止如此，性別其實更是一種更易引發大眾共鳴的符號，劇中姐姐的困境，延展到現實生活中，甚至可以放大到所有面臨“親情責任”與“個體自由”兩難的群體。

所謂的“重男輕女”，只是強化反轉的藉口

“重男輕女”這個詞，作為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多子女家庭的80後，懸鈴木感到熟悉而陌生。熟悉的是，這個詞作為“中國傳統”的一種，30多年來始終被頻繁提及，也不乏人神共憤的極端媒體報道案例；陌生的是，懸鈴木身邊，幾乎沒有父母一輩過於重男輕女的狀況，僅有一些女性好友自述作為女孩不被奶奶所喜，但她們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到了80年代中後期、90年代，獨生子女制度已經極為普及。社會的進步，加上女性就業能力的提高、養男孩成本不斷上升等社會現實問題，“重男輕女”思想得到了顯著的改善。《我的姐姐》以“重男輕女”作為故事背景，其實首先就讓不少年輕觀眾難以共情。

上一輩的姑媽，為此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失去了原本一半屬於自己的老人房產，失去了成就事業的機會，一生蹉跎。至於醫院裡那位選擇“保小不保大”的孕婦及其家庭，更是“重男輕女”思想的陳舊符號。

但編劇執意這樣設定，並堆砌了這一陳舊思想作祟帶來的種種不合理行為，比如出車禍的父母手機中只有弟弟的照片，強迫自己裝瘸騙到二胎生育證明，擅自被改志願等，其實更像是為了後期的反轉做鋪墊。

在“親情責任”與“個體自由”之間，姐姐最初有充分的理由選擇“個體自由”，因為親情淡漠、所遇不公、工作不順。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和靠譜、不靠譜人士的推波助瀾，親情的砝碼逐漸加重，並最終讓姐姐做出撫養弟弟的決定。促成這一反轉的，除了親情與責任，別無其它。

與其說是女性困境，不如說是親情負擔

如果把兩人的性別做個調換，變為成年的哥哥、年幼的妹妹，或者再推而廣之，變成驟變為植物人的丈夫/妻子，罹患重病的老人和孩子，這種親情困境同樣存在。要追求個體自由，勢必要承受良心的譴責、社會的輿論；要選擇親情與責任，勢必要犧牲一部分個人的發展。

就像今年再度上熱搜的孝子劉秀祥，十幾年前，他選擇揹著精神失常的母親上學，而他的哥哥、姐姐卻選擇離家出走失去了聯絡，拋棄了贍養母親、照顧家庭的責任。

趨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但人之所以為人，也許就有一部分在於追求個體自由的過程中，給予親情、責任時更多一層的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