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口秀大會》第二季第七期，梁海源講述自己和程璐思文夫婦一起度蜜月的故事引發全場歡笑，終獲當期“爆梗王”。
走下臺的時候呼蘭抱住他泣不成聲。
“呼蘭特別理解海源的那種戰鬥精神，海源個頭小，普通話也不是很好，那次本來也不被看好，但他上演大逆轉，成為當天爆梗王，我們都很感動。”
賀曉曦說，呼蘭擁抱梁海源的時候他就站在旁邊，覺得這些人身上散發著光芒。
賀曉曦是笑果文化CEO，是《吐槽大會》、《脫口秀大會》的操盤者。
他說自己在那一刻明白“原來喜劇不僅改變了觀眾，其實也改變了臺上這些演員，某個瞬間觀眾會覺得你有魅力有才華，而觀眾的這種感覺會再次增加演員的自信，讓他們願意在這個舞臺上施展才華，願意被別人看見。”
脫口秀行業的這群年輕人正在因為這一方舞臺而發生改變，包括賀曉曦自己。
初入職場的年輕人
1998年，20歲的賀曉曦入職湖南電視臺做實習生，那時距離他大學畢業還差一年，“對未來沒有規劃”，只因父親看到報紙上有一個招聘廣告，就讓他去湖南電視臺面試，進而入職工作。
“錢很少，但很累，不過覺得挺好玩兒，比別的工作要好。”賀曉曦說。
賀曉曦入職的是湖南文體頻道，這是當年剛籌備建立的頻道，今天的芒果超媒董事長張華立時任該頻道的總監，他定下了“體育先導、娛樂先鋒”的旗號，立志要做一個“內容永遠要是新的，永遠要出人意料，永遠不能重複自己”的新銳頻道。
這個頻道從建立之初就被人貼上了“離經叛道”的標籤，《南方人物週刊》描述了他們當時的選拔標準，“主持人不用北廣畢業生，卻可以接受任何專業出身，工作兩年的電視人就能升任主管、製作經理。”
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賀曉曦入職該團隊，同期入職的還有今天笑果文化的董事長葉烽。他此前做了四年外貿生意，1998年金融危機生意不好，就在家裡看球，看到文體頻道覺得還不錯，就應聘加入。
他們被分入了體育組。
“40個人做體育，看美國的ESPN（時代華納旗下有線體育頻道）學習寫作方法。”
1998年11月入職，培訓了4-5個月就被“拉入那個樓裡開始做直播演練”。
賀曉曦所說的“那個樓”就是今天聞名娛樂行業的湖南廣電大廈，這個“h”型大樓當時很荒涼。“連吃飯的地方都沒有，就拿個盒飯蹲外頭廳裡吃。”
“那時雖然沒有什麼規劃，但做事兒的方式激發了我，一件事情如果老師不給我做一定是因為我做的不夠好，然後我會想著怎麼去學習，去競爭……這種模式給我們心裡種下一個種子——要做就要做的跟別人不一樣，如果和別人一樣，就證明你不夠好。”
這些“較勁”的想法推助了他們工作的熱情，在拍攝腳踏車賽片段時，葉烽會跑到一個拐彎的地方把機位擺低，拍攝車輪軋過路面的鏡頭，還會專門去特別高的地方調一個全景，讓觀眾有“航拍的感覺”。
“現在想來，那些鏡頭其實毫無意義，那只是一場本地的腳踏車賽，可能都不會有觀眾看那條新聞，但當時我們都覺得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賀曉曦那時做“日播新聞”，全年無休，朝九晚九，工資為1200元。
李宇春改變了他
這種“酷”勁兒，給文體頻道帶來巨大的改變，2001年文體頻道更名為娛樂頻道，2004年推出歌手選秀節目“超級女聲”。該節目創造了中國電視界、音樂界的奇蹟，在數年的選拔中不僅推出了一大批知名歌手、音樂人，還引發其他媒體效仿，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這給當時的賀曉曦帶來極大的震撼。
那時候他在為娛樂頻道一檔資訊節目做製片人，而“超女”的操盤者都是他相熟的同事。
“《超女》監製廖珂是我看著他進頻道的。”賀曉曦說，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超女》的製作，但目睹了這個節目走紅的全過程。
在《超女》之前湖南電視臺也有其他的選秀節目，例如龍丹妮同期做的《明星學院》選拔出劉雅瑟、張藝興等藝人，節目做的也很成功。
“但2005年的《超級女聲》和李宇春達到了一個我們從來不敢想象的高度和影響力。”
賀曉曦說，李宇春的出現改變了湖南衛視在大家心目中的認知，甚至改變了這個行業，他突然發現身邊出現了“世界級的、現象級的藝人。”
“天娛的辦公室就在我們隔壁，《超女》當時一次性簽約幾十個藝人，藝人比經紀人還多，我就覺得他們所有人都火了，瘋了一樣永遠在外面飛來飛去，覺得全中國所有的活兒都來找他們做。”
這讓賀曉曦第一次感慨“生意怎麼可以這麼大？”並且開始思考“內容背後的商業運轉規律”，閱讀彼得。德魯克（現代管理學之父）的書籍。
從某種角度看，超女的興起也促使賀曉曦離開湖南衛視。
“我們做體育沒有找到適合的商業出口，3-5年後就遇到職業上的迷茫期，後來從體育到娛樂頻道，還是覺得迷茫，不知道能做成什麼東西。”
2006年，賀曉曦離開湖南衛視，北上京城，入職光線傳媒負責娛樂內容製作。但這段工作並沒有給他帶來更多的快樂，反而讓他再一次陷入“內容商業價值”的深思中。
“在臺裡做內容的時候我們有種驕傲感，會以‘牛不牛、有沒有靈氣、好不好’來衡量作品的質量；但在一個社會型公司，衡量內容的標準只有‘播放量’，做內容的人需要按照甲方要求來設定內容，工作不開心，沒有榮譽感。”
賀曉曦說，他當時的老闆和他比喻說，“將內容理解成消費品，就可以了。”
這再次衝擊了賀曉曦對內容行業的認知。
“我那時候就覺得，要讓厲害的人去做厲害的東西，他們去產出最好的內容，然後我來負責實現商業化，這也是今天笑果文化要做的事情，我們希望藝人們不要有疑惑，可以跟著這個行業一起成長。”賀曉曦說。
婚禮上誕生的笑果
2014年，葉烽在上海舉辦婚禮，賀曉曦受邀參加。
這時候他已經從光線離職，在廈門做一個天貓女包品牌，“一年有3000多萬銷售額，廈門第一。”但隨著紅利期的消失，他也在尋找新賽道。
“我們發現一批原來切口很窄的內容公司正在快速做大，邏輯思維、暴走漫畫等都是滿足了使用者某一個垂直領域的需求，然後滾雪球一樣崛起。”
在葉烽婚禮上，他們聊起內容創業的話題，並認為《今晚80後脫口秀》很符合這個標準“深夜檔節目人群細分，垂直領域便於切入，如果將粉絲沉澱下來就可以運營。”《80後》是東方衛視在2012年推出的文化脫口秀節目，當時葉烽是該節目導演。
婚禮上的談話，讓賀曉曦受到啟發，隨後他成立笑果文化正式進軍脫口秀行業，簽約了第一批編劇，觀眾熟知的思文、程璐都在此時被賀曉曦簽入麾下。
“他們當時都是零散的兼職編劇，在《80後》領取稿費，和我們簽約之後，就能以公司的形式來運作，相當於我們公司給《80後》提供編劇服務。”
但這個過程並不順暢，當時的思文和程璐都在深圳，思文在一家國企上班，而程璐是一名口譯，夫妻二人收入穩定，且已在深圳購房。
為了簽下這對夫妻，李誕還飛到深圳遊說，最終將二人迎來上海。
賀曉曦對李誕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奇怪的人。”
“他原本的黑頭髮突然有一天就變成紅頭髮了，而且他還美甲，我當時心想這個人怎麼回事兒？感覺很奇怪。”
這讓賀曉曦很長時間都有一種“語言對不上”的感覺，他和葉烽暢想公司遠景的時候，李誕都表現的“沒那麼興奮”。
“李誕是一個趨於保守的人，他不大相信宏大目標，但在做具體事物的時候卻很踏實。”
編劇充足後，笑果就不再限於給《80後》做外包服務了。
2015年8月，笑果開啟了自己的線下演出。
第一場演出在中山公園旁邊的一個酒吧舉辦，他們模仿小米制作了一張海報——“相信好玩兒的事物即將發生”，以“贈票”的方式來吸引觀眾到場，當天李誕等登臺表演脫口秀，但到場人數並不多。
賀曉曦隨後叫停了“贈票”行為，改成“20元一張票，可以獲贈一杯酒。”這種基於“社會心理學”的改變穩定了到場率，現場觀眾打的分數和反饋也明顯提高，這讓笑果有了底氣。
“我們開始討論這種模式的終局，當時覺得到500人可能就賣不動票了，如果連500人都做不到，那麼這就不是一個正確商業行為，所以我們開始考慮做網路綜藝。”
《吐槽大會》隨後登上歷史舞臺。
吐槽大會
2017年1月8日，吐槽大會第一季在騰訊影片首播。
但很少人知道最初的《吐槽大會》面臨著找不到合作平臺的尷尬。
早期《吐槽大會》錄製了一個樣片，嘉賓是李誕、池子、王建國等，而主咖是他們熟悉的夥伴——《今晚80後脫口秀》主持人王自健，現場笑料不斷，妙趣橫生。
這個樣品給大家帶來了信心。
“當時我們都覺得這個內容只有兩個結果，一個是好，另一個是特別好。”
他們拿著樣片去找藝人談錄製，找平臺談合作。
藝人很樂於參加這種自黑型的吐槽，但平臺則遲遲未能確定。
“我們是一個新節目，並且裡面的元素、內容大家都不熟悉，平臺方有自己的顧慮。”
關鍵時刻，王思聰推薦了騰訊影片。
“2016年5月30號我們見了王思聰，他6月1號就跟騰訊影片對接推薦，6月8號我們和騰訊影片在靜安區的馬勒別墅敲定了合作事宜，而那一天我們正在錄製第一期節目。”
從2017年1月上線，到3月收官，《吐槽大會》第一季總播放量達到13。8億，單期播放量最高破2億。期間百度整體搜尋指數達48。4萬，平均值31。5萬，百度風雲榜連續9周保持前五，最高達到百度風雲榜第一；在微博上，以“吐槽大會”為主話題的閱讀量為11。3億，並多次登上微博熱門話題榜。
賀曉曦說，這些年，他經歷過兩次聲名大爆發事件“一是《超級女聲》，二是《吐槽大會》。”
隨著《吐槽大會》的走紅，笑果的內容矩陣也變得越來越豐富，《吐槽大會》、《脫口秀大會》、《冒犯家族》等次第播出，包括李誕、池子、程璐、思文、王建國、梁海源在內的一眾脫口秀演員、編劇走上前臺，為觀眾所熟知。
與之對應的是笑果文化的收入和估值也迅速提升，其年收入很快“過億”，而公司估值也在多輪的投資中水漲船高。
2019年4月，笑果文化完成B輪融資，雙方雖未對外公佈具體投資數字，但業內預估30億元。這個憑藉脫口秀為人們所熟知的公司，終於像賀曉曦和葉烽設想的那樣，從一個“小切口”突破成為喜劇領域的爆款王。
現在笑果文化旗下的編劇、藝人達到了近百名，每週他們會固定時間在辦公室舉行“讀稿會”，藝人們表演自己的段子，互相評審。
這是一個極其“殘酷”的過程，“這些人會當面罵你，說你寫的跟屎一樣。”最終留下來的內容可能是多個段子手的集合，比如“你寫了15分鐘最後留下3分鐘，他寫了10分鐘最後留下7分鐘。”
值得一提的是，王自健沒有出現在編劇和藝人名單中，這個在《80後脫口秀》中做了幾年主持的脫口秀藝人，選擇離開這個行業，而近期，其參演的電視劇《安家》正在網路平臺熱播。
喜劇界的NBA
笑果文化的辦公室位於南京西路一幢高樓的25層，此處是這個城市最繁華的街區之一，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可以俯瞰人民公園景色。
“這裡什麼都很好，只是不像是文創公司的工作場所。”
送我下樓時笑果文化的工作人員這樣解釋——樓下的閘機需用工牌開啟，保安下班後客人須工作人員護送才能走出閘機，而這意味著工作人員需乘電梯往返幾十層高樓。
笑果的藝人和編劇們就在這樣一幢很“嚴謹”的辦公樓中創造各種輕鬆的笑料，這看上去有一種反差。
從某種角度看，這正是笑果在行業中的作用和意義。賀曉曦說，他希望笑果可以用喜劇來“破圈和連線一切。”
採訪時正逢《吐槽大會》第四季熱播，期間他們請了PDD作為主咖，這個電競圈的紅人在節目中表現突出。
“PDD上節目肯定會推動（喜劇）這個行業的發展，因為他破圈了。”賀曉曦說他們一直想做這種喜劇+其他行業的組合，此前做的音樂專場、國足專場也是出於這種思考。
“未來我們想做‘企業家’專場，羅永浩就是很合適的人選。”賀曉曦說，他們和羅永浩在微博上一直有互動，“但企業家講脫口秀，顧慮可能更多。”
這種破圈和連線的定位為今天的笑果劃分了基本的營收模式。
笑果當前的收入主要來自於“長影片內容客戶”（大的B端客戶）、整合營銷（小的B端客戶）和普通的C端使用者。
長影片內容收益主要指笑果和各個影片平臺合作中獲得的內容製作費、廣告分成、版權售賣等收益；整合營銷指他們為某個企業定製的營銷產品，如《滴滴版吐槽大會》等；2C則主要指線下演出、會員收入等等。
現在這三部分收入在笑果文化的比重為2：2：1，而2020年，賀曉曦希望將其調整成2：1：1——增加C端的收入。
賀曉曦經常用NBA來比喻笑果文化，就像NBA用籃球連線不同客戶那樣，笑果希望用喜劇來連線不同的人群。
“《吐槽大會》是灌籃大賽，《脫口秀大會》是一場籃球賽，籃球賽沒有灌籃大賽好看，但只看灌籃是不會打籃球的，真正的粉絲還是會觀看籃球賽。我們要做的就是執行好這樣一套體系，讓球賽持續下去併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賀曉曦說。
在《三聲》主辦的一場對話活動中，賀曉曦說，“卡姆和呼蘭都不是李誕，但重點是還是有很多年輕人想成為他們，這是永續的過程。理解這個邏輯最好的方式是理解NBA，我們想不清楚的時候就看NBA的戰略。”
2020年1月2日，NBA前總裁斯特恩去世，賀曉曦在微博上轉發了這一資訊，並寫到“希望能做一個像他一樣厲害的人。”
在湖南衛視做記者時，賀曉曦喜歡領導誇獎他是“有靈氣的孩子，作品做的很牛。”那時候他是下場打球的選手，而現在他的目標是成為場外的操盤者。
1998年，20歲的賀曉曦入職湖南電視臺，說“錢很少但很累，不過覺得挺好玩兒，比別的工作要好。”
2020年，42歲的賀曉曦選擇用另一種方式面對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