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幾千年歷史，王朝不斷更替，光產生的皇帝就有幾百位，而每位皇帝享盡榮華富貴，而且後宮佳麗三千人，妻天下之妻。但是，從古代歷史來看，皇帝真正喜歡的女人並不多，那麼按照當時的標準，皇帝到底喜歡什麼型別的女人呢？
首先，年輕漂亮。
這個是基礎，因為這是男人最基本的需求。無論20歲還是一直到80歲的男人，都喜歡年輕漂亮的。古代皇帝也不例外，因此古代選妃的標準，基本上從13歲或者15歲開始，到20歲基本上就不要了。而且，選妃進宮的女人，如果年紀稍微大點，皇帝也不喜歡。但是也不能排除像隋煬帝蕭皇后這樣到50歲還能讓皇帝傾倒的，但這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
第二，能歌善舞。
一般在皇宮能歌善舞，能夠唱點小曲，能夠彈琴吹簫等的都比較受皇帝喜歡。因為皇帝整天悶在皇宮，因此妃子跳舞唱歌，彈琴吹簫那是基本的樂趣。這就是很多皇帝喜歡舞女，歌姬的原因了。因為如果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學的都是琴棋書畫，很少學能歌善舞的，所以像衛子夫，趙飛燕等這樣的就比較受歡迎。
第三，生育能力強。
古代皇帝后宮佳麗三千人，除了娛樂，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皇家廣子嗣，以便能讓國家得以傳承，而且皇帝子嗣越多那麼就越代表國家昌盛。因此，皇帝選妃還有個重要的標準那就是生育能力強，一般來說如果皇帝寵幸你，你幾年都不下蛋，都不生育，即使再漂亮，再能歌善舞也沒用。你看陳阿嬌，還有薄皇后等都是這樣，所以身體太瘦小可不行，因為生育能力一定要強。
第四，冰雪聰明。
這一點也很重要，這裡的聰明包括兩點，一是要識大體，懂的顧全大局，最忌諱的就是爭風吃醋，即使吃醋也不能表現出來。因為皇帝那是天下女人的，而且皇帝最不喜歡的就是爭風吃醋的，這樣後宮就不穩定。這另一個方面那就是真能力了，這種能力就是幫助皇帝處理政務，分析問題的能力。
古代那麼大一個國家，皇帝一個人要管這麼多地方，因此，時常有自己想不開、衝動的時候，或者決斷不了的問題。這個時候皇帝往往要有個能訴說的人，一般來說，你如果給皇帝分析的頭頭是道，既解決問題，又能夠顧全大局，那麼皇帝肯定越來越依賴你了。你看武則天、王娡、慈禧等都是這樣，能夠幫皇帝解決問題。所以皇帝喜歡的女人不僅是外表的美麗，多才多藝，生育能力，更牛的還是內在的遠見卓識。所以，現在有多少女子能滿足這條件呢？
住在這遠離鬧市的半山居所裡，安靜是有了，但寂寞也來了，有時還來得很兇猛，特別在深更半夜。只得獨個兒在屋子裡轉著圈，拉下窗簾，隔開窗外壁立的懸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時不時地瞟著床邊那乳白色的電話。它竟響了，急忙衝過去，是臺北《中國時報》社打來的，一位不相識的女記者，說我的《文化苦旅》一書在臺灣銷售情況很好，因此要作越洋電話採訪。問了我許多問題，出身、經歷、愛好，無一遺漏。最後一個問題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您最喜歡哪一位文學家？”
我回答：蘇東坡。她又問：“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歡哪幾篇？”我回答：在黃州寫赤壁的那幾篇。記者小姐幾乎沒有停頓就介面道：“您是說《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我說對，心裡立即為蘇東坡高興，他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一點就著，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峽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電話，我腦子中立即出現了黃州赤壁。去年夏天剛去過，印象還很深刻。
記得去那兒之前，武漢的一些朋友紛紛來勸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戰並不是在那裡打的，蘇東坡懷古懷錯了地方，現在我們再跑去認真憑弔，說得好聽一點是將錯就錯，說得難聽一點是錯上加錯，天那麼熱，路那麼遠，何苦呢？
我知道多數歷史學家不相信那裡是真的打赤壁之戰的地方，他們大多說是在嘉魚縣打的。但最近幾年，湖北省的幾位中青年曆史學家持相反意見，認為蘇東坡懷古沒懷錯地方，黃州赤壁正是當時大戰的主戰場。對於這個爭論我一直興致勃勃地關心著，不管爭論前景如何，黃州我還是想去看看的，不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古戰場的遺址，而是從藝術的角度看蘇東坡的情懷。大藝術家即便錯，也會錯出魅力來。
懊像王爾德說過，在藝術中只有美醜而無所謂對錯。
於是我還是去了。
這便是黃州赤壁。赭紅色的陡峭石坡直逼著浩蕩東去的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以攀登俯矙，江面有小船可供蕩槳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視覺空間的變異和倒錯，因此也就有了遊觀和冥思的價值。客觀景物只提供一種審美可能，而不同的遊人才使這種可能獲得不同程度的實現。蘇東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給黃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形式變成美。因此不妨說，蘇東坡不僅是黃州自然美的發現者，而且也是黃州自然美的確定者和構建者。
但是，事情的複雜性在於，自然美也可倒過來對人進行確定和構建。蘇東坡成全了黃州，黃州也成全了蘇東坡，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係。蘇東坡寫於黃州的那些傑作，既宣告著黃州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著蘇東坡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兩方面一起提升，誰也離不開誰。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為什麼一個僻遠的黃州還能給他如此巨大的驚喜和震動呢？他為什麼能把如此深厚的歷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給黃州呢？黃州為什麼能夠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呢？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
他從監獄裡走來，他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倖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載史冊的文化突圍。黃州，註定要與這位傷痕累累的突圍者進行一場繼往開來的壯麗對話。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願意播揚和轟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鬨式的傳揚，轉化為起鬨式的貶損，兩種起鬨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鬨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臺詩獄”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搞清了這個案件中各種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蘇東坡到黃州來究竟是突破了一個什麼樣的包圍圈。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和意象作上綱上線的推斷和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
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絕對是不算壞的，在他內心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見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為轉移，名震九州島、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這件事說來話長。在專制制度下的統治者也常常會擺出一種重視輿論的姿態，有時甚至還設立專門在各級官員中找岔子、尋毛病的所謂諫官，充當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弊端甚多。這些具有輿論形象的諫官所說的話，別人無法聲辨，也不存在調查機制和仲裁機制，一切都要賴仗於他們的私人質量，但對私人質量的考察機制同樣也不具備，因而所謂輿論云云常常成為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社會災難。這就像現代的報紙如果缺乏足夠的職業道德又沒有相應的法規制約，信馬由韁，隨意褒貶，受傷害者無處可以說話，不知情者卻誤以為白紙黑字是輿論所在，這將會給人們帶來多大的混亂！蘇東坡早就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為這種不受任何制約的所謂輿論和批評，足以改變朝廷決策者的心態，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殺傷力（“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必須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於自身地位的不同無法意識到這一點。沒想到，正是蘇東坡自己嚐到了他預言過的苦果，而神宗皇帝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當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時，他也不能為蘇東坡講什麼話了。
那麼，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這人可稱之為“檢舉揭發專業戶”，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輔導，這本是朋友間非常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地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這麼一個讓人噁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兇呢，而且已經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兇。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鑑別後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說蘇東坡“起於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但他不這麼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和世俗鼓動力是“濫得”。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動機下顯然埋藏著一個最深秘的原素：妒忌。無論如何，詆譭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只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麼關係？”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髮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歷史。歷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於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並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為什麼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
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時代的人寫在印刷品裡。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歷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作“砸窗了”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揀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麼目的，只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派、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橕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麼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佔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蘇東坡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於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論。當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有可能超越時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偽輿論，結果連神宗皇帝也對蘇東坡疑惑起來，下旨說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這些人。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瀟灑、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瀟灑，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裡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氣都透不過來的場面出來。蘇東坡越來越慌張，說：“我大概把朝廷惹惱了，看來總得死，請允許我回家與家人告別。”差官說“還不至於這樣”，便叫兩個差人用繩子捆紮了蘇東坡，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邊流淚。
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可惜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傳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認識這就是蘇東坡。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紮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東坡只怕株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都想投水自殺，由於看守嚴密而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裡，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這一步之差境地的則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於中國的獨特國情。
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於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