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人統治的封建王朝，其輝煌無論是在社會經濟上還是文化藝術上都有所體現。明朝中後期小說文學的興起原因，其一是受到元朝對中國傳統詩詞的拋棄而轉向戲曲，其二是因為市民文化的覺醒。

蒙古族

在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因為統治者的喜好，詩詞地位墜落，戲曲地位則得到顯著提升，同時，“九儒十丐”使得文人地位空前下降。這兩種情況的出現，迫使大量文人轉入到戲曲的創作之中。推翻元朝統治的明朝，由於文化傳承的斷檔，最終只有流傳於民間的，從宋朝說話發展至今的小說得到傳承與發展。明朝中後期以李贄為首的新理論家明確指出小說、戲曲是當代藝術的中心門類。新的潮流、新的趣味除繼續保持優秀人才的戲曲流向外，也促使大量優秀人才進入小說創作領域。

明正德時期由王守仁為首的心學流派的出現，更多的將人的關注點由尊孔重儒逐漸轉向個人對內心的感受，對個體真實感受的一種理性張揚，其社會依託是由於市民興起。新思潮對感性慾望、世俗生活的肯定，迎合和肯定了各種藝術門類中以俗為美的新取向。

王守仁

明朝小說作品大多摒棄了繁文縟節的創作格式，更深刻地體現了人們世俗生活中的常態，更多的去滿足大眾的興趣愛好，新的思潮在創造瞭如小說等新的藝術門類的出現，也使的詩、詞等創作也逐漸世俗化。詩、詞通常在小說中隨故事情節的變化而出現，為了符合故事情節的發展而世俗化。

小說文學的世俗化，從另一個方面體現出了明朝統治者對於文人思想相對寬鬆的控制力度，這和明朝中期嘉靖帝的統治政策不無聯絡，至明萬曆年間，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同時，世俗文化也得到了蓬勃發展。到了清朝，因為對文化思想上的空前束縛，使得新思潮在完全形成之前被殘酷地打斷。

三國

中國小說從宋的說話開始發展至明朝時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完成了從說書到案頭的轉變。中國審美文化也因此產生了形態變化。

第一，小說從一種娛樂活動變為一種文化的觀念形態。說書藝人的口口相傳，將小說這種藝術形態極大的距現在了小範圍的人群當中，而創作為案頭，則可以透過圖書的形式深入到各個階層之中，這便滿足了中國主流文藝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普遍性。

孫悟空

第二，從集體活動變為個人活動。首先，說書作為娛樂活動，表演者就不能僅僅只侷限於一個人，而後，為了迎合觀眾的趣味，表演者必須隨時調整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並沒有完全的表現作品所希望表達的內涵，最後受迫於生存壓力，更多的作品都必須表達人們所希冀的內容，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遭受的冤屈總會有昭雪的一天。而個人的創作則不必受此侷限：社會的現實使得善有善報發生的機率很小，更多的都是惡人逍遙法外，作者透過自身經歷或看到的事實對此進行相應的加工創作，得到人們的共鳴，其二，美好事物的開始並不代表著美好的結局，其中的種種因素使得最終都會以悲慘的局面收尾，如《水滸傳》最終以梁山好漢招安後的慘劇收尾。

水滸傳

第三，小說作為案頭作品，標誌著中國文藝中一種審美模式和觀念的變動，即文化敘事方面的轉變。明朝時期的小說，一是張揚了敘事的虛構原則，把敘事投入到了一個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場地，即最終的結果了極大的彈性不易斷定。二是描繪的細膩，這極大地增強了敘事和道理的張力，使敘事具有極大的彈性，可以容納轉型期的各種觀念和趣味。《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對赤壁之戰的描寫，從強弱分明的曹孫力量對比，到孫權陣中戰降派的角力，最終在水戰中火燒赤壁，透過詳盡細膩的敘事描寫，不斷的轉化著對人們期望的滿足。

赤壁之戰

第四，為了適合案頭欣賞，小說本身進行了一系列審美形式的轉變。無論是說書還是戲曲，通常都是擷取歷史事件上的某一片段進行詳盡描寫，創作上進行突出性的誇張，《鍘美案》及《楊家將》等都是典型代表。而小說則將這些片段進行系統性的整合，將單個故事回城具有整體結構的故事，從化本演講轉變為章回小說。

明代小說的第一個特點，是普遍的展現了舊的制度的內在不合理性。明代四大名著無一不體現出這種新的特點，在這些著作中歷史的不合理性都得到全面的體現，而這些對於不合理性的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明朝當局對文化上的相對開明的政策。

楊家將

第二個特點，是熱情地歌頌肯定著對不合理制度的反叛的合理性。孫悟空之所以家喻戶曉是因為對於不合理性有著堅決的反叛，使得人們在閱讀時有著一種酣暢淋漓的快感；眾好漢被逼上梁山，立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才使得《水滸傳》經久不衰；劉備在逆境中的不斷堅持，都是因為劉皇叔的正統身份，為了光復漢室的理想，始終如一的與曹操相對抗，從而不論是在小說中抑或是在現實中給人們以希望。無論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人鬼姻緣或人狐戀情都反映出對於現實的反抗，而這些對不合理制度的反叛者們，因其反叛的合理性，而成為作品中的閃光點。

替天行道

第三個特點，就是從古典文化的根本原則出發，對裂變因素和反叛事實在制度內進行整合。制度內的整合分為兩個方面，一是表層整合，是對文學形象的本身的整合，它是從人物和情節兩個方面體現出來。其二是深層結構的整合，深層整合則透過多種方式進行表現。

總結：

綜上所述，明代小說蓬勃發展，一是受到元朝對中國傳統詩詞的拋棄而轉向戲曲、小說，二是因為市民文化的覺醒。小說文學的發展流程與文化中心的轉移也有著密切關係，從都市轉移到市民進而進入到世俗，從為宮廷服務到取大眾之樂至描寫人們身邊具體的情景。

明代小說的發展與明中後期相對開明的統治也有一定關係，嘉靖元年《三國志通俗演義》開始出版發行，標誌著明朝中後期小說勃興的開始；《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一傳為嘉靖年間的才子王世貞，而西門慶的原型就是當朝首輔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萬曆年間的統治及其開放，在促使資本主義萌芽萌發的基礎上，對於小說的積極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人們在這樣的寬鬆環境下並沒有產生反叛思想，反而是對當朝統治更加忠誠，也側面反映了明朝時期極強的民族向心力。明代給小說定下了規則與基調，使得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得以繼續傳承，明代對於文化思想的寬鬆政策，促使小說名著沒有受到查封與刪減，從而以最根本的形態傳承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