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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社的運動兼有文學傳統?觀儒生的影響力,一個排外性私人網路

前言:

17世紀30年代,復社的運動兼有侯家傳統和嘉定以往的文學傳統,也包括與兩方面都毫無關係的人。

侯家發起了文學選拔活動,並從中繼續發揮最大影響力,但其範圍之廣超出了侯家的把控。從最開始,運動就面臨著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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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團體

它的方式特立獨行,本應將文學庇護只限於那些明確踐行道德責任的儒生。但是,它的目標野心勃勃,想將儒生的影響力蔓延到官場。在松江,夏允彝力倡謹慎行動,認為團體應控制規模,緩慢擴張;而陳子龍急切地想加入張溥,共同向所有信奉儒學信條的人敞開大門。

最終,這場運動分裂為兩個單獨的團體,在自身定位問題上各持己見。

嘉定似乎存在同樣的問題,使侯家沒能成為正式的組織。他們早期重視選拔文章,與一些復社成員有密切關係,但他們沒能形成獨立的團體,也從未把文章擇優結集出版。復社名單上有四十一位本地成員,其中只有十四人與侯家存在某種聯絡。侯家可能確實選拔並舉薦了一些人加入復社,對此我們只能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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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上還顯示出其他的團體,表明這場運動可能存在其他圈子。最明顯的是其中有侯家的親友,李流芳和婁堅的門生及其在南翔和高橋的親友,還有與他們沒有關係的羅店優秀士子。其他很多人則沒有這些關係,無法與復社相關聯。

有六人可以看出是當地學校的優秀士子,得以加入復社,另有九個人則無法識別身份。

侯家可能在大部分人的舉薦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只是沒有證據。

最有可能的是,他們只是在復社成立之後繼續搜尋優秀士子,制定客觀的道德規範,把名單上可見的人員向蘇州和太倉的復社領袖推薦。也有可能是一些當地成員與其他地區的復社成員有親友關係。其中清楚的是,復社最有影響計程車人活動和最多產的圈子都與侯岐曾的家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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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選拔的範圍內,侯氏家塾計程車人活動有三個目的:發現才俊、培養才俊、安置才俊。發現才俊很容易:侯家及其親戚中有很多這樣的人。理所當然,家塾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侯家及親戚的子孫,它在倫理方面而非社會方面有排外性。這種圈子的主要任務是發掘幾個真正有天分的子弟,與家族融為一體,為族人爭取利益。侯家可能給本地其他才俊做出了各種推薦和肯定,此外,他們直接在本族子弟中培養出了幾個人才。1634年至1637年間,這個不大的家塾包括了侯岐曾、他的三個兒子、他髮妻的五個兄弟、髮妻兄弟的兒子、他妹妹的聰慧兒子、黃淳耀、黃的妹夫,以及本地學校的兩名優秀士子。

家塾共同關心的是培養才俊,有資歷的前輩感受年輕子弟的精神,年輕子弟也從前輩的經歷中受益。侯岐曾此時已過不惑之年,仍在為鄉試奮鬥,他收黃淳耀為弟子,黃淳耀則教習他的子侄和妹夫。實際上,岐曾和侯家之外計程車子一定和那些更加排外的文學社團一樣,彼此互相學習,同時指導本族的子侄親戚。他們希望以歸有光為榜樣,提高門生的文學才能。

黃淳耀將歸有光視為散文導師,將婁堅視做詩歌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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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侯家子弟和後來者表示認可,並延續著這一傳統。這對一個有天分計程車子來說不容易實現,因為相對於復社政治的繁盛,此時運動倡導的文風訓練較少。《國表》的編纂者試圖使士子擺脫評論家的苛刻要求,不再模仿古代文學家的寫作方式,倡導他們發展出一套嶄新的時代風格。

總體上,這是一種有志之士的風格,他們不願

意像

歸有光那樣等到六十歲才成為進士。

無論對黃淳耀還是侯氏家族來說,寫文章時尊重、善待古典語言是一種表達方式,對儒學教育來說必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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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元氣”

黃淳耀認為,明代“復古”士人對盲目模仿古人的散文大加嘲弄,但是拒絕這些風格並沒有使形勢好轉:於是鹵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為奇,以腐為新,以俗為雅,以穢為華,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為可嘆也。

儒學教育是為了更好地學以致用,重塑一種美感和文學典雅。這隻有透過誠實的努力才能達到。

黃淳耀對一位侯氏家塾的門生表示讚賞: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之誠於文也,則以其誠於人者為之本也。這樣一來,文學表明了一個人的性格和才能。培養文學才能也是修身養性和自我認知的一部分。在黃淳耀看來,歸有光能成為出色的作家得益於他對理和氣的把握,用歸有光自己的話來說是凝聚了“天地之元氣”。宋代思想家也顯示了同樣深度的理解。在黃淳耀的理解中,理學研究似乎意味著廣泛的學習和細緻的訓練。他尤其推崇一位宋代士人的學習法,即專心鑽研一部作品直到完全掌握,這種方法也受到朱熹的讚揚。這種研究訓練了人的思維,闡明瞭作品中的道理,能融入個人的寫作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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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淳耀在嘉定的門生一定也都以同樣的方式整合道德信條、政治實踐和文學風格,培養起自己的風格。隨著對才俊之士的培養,相互影響的圈子不斷擴大,而且特殊的才俊需要特殊的影響力。

侯岐曾最小的兒子出生於1620年之後,天資聰穎。他在幼年時就加入了松江一個神童圈子,受到當地文學評論家的關注。他的妻子是夏允彝的長女,她也是一位詩人,她的弟弟夏完淳四歲時就被稱為神童。完淳則娶了另一名才子的妹妹,這位才子是一位內閣學士的侄孫,其父親是來自浙江北部的一位復社領袖。在此種情況下,發現、培養並安置才俊的過程成為既定的事情。這個特別的圈子時運不濟,侯家的神童幼子死於1637年,夏家才俊夏完淳在十七歲時也隨父殉難,其他人在明室滅亡後或遁入空門,或不仕新朝,但這一過程暗示的資訊一目瞭然。安置才俊的意思是幫助士子透過鄉試,或使他們佔據能影響其他讀書人的位置。無論是哪種情況,出版作品、樹立聲望都是必要的。

侯家沒有像松江幾社那樣出版文集,但黃淳耀確實為圈內很多門生的文集撰寫了序言。黃本人一直在地方考試中名列第一,他的科舉文風也使自己聲名鵲起。他所作的序言應該能幫助門生吸引更多的讀者。

侯岐曾和嘉定的另外八名士人都為《國表》編纂做出了貢獻,但是侯

氏圈內並沒有其他大型文學出版物。

侯家更傾向於其他獨特的安排方式。一種辦法是把門生介紹給圈外的朋友。侯峒曾曾帶領自己的幼子到南京和江西任上,並延請黃淳耀等人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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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氏家塾的排外性

1640年,對黃淳耀的最終安置是到錢謙益的家族擔任塾師,黃在友人的強烈要求下接受了這份工作。至此,侯家的門人圈子中還無人透過鄉試。

1637年,侯氏家塾擴大,組織了一次集會,旁觀者謂之“吳下教子弟第一家法”。實際上,集會只包括了侯氏門人、黃淳耀以及附近地區的十餘名才俊之士。

其中,有兩人是松江文社的最重要人物,有一人是太倉新的儒學正統的集大成者,還有一人是歸有光的曾孫歸莊。儒學復興運動的有力支持者召集了圈外的團體,對運動的政治和文學領袖進行了成功的抨擊,侯氏家塾的擴大正是這總體趨勢的一部分。

儘管侯氏家塾仍帶有排外性,但其影響範圍已經擴及本縣之外,與其他活動團體聯絡在一起。這樣一來,它超越了本地其他精英家族的圈子,包括與復社有單獨聯絡的家族,以及本地尚未結交侯氏的有志之士。由此,這種擴大表明,在江南新活躍起來計程車人圈子中,侯氏家塾是最排外的團體。無論這一排外團體的意圖是什麼,它意味著圈內成員在科舉中掌握了更好的機會。正是這種排外性和對江南官僚精英子弟的吸引力,使觀察者將其稱為一張“網”,同時吸引了“才雋有文、倜儻非常之士”和“嗜名躁進、逐臭慕羶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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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另一位觀察者所言:三吳子弟各自一宗,不敢齒及復社二字者數年,然原原本本無一非復社之子弟也,無一非婁東之及門與其門人小子也。很明顯,這場活動牽涉了尖銳的矛盾:想要革新士人價值觀,又要為成員爭取科舉優勢。形形色色的成員,種種的矛盾,促使黃淳耀質疑聯盟的純正。1639年,他和侯岐曾都參加了《留都防亂公揭》的簽名,這份文告共有140人簽名,削弱了阮大鋮的勢力。

當時,黃淳耀聯合了一個小規模的戰略團體,在佔據政治優勢的同時,又主張道德上的排外性。但到1641年,他開始質疑自己在錢家做塾師的優越地位,於是回到嘉定,建立自己的學術團體,是為直言社。直言社只包括侯家的兩個兒子和一個侄子、黃淳耀和他的弟弟,還有七名親密的友人。所有人都是當地士子,他們的活動似乎只限於修身養性和相互評論。有意思的是,這個團體在儒學復興上進行孤立的努力,表明他們對犧牲純正文化、強調政治關係這一運動趨勢的不滿,但他們在1642年南京科舉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黃淳耀和另外兩人通過了考試,其中一人還考取了第二名。

另外,侯岐曾及其一子也成為次一等的貢生。復興的努力似乎取得了成效,但也僅限於提高了那些已經與改革活動家來往密切的精英的地位。毫無疑問,這個小社團的出色成績是儒學復興力量的勝利。復興顯然給精英子弟帶來了最好的成效,同樣,那些與復社領袖關係密切的人也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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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

至此,不論意圖何在,復社已經變成江南官僚家族間保持社會聯絡的媒介。在嘉定,1644年前有十四人通過了較高等的科舉,其中只有三人可能來自當地的非精英家族。

這一數字應與全縣計程車子數量

進行

比較——在全縣士子中,非精英子弟佔56%,也應與總體的成功率比較,在最後一代參加明朝科舉計程車子中,非精英子弟的成功率佔46%。

不僅如此,在加入復社的精英子弟中,有將近三分之二計程車子榜上有名,同時,加入這一社團的非精英子弟上榜的只佔八分之一。而在黃淳耀的直言社中,上榜的四名士子中沒有一名來自非精英家族。儘管他們努力避免將純正道德向政治關係妥協,但是儒學復興運動繼續把侯家及其友人帶入士人圈子,一個屬於官僚精英的排外性私人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