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音樂人，標籤是關注政治和社會運動，你會想到什麼？他的歌聲應該充滿憤怒，比如崔健；或許他的音樂應該充滿思想，比如羅大佑。
筆者今天介紹的這個酷老頭，卻用溫柔浪漫的聲線發出了強有力的吶喊。
布魯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人稱「老闆」（The Boss），美國音樂界活化石一般的存在，見證了美國搖滾樂從萌芽到鼎盛到衰退的全過程：曾獲得格萊美獎，拿下奧斯卡獎和金球獎最佳原創歌曲，一度在福布斯百位名人排行榜中位列第六。
年輕的布魯斯·斯普林斯汀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唯一會聽的搖滾樂人。村上曾經這樣評價他的歌聲：「震撼性感到脊背一陣發涼。」布魯斯的音樂多為勞工階層發聲，歌唱勞苦大眾的生活、心情、夢境與絕望，這些「故事的共振性」極大程度地影響了村上春樹的創作。
在國內，相比同時代的鮑勃·迪倫，布魯斯的影響力和知名度都相去甚遠，但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們，或多或少都聽過他的歌。
1993年，電影《費城故事》在美國上映。這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以反對艾滋病歧視為題材的電影，成為美國影史上為同性戀群體發聲的里程碑式作品。主題曲《費城之街》（Streets of Philadelphia）在各種奧斯卡金曲盤點中從未缺席——它的作者正是布魯斯。
電影《費城故事》劇照
在淡淡的抑鬱編曲氛圍中，「老闆」緩緩呢喃出男主角內心的徬徨與低落：「天使是不會來照看我們的，這裡只剩下我和你了，朋友。」
歌曲極為精準地表達出比艾滋病本身更令人絕望的社會壓力。在全世界陷入紛亂、激進、割裂的當下，重寫聆聽這首老歌，更有一種直視靈魂的內省力。
布魯斯說：「我想這首歌，能使家庭以及社會中的每個人，消除彼此的成見走到一起。藝術應該有這樣的作用。」
2019年，已經七十高齡的布魯斯推出了個人傳記紀錄片《西部明星》。這是一部特殊的音樂電影作品，老爺子從頭彈唱到尾，讓人們「聽」完他一生的故事。
紀錄片《西部明星》海報
「搖滾樂的未來」
對美國社會來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動盪與割裂或許遠超當下。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十年之間全國罷工次數達43000多次。從藝術領域裡的先鋒人士到普通民眾，都悲哀地察覺到那個所謂「人人都能透過努力奮鬥實現個人自由」的美國夢正在漸行漸遠。人們為此激烈地吶喊，剛左新聞教父亨特·湯普森的《懼恨拉斯維加斯——一場直搗美國夢的兇蠻之旅》（閱讀：《史上第二酷特稿記者：強尼戴普250萬美元為他舉辦葬禮》）和「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都是創作於這一時期的青年一代表達叛逆精神的代表作品。
然而到了1970年代，左翼進步運動的浪潮遭受遏制。1970年，俄亥俄州發生了肯特州立大學學生參加反戰遊行被槍擊的暴力事件。以此為標誌，曾經鬥志昂揚的美國社會陷入了保守主義，崇尚自由的精神、敢於表達的勇氣，甚至盛極一時的民謠搖滾都似乎被沉入深海，難覓蹤跡。
1971年，在搖滾圈混跡數年的布魯斯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樂隊，並在1973年將它發展為日後名聲顯赫的「東大街樂隊」。
1949年出生在美國新澤西州一個工人家庭的布魯斯，彼時正是二十多歲的熱血年紀，對政治環境的變化最為敏感和激昂。當自由的空氣越來越稀薄，發出正義的聲音越來越困難的時候，他堅持用音樂表達自己的態度。但在當時，這樣的聲音很難為美國主流社會所接受，樂隊前兩張專輯都反響平平。
1974年，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下臺。這位曾經以絕對多數選票成功連任的美國總統，曾經寄託了大多數美國人民對於理想政府的期望。「水門事件」對美國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將人們對於政治和未來的幻想統統擊破。
1975年，美國政府宣佈結束長達十年的越戰，但國內底層工人的處境並未因此好轉。同年，創作第三張專輯《為跑而生》（Born To Run），主打歌一炮而紅。
布魯斯·斯普林斯汀《為跑而生》
白天我們汗流浹背
在街頭為了瘋狂的美國夢
夜晚我們開車穿過壯麗的高樓大廈
從自我毀滅的機器中
逃出牢籠來到9號公路
——《為跑而生》（Born To Run）
《為跑而生》每一句歌詞都唱在了美國工人的心坎裡，因此有人將他這種音樂風格稱作「藍領搖滾」，布魯斯本人也被稱為「工人皇帝」，成了舉世公認的搖滾樂明星。這個年僅26歲的年輕面龐同時出現在了《時代》和《新聞週刊》雜誌上。搖滾評論家約翰·蘭杜對他做了長篇評論：「我看到搖滾樂的未來，它的名字叫布魯斯·斯普林斯汀。」
我們是誰？我們想成為誰？
布魯斯將他的音樂風格分為涇渭分明的兩類：一種是悲天憫人、充滿柔情的慢歌，比如《河流》（The River）——這首歌是他寫給姐姐和姐夫的。這對夫妻經歷了漫長的艱難時期，經濟衰退、失業、孩子眾多，生活十分拮据。布魯斯曾在訪談中談到：「如果現在有人問我，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會更傾向於選擇像他們這樣的人，讓這個世界保持運轉的普通人。」
另一種是慷慨激越、蕩氣迴腸的戰歌，比如被稱為「美國第二國歌」的《生於美國》（Born in the U。S。A）。這首歌是布魯斯為越戰老兵而創作，對於越戰起因和老兵回到祖國後飽受不公平待遇的現象極盡諷刺——更加諷刺的是，直到今天，仍有很多美國人都將它誤解為一首愛國歌曲。
將布魯斯的兩種分裂的創作風格統合在一起的，是他對祖國和人民的愛——但不愛政府——以及日趨嚴重的抑鬱症傾向。
在當時的西方語境下，承認患有抑鬱症就像公開出櫃一樣要承擔巨大的心理負擔，布魯斯卻能坦然面對。他接受了長達數十年的治療與藥物，還將這段經歷寫在自傳裡。他的行為鼓舞了很多在黑暗中不敢發聲的抑鬱症患者。
正在演出的布魯斯
布魯斯的一生幾乎都是在為弱勢群體代言。
1985年，他作為「拯救非洲難民」（USA for Africa）活動的參與者之一，與邁克爾·傑克遜等45位明星共同錄製了公益歌曲《We Are The World》。
他也是一位反對種族歧視的鬥士。作為白人，他曾經領軍了抗議南非白人政府種族歧視的《Sun City》演唱計劃。一個藝術家、音樂人的社會擔當能有多大，布魯斯交出了完美的答卷。有人評價：「聽布魯斯·斯普林斯汀的歌，你可以明白為什麼勞動節是國際的。」
1995年，布魯斯推出反思越南戰爭的專輯《湯姆·周的靈魂》（The Ghost of Tom Joad），雖然沉重的社會題材依然直指人心，但布魯斯卻在悠揚的口琴中如篝火般的喃喃自語。
不再狂熱，再無激情，專輯的哲理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張專輯可以說是他音樂生涯中最成功的作品，但也是商業上最失敗的專輯之一。
2016年，布魯斯在白宮被奧巴馬在授予總統自由勳章（Medal of Freedom），這是美國平民能獲得的最高榮譽。與布魯斯一起受封的包括籃球巨星邁克爾·喬丹，比爾·蓋茨夫婦等全球知名人士。
提到「老闆」，奧馬巴總統評價：「斯普林斯汀創作的歌曲，表達了‘我們是誰’的現實和‘我們想成為誰’的理想。」
音樂讓信仰自由的人們走到一起
《西部明星》全片幾乎只有一個場景，就是布魯斯老家那座世代相傳的百年穀倉。家裡過冬時，穀倉高高的拱頂下堆滿乾草。後來，這裡成為舉辦穀倉舞蹈、婚禮、豐收派對的地方。對於布魯斯一家人來說，是最好的愈療心靈的地方。
在穀倉的布魯斯
老爺子邀請30人的樂團完成一次靈魂的共振。那些陳年的木頭，構建成滄桑的音樂廳，將演奏者環擁。影片開場的畫面是老爺子頭戴牛仔帽驅車前往穀倉，而當演奏結束燈光熄滅，一位老人站起來清掃穀倉裡的衛生，影片就在這樣平靜的畫面裡結束了。
布魯斯以音樂的起伏作為推動劇情發展的故事線，用以回答他終其一生的問題：「我用了一萬個小時學習我的音樂才能，但用了至少35年，才學會放掉我個性上破壞性的一面。」
聽起來似乎是很私人的情緒體驗，但結合他所生存的時代，這種特質卻有著必然性。
布魯斯的一生充滿了矛盾。他的作品總是試圖探討個人自由與公共生活之間的掙扎。可他也承認，美國性格就是有兩個方面，一面是易變、躁動與孤獨的個人主義；但另一面是集體的，尋找家庭深厚的根源，以及心靈可以安居的家。兩種性格彼此衝突，恆久地持續在美國人的生活之中。
什麼是貫穿布魯斯一生的創作源泉？是對美國又愛又恨的故土情懷，是對家庭感的負重與緊張，或者是一生漂泊流浪的沮喪？可能都不夠全面。
在筆者看來，他是一個難得的活得純粹且真誠的人，真誠到可以把他經歷的所有痛苦赤裸裸地放在藝術中，呈現給大眾去解讀。他一生從未吸毒，幾乎沒有任何負面新聞。就像他在紀錄片同名新專輯《西部明星》中收錄的一首新歌《圖森火車》（Tucson Train）描述的一樣，永遠跟隨內心的良知，在太陽底下尋找新的生活。
村上春樹將布魯斯與20世紀的美國作家雷蒙德·卡佛相提並論：「在全世界的視野中捕捉當代的、階層中的開放空間和荒蕪心境，將他們所敘述的故事昇華成超越時代和階層的救贖故事，同時也讓他們得以在人性、藝術性和道德層面上將自己推向更高的境界。」
1984年，當布魯斯榮歸故里時，在家鄉舉行盛況空前的演唱會。他剛剛唱出《飢餓的心》（Hungry Heart）的第一句，臺下的兩萬多名觀眾立即唱出後面的歌詞：
一天我駕車外出便不再回去。
像一條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
我轉錯了方向，卻似向前行。
每個人都有一顆飢餓的心！
——《飢餓的心》（Hungry Heart）
布魯斯不得不停下來，手抱吉他靜靜地聽著人們唱完。
無論世事如何更迭，這是布魯斯的音樂帶給人們的力量和信念。
撰稿 康宸瑋
編輯 鮮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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