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堂子就是清代固定祭天的所在，是兩座南北對面的神殿，一座方形在北，南向，名叫祭神殿；一座圓形在南，北向，名叫圜殿。圜殿南院庭正中設皇帝致祭時立杆子的石座，其後又有石座六行，每行分六重，為皇子王貝勒等致祭之用。《清史稿·禮志》四說：“清初起自遼瀋，……於靜室總祀社稷諸神祇，名曰堂子，建築城東內治門外”；可見其來已久，必是舊俗。入關以後建堂子於北京東交民巷玉河橋東，庚子以後，改立於東安門外之南。在沒有堂子的地方，仍是設座而拜。堂子一詞比較晚出。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葉赫等九部來侵，太祖統兵拒之，《東華錄》說，先率諸貝勒詣堂子拜祝，（天命一）在《太祖武皇帝實錄》同《滿洲實錄》的漢文裡則說“謁廟”；又天命三年太祖以七恨告天對明出兵前，在《東華錄》也說“謁堂子”，（天命二）可是在《武皇帝實錄》只說告天，不言祭堂子。《滿洲實錄》的漢文則作“謁玉帝廟”。可知在天聰修《太祖實錄》時，堂子一字尚無確當漢譯。在《滿洲實錄》的滿文裡，上面所引的“謁廟”、“謁玉帝廟”全作tangse，就是堂子的還音。

祭堂子典禮不一，元旦拜天及出征凱旋祭堂子，是國家的大典，由皇帝主祭，王公滿洲大臣及從徵將士陪祭，這是公的祭祀；月祭，杆祭，浴佛祭，馬祭等，則為皇帝或皇帝個人的祭典，是私的祭祀，私的祭祀，無須陪祀。入關以前，凡元旦皇帝須先祭堂子後方能御殿受朝賀，如皇帝因病不能親詣，須派員行禮，崇德八年元旦，太宗不豫，命親王以下詣堂子行禮，就是一個例，這與歷代郊天大祀是一樣的重視。與祭的人，崇德元年定製：自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其後改為滿一品文武官以上，《清史稿·禮志》四說限貝勒以上，後又限郡王以上，是不對的。在限制內是不能僭越的。

元旦祭堂子前，並在堂子懸掛紙錢，這亦是滿洲舊俗，意義不甚明白，它的限制亦很嚴，崇德四年元旦，貝子碩託因為越分在堂子懸掛紙錢，被降為輔國公，並罰銀五百兩。在入關前，元旦祭堂子是一個重要典禮，入關以後記載不常見，或因習見之故。凡出兵征伐，無論是否親征，均應率從徵將士先詣堂子行禮，天命三年太祖攻明，崇德元年太宗徵朝鮮，全是如此。因為當日是皇帝親自臨陣，所以規定凡出征詣堂子，皇帝應該軍服騎馬，凱旋詣堂子，則在班師回京之後，皇帝應先祭堂子然後還宮，天聰二年三月，太宗徵察哈爾還瀋陽先詣堂子，即其一例。

後來出兵凱旋的詣堂子，漸漸變成了清朝歷代帝王所行的禡祭，有時亦省略了，如康熙十九年六月親征噶爾丹，七月初六，撫遠大將軍福全師行，《東華錄》只說，“上御太和門賜敕印，出東直門送之”（康熙四十六），沒有說祭堂子。三十六年噶爾丹之死亦只在聞信後“於行宮（布古圖）……率文武官員行拜天禮”，班師回京以後並沒有詣堂子行禮。在清初滿洲習俗中，祭堂子是儲存舊俗最多最虔誠的一種，可也不如入關以前了。但有清一代祭堂子有幾點還儲存關外習慣。

祭堂子時兵部陳八旗蒙古畫角海螺，行禮時螺角齊鳴，饒歌大樂備而不作，與其他祭祀不同。堂子的圜殿同黃龍大纛全是北向，行禮時向南而拜，這與漢俗的向北而拜不同，也與金朝的向東而拜不同。三，祭圜殿以後要祭黃龍大纛，雖亦行三跪九叩禮，可是不用鳴贊官贊禮。清制漢官不參加祭堂子，（自康熙十二年始）蒙古王公亦不參加，或者就是因為不同俗之故私的祭堂子，多半遣所司代表致祭，間或皇帝親臨。

祭祀時亦有幾點可以注意的：一、臨祭時由坤寧宮中將所祭的神位或神像移來，祭畢送還。二、皇帝或主祭人坐於祭神殿簷下東向，俟司祝祝禱後入殿行一跪三叩禮，禮畢仍出殿外，從祭的王公大臣等不行禮不入殿，皇帝不親臨王公大臣就不到。三、祭時由薩滿祝禱，歌“鄂囉羅”，彈三絃，拍神板，並舉刀指畫，祝詞初用滿洲語，乾隆後改漢字。四、祭品用餑餑，熟豕，每年正、四、七、十各月，並用馬牛薦神。五、祭畢撤祭品賜從祭的王公大臣。六、祭畢還宮，仍至坤寧宮行禮。

這當然全是舊俗的保留。所謂“薩滿”實際就是女真族中的巫。杆祭是立杆子於圜殿南面庭院中石橋上而祭，杆子又稱神杆，採松木長三丈徑五寸，樹屑留枝葉九層。祭杆子和祭堂子，其意全在祈福或禳解。堂子又是皇室的祭祀所在，所以立杆的前後，皇子在第一排，親王在第二排，郡王貝勒貝子公以次遞降。神杆的數目，舊制，王貝勒祭三杆，貝子公二杆，將軍杆，後改入八分公以上均祭一杆，將軍等不立杆致祭。致祭的日期，皇帝在月朔，王貝勒以下各以次輪，凡祭三杆者，上旬先祭一杆，其餘二杆，在中旬以後祭。均依照主祭人的爵秩，加以嚴格限制，不準僭越，不準多祭，也不準爭競。皇族以外的官員庶民，不準入堂子致祭，更不準私家建立堂子，但事實上八旗各家莫不有其杆子，莫不有其祭神之所，以維持其舊俗，到清末還有存在的，可是虔敬不如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