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未必適合當作家，只不過命運把我弄到一條路上來了。左右蒼茫時，總也得有條路走，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筆去找。而這樣的找，後來發現利於我，利於一顆最為躁動的心走向寧靜。我的寫作因此與文學關係疏淺，或者竟是無關也可能。我只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嘮叨；走得孤單寂寞，四下裡張望；走得觸目驚心，便向著不知所終的方向祈禱。
——史鐵生
▲作家史鐵生
摸到史鐵生挽起衣袖的手臂間隆起的動脈時，有一種震動的酥麻。血液淨化中心主任醫生張凌把史鐵生手臂間隆起的動脈和靜脈形容為三隻大蚯蚓。透析的病人需要做手術，把腎部的動脈和靜脈引到表層。透析時需要在三個點輪流針刺。長達九年，一千多次的針刺使史鐵生的動脈和靜脈點隆起成蚯蚓狀。
去醫院看史鐵生之前，我在醫院門前的花店買了花，百合與康乃馨，插滿一籃。
透析室內史鐵生擁被而臥，他的面色沉暗，但目光發亮。他對著鮮花微笑了一下，移動自己平躺的身體。身旁的透析機正在工作，來回清洗他體內的血液。兩根塑膠管連線史鐵生的手臂和透析機，體內滲毒的血液從隆起的動脈出來，經過透析器過濾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靜脈回到體內。一個星期三次，在每次四個半小時的透析過程中，史鐵生全身的血液要過濾幾十遍。
史鐵生把自己的身體比喻成一架飛機。“要是兩條腿（起落架）和兩個腎（發動機）一起失靈，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機長會走出來，請大家留些遺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鮮紅的血在透析器裡汨地走，從我的身體裡出來，再回到我的身體裡去。那時，我常彷彿聽見飛機在天上掙扎的聲音。”
張凌主任說，九年前，史鐵生剛到醫院時精神狀態並不好——這是每一個重病患者都會有的狀態，因為他本來下肢就癱瘓，又患尿毒症。按國外的殘疾標準，是雙重殘疾，肢體的殘疾，加器官的殘疾。這個打擊對他非常大，他的精神狀態不好，身體狀也不好。開始透析的時候，史鐵生吃不進東西，體內毒素比較高，經常處於衰竭狀態。尿毒症是難以治癒的病，它意味著患者終生要跟醫院打交道，要面對醫生，面對機器，面對針刺的痛苦。這是慢性折磨。
長篇隨筆《病隙碎筆》是史鐵生初患尿毒症之後寫的；長篇回憶體小說《我的丁一之旅》是透析九年之後完成的。兩部書都是重病給予他的思想的果實。
重病之時被史鐵生描述為“沿著懸崖行走”。重病之時，整天是夢，夢見熟悉的人，熟悉的往事，也夢見陌生的人和完全陌生的景物。偶爾醒來，窗外是無邊的暗夜，是恍惚的星空，是心裡的懷疑。
1972年，還在延安插隊的知青史鐵生經歷了第一次絕望和哀慟。那年因為脊髓出了問題，他由父親扶著艱難地走進北京友誼醫院，當時史鐵生對自己說，要麼好，要麼死，一定不要這樣走出來。結果是，他沒有那樣走出來，他被朋友抬著出了醫院。那一年，史鐵生的雙腿徹底背叛了他，他成為一個下肢癱瘓的殘疾青年。在連遭雙腿癱瘓、失去母親的哀傷之後，命運並沒有對史鐵生放下重錘，1998年，他殘廢的身軀由慢性腎損傷演變為尿毒症，終至依靠透析維生。
生病也是生活體驗之一種。史鐵生說：“生病通常猝不及防，生病是被迫的抵抗。剛坐上輪椅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非把人的特點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瘡，一連數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著，才看見其實端坐的日子是多麼晴朗。後來又患尿毒症，經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戀起往日的時光。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因為在任何災難的前面都可以再加一個‘更’字。
醫生張凌說：“史鐵生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也是一個智慧和心質優異的人。”
在醫院的血液淨化中心，不光醫生護士們知道史鐵生，很多病友也知道史鐵生。醫生護士們知道史鐵生的名字，也看過他的書，女孩子們說起史鐵生來一臉的自豪，笑稱他為“透析模範”。就堅強和樂觀而言，史鐵生是病友的一個出色的榜樣。
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者。這是一位無名哲人說過的話。史鐵生以自己的思悟印證了這句話，他寫出了《病隙碎筆》，記錄了自己在困厄之中精神的陷落和獲救。“有一天，我認識了神，他有一個更為具體的名字精神。在科學的迷茫之處，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唯有乞靈於自己的精神。不管我們信仰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導。”
有人用西緒福斯的神話比喻史鐵生的寫作。文學評論家季紅真說生存、死亡、困境、超越，這些話語無疑屬於哲學的範疇，當它們構成史鐵生小說文字話語的基本建構時，當然是他精神建構的一部分。他幾乎近於殘酷地解構著舊意識形態的神話，藝術地接近著生存的基本困境，並企圖以重構生之意義來對抗死亡的誘惑。
因為傑出的寫作，史鐵生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2年度傑出成就獎。
頒獎的時刻，在現代文學館，史鐵生的輪椅被人抬起來，抬上舞臺，推向舞臺中心，會議廳響起前來出席頒獎儀式的作家們密集而持久的掌聲。主持人馬原宣讀評委會的授獎辭：“史鐵生是當代中國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寫作與他的生命完全同構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寫作之夜’，史鐵生用殘缺的身體，說出了最為健全而豐滿的思想。他體驗到的是生命的苦難，表達的卻是存在的明朗和歡樂，他睿智的言辭，照亮的反而是我們日益幽暗的內心。”
2006年1月出版的《我的丁一之旅》是史鐵生對自己的又一次眺望。這部長篇被他稱為“心魂自傳”，他把自己的內心、精神以至肉體再次放到浩瀚的時間之流，生死輪轉，靈肉糾纏，性與愛排演，理性與激情的上升與墜落，孤獨與慰藉的給予和失去，它和史鐵生在幾年之前完成的長篇小說《務虛筆記》、長篇思想隨筆《病隙碎筆》一起，構成史鐵生重要的精神性的書寫。
01。
從死中看生
從死中看生
在散文集《記憶與印象》裡你說：“現在我常有這樣的感覺，死神就坐在門外的過道里，坐在幽暗處，凡人看不到我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
夏瑜：
這是我在腎壞了、剛剛透析之後寫的。確實，那時你覺得離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裡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哪天哪一個人就沒能再來，常有的事情。醫院裡邊的困苦，外邊的人很難想象，所以我建議人們旅遊不要光去風景區看，也可以去醫院看看，去墓地看看，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感悟。
史鐵生：
你寫“史鐵生的墓”，給自己設計墓誌銘，你說死，說活。但是對很多人來說，死是一個禁忌。疾患使你看透生死了嗎？
夏瑜：
透嗎？不敢說是透。死意味著什麼，死之後是什麼樣的狀態，我們無法在活著的時候去證實它，也很難證偽。哲學的問題，據說是從死開始的。佛家講人生老病死，實際上最觸動人的還是死這件事情。對很多人來說，死是不能談的。人們不說死，一說到死就很害怕。好像死是不在的，永遠都不在。忌諱談死的，如果他是病人，我就覺得他的病白得了一半；如果他是一個寫作的人，他的損失就更大。我覺得人對死的想法很蒼白的時候，對生的想法也會很不清晰。古人說：“不知生，焉知死。”但還有一種看法，是“不知死，焉知生”。死是生的一部分，在你生的時候，死一直在溫柔地看著你，或者虎視眈眈地看著你。不說的人，也分明意識到它在那裡，而且深懷恐懼。
史鐵生：
你透析以後的情況怎麼樣？透析使身體好轉嗎？
夏瑜：
我得的兩個病都是終身制的。到現在我透析已經是第九年了。透析一個星期三次，一次四個半小時，為什麼這麼頻繁，這麼長時間？不透析時間的所有吃的喝的那些水分全存在身體裡，而腎完全不工作。腎壞了，就算毒素你能扛得住，幾天的積水你就扛不住。透析病人最大的苦惱就是渴，因為他不能敞開喝水，被限制儘量少喝水。每次去透析的時候我要脫去三公斤水，有的人控制不好，隨意喝的話，能透出五六公斤水，在四個半小時之內從人體裡拽出那麼多水，人就受不住。透析完了會非常疲勞，因為在透走毒素的同時，它把你的營養也透走了。透析器就是一個篩子，就那麼大的眼兒，同樣大的分子全被透走，好壞不管，所以就缺乏營養，餓，透到一半的時候很餓，有時候就會虛脫，抽筋。透完以後很疲勞，乏力、飢餓。回到家以後要先吃，吃完就睡，休息一宿，這樣才能緩過神來。
史鐵生：
頻繁地透析對你的心理和精神有負面影響嗎？
夏瑜：
史鐵生
透析是救命的，你不透不行。沒有透析像我們這個就是絕症，它比癌症還絕。癌還可以做手術，有的癌還可以治好。腎壞了，就不工作了，你沒有替代的辦法，就是憋死。所以過去的尿毒症就是絕症，有了透析之後這種病才可以緩解。在中國透析大概在70年代才開始有，開始時候很簡陋，人即使是透析之後也只能多活幾個月。到90年代國內透析技術才完善起來，促紅素也開始發明出來，促紅素是給人體增加紅血球的藥物。腎壞了的人都貧血，透析的人貧血更甚，沒有促紅素，人遠處於一種貧血狀態，那就休想幹事了。我一直說命運對我不錯，我的腎壞了，但是我堅持了十八年，堅持到透析技術完善了，我的腎才徹底衰竭，這時候我倒是可以靠透析活命了。促紅素的發明也能幫助我提高身體內紅血球的生長，可以讓我有一點精力做事情，沒有這些，就完了。透析本身對身體和精神並沒有太大痛苦，透析的痛苦在透析之外，透析時間長了都會出問題，有併發症、骨頭疼等問題。
：
看到你描述透析室的情景，你寫過病人和家屬因為拿不出治病的錢悲傷痛苦，在醫院你更真切地看到生命的困苦和患難嗎？
夏瑜：
透析費用一年數萬元，且年年如此，這個負擔靠一般人自己的力量是無法承受的。不光是透析，很多病都有這樣的問題。這是目前醫療突出的問題——決定你活命的是錢，不是醫療技術。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不只是醫學問題，還是倫理問題。說俗了就是有錢你就能活，沒錢你就不能活。人的生命，人的生存在你走進醫院看病的時候出現問題不平等。我見過一個靠借錢給兒子透析的母親，她站在透析 室門外，空望著對面牆壁，大夫跟她說什麼她都好像聽不懂，那種絕望讓人難過。我還聽說過一對曾經有點錢的父母，一天一天賣盡了家產，還是沒能救活他們未成年的孩子。我聽護士說過：看著那些沒錢透析的人，覺得真不如壓根就沒發明這透析呢，乾脆要死都死，反正人早晚得死。這話不讓我害怕，反讓我感動。是啊，你走進透析室你才發現，最可怕的是：人類走到今天，連生的平等權利都有了疑問。有錢和沒錢，怎麼竟成了生與死的界限？
說到倫理，我覺得，隨著高科技的發展，醫療已經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倫理問題。比如說，憑現在尤其是未來的醫療水平，要想讓一個晚期的絕症患者維持心跳，維持呼吸，維持成植物人，並且維持很多年，都並不難。難就難在費用，要有很高的經濟投入才行。這樣的話，後果很可能是：少數人，花很多很多錢在那兒植物著，而更多的人卻可能因為一些並不難治的疾病而死去，因為社會財富總歸是有限的。說實在的，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要死都死大概也不是個辦法。所以，我很希望能夠透過媒體，就這樣的問題展開深入討論。
02。
史鐵生：
殘疾與愛情
殘疾和磨難使你比常人更容易體察到人的根本處境嗎？
殘疾與愛情
未必，未必。佛祖也並沒有殘疾呀。而磨難又差不多是人人都逃不開的，也很難比較磨難的輕重、大小。古今中外多少大師、哲人未必都經歷過多少大苦大難吧？苦難既可以使人把生命看得更深人、更寬廣，也可能讓人變得狹隘。我說過，關鍵的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入思考生活。比如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我看他最不尋常的品質是誠實和善問，問人生的一切善惡原由與疑難。我覺得這才是寫作者應該有的立場。
有人說我的寫作太過思辨。沒辦法，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總是坐在四壁之間的緣故，唯一的視窗執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說思考，佔據了我的大部分時間。我不想糾正，因為並沒有什麼糾正的標準。總去想應該怎樣，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樣。
夏瑜：
：疾病和磨難幾乎成為你人生的功課。現在輪椅對你來說還是障礙和隔絕嗎？
史鐵生：
輪椅，我用壞了好幾輛。最早的輪椅是我爸搞了一點破鐵管去外邊一個什麼五金綜合修理部焊的，那時候國內根本就沒有摺疊式輪椅。後來《醜小鴨》編輯部送我一輛真正的摺疊輪椅，那輛也用壞了，後來還用壞過一輛。透析之後我沒力氣了，就有了現在這輛電動式輪椅。有些事情就是這樣，你接受它了，就習慣它了。別人用腿走路，你用輪子走路，這個事情就算結束了，有時候你就不會意識到它。但是你需要上臺階的時候就會意識到，這接近存在主義。我經常走在馬路上，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狀態，我把輪椅給忘了，自然而然就忘了，但要碰到臺階你上不去，你要找人抬，你就想起來了。假定中國所有的地方都無障礙了，我想這事真忘了。你看我現在住的房子也沒有障礙了，到廚房，到衛生間去沒什麼問題。
你說輪椅有什麼問題，輪椅沒有大問題。問題更大的是腎，它剝奪了我的精力。輪椅剝奪了我的走路，但是我能走的話，它就不是問題。腎剝奪了我的精力，我經常感覺精力不夠。
夏瑜
陳村形容你的思想和文字安詳而明淨，溫暖而寬厚。我想知道的是你的安詳的力量來自何處？
史鐵生：
他在鼓勵我。陳村的自由和瀟灑一直都在鼓勵著我。其實呢，只能說我比過去鎮靜了一點。雖然常常還是不免焦躁，但不會延續太久。很多事換個角度去看它，可能另有意味。
夏瑜：
你現在每天日常生活是什麼樣的狀態？終年疾病纏繞中，你怎麼能使寫作成為可能？
史鐵生：
我的日常狀態就是一個星期三天透析，只有四天可以工作，而且在這四天裡也只有四個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讀書，或者寫作。總之工作時間比我腎壞之前縮了一半。因為你去掉三天，這四天還要被打折，所以我其他的事情全都不做了。我現在不參加活動，不接受媒體訪問，有人說我吝嗇，其實是因為我的有效時間太少了。寫《我的丁一之旅》是我在三年的時間裡利用了所有的上午，什麼都不做——實際上說是寫了三年，但這三年先要去掉一半，透析的時間；再要去掉一半，三年的下午。所以三年的一半的上午就是用來工作，其他的事情我就都不管。
夏瑜：
在你的書裡你書寫了對情愛的渴望和幻想。《我的丁一之旅》《務虛筆記》《靈魂的事》都能看到同樣的愛情事件，你對愛情的渴望和幻想沒有因為疾病和磨難止息嗎？
史鐵生：
是這樣。人在把死給安置了以後就開始想生，生的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愛：愛情問題、性愛問題。
其實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主要探討的就是愛的問題。我說，丁一生來就是一個情種，為什麼生來是一個情種？情種實際上就是渴望他人的，說到愛，愛的最根本是他者的問題。有人說母愛是最偉大的，我不這麼看，母愛當然是很好的，但是它針對的是自己的一部分，它是針對自己的孩子。愛的意思是針對他者，愛是對他者的敞開，愛渴望尋找聯結，而不是封閉。生而為情種的人有幾個特點，比如他好色，好色這件事情不見得是壞事吧，他喜歡美好的東西但這是不夠的，更多是他肉身的性質，是一種自然的本能。
夏瑜：
史鐵生：
你的愛情生活是怎樣的？看到你潔淨的居室，雅緻的書房，你的日常起居被希米精心呵護，感覺到你的生活是溫暖安詳。
那麼愛，我說的敞開，可能是對他人的，也可能是對他物的，還可能是對整個世界的。他都取一個溝通和敞開的狀態，而不是封閉的狀態。
我們倆，已經互為部分了吧。要沒她，別說寫作了，我什麼也幹不成，就那麼點力氣，生活的瑣事就快把你磨沒了。愛情，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機緣，這種機緣你無法說清楚，緣分真是因因果果，你不知道從哪兒就排佈下來了。這個時候除了感恩也沒有別的，包括也得感謝她的父母，包括還得感謝她父母的父母，她父母的父母的父母。
夏瑜：
你怎麼看恨？事實上因為殘缺和由殘缺帶來的他人的漠視甚至輕蔑，導致了殘疾者的恨。可能“殘疾情結”並不限於肢體有缺陷者，很多健全者也有“殘疾情結”，比如，仇恨之心、嗜殺和冷血，陰毒和冷酷。
史鐵生：
夏瑜：
殘疾情結不單是殘疾人可以有，別的地方，人間的其他領域，也有。馬丁·路德·金說：“切莫用仇恨的苦酒來緩解熱望自由的乾渴。”我想他也是指的這類情結。以往的壓迫、歧視、屈辱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這殘疾情結的蓄積，蓄積到湮滅理性，看異己者全是敵人。被壓迫者、被歧視或被忽視的人，以及一切領域弱勢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這“殘疾情結”。
史鐵生：
幸福感是人活在世上的理想。你經歷了這麼多的磨難，這麼多疾病的困苦，內心會有幸福感嗎？
恨是不好的，恨是一種自行封閉的心態，它既不期盼向外界的敞開，也不期盼與他人聯結，就像一個孤立的音符，割斷了一切意義自己也就毫無意義，所以我說過它是一個噪音。
我現在很有幸福感。大概是40多歲時，我忽然有了一種感恩的心情，心裡自然而然地冒出了一句我以前想也不敢想的話：感謝命運，感謝它讓我明白了很多事。但這個幸福也不是說我每天都是特別滿意的。幸福是什麼？幸福不見得是某個具體的滿足。古人說：朝聞道，夕死可也。但是我覺得對於寫作者來說，對一種現實滿意到非常流暢的狀態並不是特別好的情況。
夏瑜：
想象力不用說，荒誕感實際上就是你在任何時候都能看到並不好的東西，看到並不能使我們的人性變得更好的東西，看到並不能使我們的夢想都能夠符合心願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對個現實的世界永遠存疑。對人而言，幸福總是有限的，而人的疑難是無限的。
03。
史鐵生：
對寫作而言，有兩個品質特別重要，一個是想象力，一個是荒誕感。
你是在常人無法忍受的疾病困擾中寫作的，我看過你說“寫作的宿命”，寫作是你不能離棄的嗎？
在疑難中寫作
先插一句：大家都是常人。常言道：沒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誰是神仙嗎？沒有的事。你剛才說寫作的宿命，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註定了我要去靠寫作為生，這可能也是一個方面。我說寫作之所以宿命，是說我心裡有很多疑問，它揪住我不放，我躲不開它。其實我覺得是在為自己寫作，因為我內心有這麼多的疑問，其他的也有，比如情感，我覺得更多的是疑問，我有這麼多疑問，我要想它，這就是我的宿命。我不管寫不寫我都是在寫作。不能說我動了紙動了筆就叫寫作，是因為心裡有了這麼多疑問，一直在詢問這些難點，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在寫作，這就成了我的宿命。有人說枯竭的問題，我說如果寫作是由於疑問的話，怎麼會枯竭呢？難道人生的疑問還會沒有了嗎？你自身的疑問難道還會沒有了嗎？除非你沒有了疑問，那你就會枯竭，如果這疑問永遠有，枯竭就不會來。因為在這個世界，在我們幾十年的生命裡，最不可能枯竭的就是疑難，而不是幸福。如果你老是寫幸福，可能會枯竭。
在疑難中寫作
“丁一之旅”在表達什麼？你能說出它的關鍵詞嗎？
夏瑜：
疑難。我覺得我是寫人的疑難。“丁一之旅”包含不止一個方面的疑難。我寫了愛情的疑難。你別把愛情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我覺得愛情是生活的全部。如果僅僅是結婚生孩子，那它只是愛情的一部分。人始於它終於它。愛情包含著一切，我就寫這種愛情的疑難，它幾乎在人生中處處瀰漫著。
史鐵生：
你說《我的丁一之旅》算不上小說，未必夠得上文學。如果不是小說，那它是什麼？
夏瑜：
：你說《我的丁一之旅》是小說，或不是小說，我都不在意。我之所以那樣說，首先是一種自嘲。因為常有人說我的小說都不大像小說。另一種意思是我想強調的，那就是：任何固有的小說規矩都是可以放棄的、可以突破的。《我的丁一之旅》可以看成是小說，也可以看成自傳體，只不過所傳者不是在空間中發生的，是在心魂中發生的事件。我想小說的規矩是可以放棄的。我們在試圖看一看心魂時尤其值得放棄一下。《務虛筆記》《我的丁一之旅》都可以說是“心魂自傳”，或者是“心魂的一種可能性”。你說它們不是小說，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對，我不關心小說是什麼，我只關心小說可以怎樣說。物理學家玻爾說：我無法告訴你我是誰，我只能告訴你，關於我，我能夠怎樣想。
史鐵生：
“丁一之旅”是你的“心魂自傳”之一，此外你還會有別的計劃嗎？
夏瑜：
我不敢有什麼計劃，就是看我的力氣、體力有多少。想寫的東西還有，但是經常感覺沒力氣，只能走著看。我也沒有做一個計劃，也可能沒幾天就結束了，反正在結束之前盡力而為吧。
史鐵生
在開始一次新的漫長的寫作之旅前，你有信心走完它的全程嗎？
夏瑜：
史鐵生：
在我試圖寫一篇我感覺比較重要的作品前，我總要下決心。下什麼樣的決心呢？下一個失敗的決心，而不是下一個成功的決心。因為既然是寫疑難，那就一定是相當疑難的，我不能保證準能寫好。成功又給你太大的壓力了。所以這是一個私人的問題，寫作是一個私人的事情。你只對你自己負責，只能對失敗負責，不能老去想成功的事，否則那麼大壓力還怎麼寫？對我來說，我的每一次寫作都是對自己的提問，你給自己回答了一個問題，你要在意別人承認你嗎？我說寫作更多的是私人的事件。有兩個事件是特別私人化的，一個是寫作，一個是愛情。你去愛一個人，你在乎別人怎麼說你嗎？別人怎麼說你就放棄，別人怎麼說你就會追求？這是一個沒有主見的戀愛者。我覺得寫作和戀愛特別相近。它們都是個人的疑難，你別跟人商量，它沒有商量。
夏瑜：
現在作家在強調寫作的立場，你的寫作立場在哪裡？
史鐵生
我其實並不太喜歡“立場”這個詞，可能是因為歷史的原因吧，它有一種被捆綁的感覺。我們就說作家站在哪兒吧，那我說我就站在人的疑難處，人的一切疑難都應該被關注和思考，那可比“理論”和“主義”要複雜多了。比如說貧困與弱勢群體等等吧，那當然必須給予更多關心，但那也只是人的全部疑難的一部分。
：
據說你喜歡霍金——他也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男人，他以自己殘疾的身軀和傑出的頭腦探詢宇宙的奧秘。和霍金不同的是，你追問的是人的精神。
夏瑜：
不光是霍金，還有很多物理學家，包括生理學家我都很有興趣，當然只是他們的科普作品；因為他們和作家研究的都是同樣的事情，研究人在自然當中的狀態，在偌大一個世界，人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由此你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見你的處境。各個學科到了終極狀態，研究的都是這些問題，比如時間問題，作家也很關注。死的問題一定和時間是相關的，逝去的時間不再回來，時間的不可逆問題，這是生命面臨的嚴峻問題。知道這些，你也就知道人的生存真不是眼前這點事情。
史鐵生：
你的腿是在插隊的時候留下的疾患，2006年是“文革”四十年祭，也是知青運動四十年祭，回望逝去的知青歲月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嗎？
夏瑜：
現在想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一個事件一個事件排成的，你恰恰經歷了那樣一段歷史。我說歷史就像一個戲劇，一個永恆的戲劇，實際上它的戲魂都是相似的，它的道具、燈光和舞臺是變幻莫測的，實際上在演出的還是一個東西。有可能它是空前絕後的，但是多少年想回來，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一次經歷。最後它要我們去想的東西還是那樣的東西，就是我們怎麼應對生活的苦難，我們怎麼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有很多老知青說知青生涯的獨特是未來孩子們不能企及的。也不是，就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困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舞臺、佈景、道具、燈光，都是不一樣的，你很難說哪一齣戲劇的艱難更大。老一輩人說你們沒有經歷過兩萬五千里長徵，好像我們永遠就不行了。我們這一代人以同樣的邏輯說下一代，“文革”和“上山下鄉”。但實際上下一代經歷過的我們也沒有經歷過。在那樣的戲劇裡，他們經歷怎樣的坎坷是我們料不到的。那是另一代人的命運。命運不給人特權。
史鐵生：
沒有哪一代人的歷史具有超群的優勢，如果你沒有懂得其中根本性的意義，你哪一種經歷都是白搭。
夏瑜：
就你個人而言，當年的插隊生活給你什麼樣的影響？
史鐵生：
就我個人來說，我想讓我沒上成學是一回事，但是讓我看到上學看不到的東西是另一回事。萬事萬物都是這樣，有利有弊。當然我們不希望那樣的運動再來一回，但是，現在的大學生要是自願“上山下鄉”去，哪怕只是一段時間，我想於公於私都會有好處。
每一代人的具體命運是不一樣的，但是根本性的命運是一樣的。
1995年你去過瑞典訪問，那次同去的有旅居海外的中文作家，這些年他們一直聚集在諾貝爾文學獎大門之外。那次斯德哥爾摩之行對你有什麼收穫？諾貝爾文學獎會成為你寫作的參照系嗎？
夏瑜：
收穫就是遠行了一次，這麼多年，那是我去的最遠的地方我離諾貝爾獎很遙遠，遙不可及。諾貝爾獎當然是很好的獎，但任何一個獎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人家獎有人家獎的風格，獎的事情就是你符合了人家的風格，給你就拿著，剩下的事情不必鑽研。瑞典之行給我的最大感受並不是諾貝爾，而是那塊地方。我感覺就跟童話一樣。坐在飛機里耳邊轟隆隆響了八個小時，是不是去了外星也不知道。一下飛機，看到的情景讓我吃驚。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一個生活小區——我的一個老同學安家在那兒，請我去做客：早晨，很安靜，天空之晴朗是我少見到的，然後我看到有一對年輕夫婦在修剪花草，那種情景讓我感到震動，我發現“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原來跑到瑞典去了。由此我想到我們的環境，想到陝北，黃土高原。所以我寫過，說要是從我們一插隊的時候就種樹，到現在一片一片的森林也就都起來了。從古到今，樹給了人多大的好處呀，它甚至能夠改善人的心性。
《在時代的痛點，沉默》
夏瑜 著
新經典文化 |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
2016年12月
◎ 來源：選自《在時代的痛點，沉默》
◎ 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