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貶值時代”，無論是商品還是價值。

錢印多了，商品就貶值了。嘴巴里高調唱多了，價值也貶值了。

今天我們聊聊一個看起來很高尚的行為：“講真話”。

1

聊此話題的由頭，是跟一位海歸朋友討論性交易“合法化”所引起的。

這位朋友因工作長期駐紮荷蘭。眾所周知，荷蘭這個國家是以性交易合法聞名於世的。

這位朋友推崇“合法化”，理由相當充分，證據也相當充足——從經濟理論，社會管理，性病控制到社會學研究再到兩性問題的調查結論，包括“合法化”前後荷蘭的離婚率對比資料。

說明他做了不少功課，不單單是不正經，或為自己可能的行為做可能的“輿論準備”。

至於這個討論的下半部——主要是我的質疑，暫且不表。只是他在提出自己的論點和論據後的一番感慨，點出了本文的主題：

如今禁忌頗多，“講真話”越來越難，云云。

本人很龜毛，難免不對“真話”和“講真話”暢想連篇，在此分析一二。

2

這世上存在真話嗎？

這其實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命題。

假如不做艱深的思辨，我認為是有的。

只是我定義的“真話”，一點兒也不珍貴，不能激盪人心，和我們歸類為“廢話”的重合度很高。

比如“一加一等於二”，“電梯壞了，只能爬樓梯”，“這老頭是你爸爸”……

這種“真話”大多是一種描述性的，或體現基本邏輯的語言。

當然，不是所有描述性的語言都能成為無可辯駁的“真話”。當描述的物件是抽象的集體概念時，“描述”也變成了“價值判斷”。

例如：四川人是怎樣怎樣的……，東北人是如何如何的……，中國人最……，美國人最……，如此等等。

即使是針對單一個人，抽離了具體行為的評價，也是價值判斷。

例如我說，某某人是王八蛋、壞蛋、壞得無以復加。就算用最高階的測謊儀，也不會測出此話是謊話。

但這是真話嗎？某某人的親朋好友一定會否認，法院也不會把此話當成鐵證，把這個“壞蛋”繩之以法。

所以，價值判斷，是不可能與“真話”劃等號。

價值判斷必然是主觀的，臆斷的。

而且我之蜜糖，彼之砒霜，將價值判斷定義為“說真話”，其實是鞏固自己立場的語氣助詞了。

所以，勇於價值判斷的人，並不能歸為講真話的人。

3。

還有種“真話”，光就內容而言，大家都會公認再“真”不過了，其實也近似於我們說的廢話了。

但講這種“真話”的人往往被眾人厭惡。

寫到這，似乎“舉世皆濁我獨清”，力抗世俗、力抗愚昧的“先行者”“啟蒙者”，這些名號就呼之欲出了。而厭惡“講真話”的大眾，就是渾渾噩噩的昏睡者了。

我們的文化、文學、警句、名言，對這類人的肯定和讚許，花樣百出，其實都已經形成一種文化傳統了。

而且在這個網路時代，無論肚子裡有多少乾貨的人，假如能擺出一副對抗權威、對抗體制“講真話”的姿態，自然會有一套話語體系和輿論來捧場，讓這類人獲得自我認同感。

不過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魯迅先生曾講過一個故事：

一個新生兒誕生了，旁人要麼稱讚漂亮、好看；要麼說這孩子以後有大出息。而只有一個人說：這孩子未來肯定是要死的。

人沒有不死的，這是再真不過的真話。

但此人必定會遭受厭惡，被打也不稀奇。而且這話放在任何地方去，也會被當成蠢話、傻話。

基本不會有正常人能把他當成“敢講真話”的英雄吧。

說這種話的，說輕一點是不合時宜，說重一點是腦子“瓦塔”了。

這是針對個人。當如果針對某種事業、社會、乃至國家走勢呢？

我們都知道，許多自詡敢“講真話”的人，講的物件都是國家、民族這種大概念。

但很多人的“真話”，我看半天也覺得充其量就是“人一定會死”、以及類似的看著很高大上的廢話。

仔細想想，這種“真話”其實很雞賊、很無聊。就好像說你終究會死的，但從來不告訴你，什麼時候死。

我有位朋友是知名985高校的文科生，畢業後在一個央企搞宣傳工作。這哥們就是屬於能在公共網路上大發議論的那種人，他所在的企業的技術水平，曾經是國內頂尖，但離國際一流還有一定的距離。

前些年這哥們就一直在各種論壇以披露國企內幕的名義大發議論，引經據典，證明中國人的醬缸文化如何如何，中國人的教育如何如何，體制如何如何……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也吸引了不少擁躉和粉絲，也博得了敢說“真話”的名聲。

不少人鐵口直斷，這種“真話”肉食者不會聽了，這個企業也遲早日薄西山，毫無競爭力……

不過這些年這個央企飛速發展，不僅打趴了好些國際知名同行，在各種技術評價體系中都躋身於世界先進水平。

顯然，領導沒聽進他的“真話”，也沒去“文化”“體制”那些虛詞裡找公司的發展戰略。

如今他不再熱衷說“真話”，而是忙於編纂他們企業的發展史，而這本發展史我看過提綱，基本上是曾經他看不上眼的所謂“官話”、“套話”。

我問他問什麼？

他說：好比一個醫生，若只會說“人遲早會死的”一類“真話”，那他才真正會被餓死。而他以前就是被各種影響，成為只會說那種“真話”的人，那才真是浪費時間，浪費青春……

假如這類“真話”對一個企業都這麼無關痛癢。那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我想不出這類“真話”到底有什麼作用。

4。

再回到文章開頭的性交易“合法化”的話題。

我相信，荷蘭的學者對性交易“合法化”後的影響評估和研究，都是嚴謹的，符合事實的。

但是，最關鍵的一點，是這些學者忽略掉的作為市場交易的另一方：供給（很可能是故意忽略的）。

因為，自從東歐劇變後，尤其是烏克蘭危機爆發後，荷蘭的性交易市場的供給方大多來自於這些國家以及其他比較落後的國家。

而這種供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戰亂、經濟蕭條、再加上資本驅動專業的皮條客、媽媽桑來半強制半忽悠來這些“性工作者”，才能保證這個“性交易合法”之國的亮麗資料。

這就是所謂的成本外部化，成本都在國境外。那些西歐學者們，是不願意把供給一方的社會成本與道德代價計入他們的“真話”的。

這樣的半截子“真話”，在我們國家適合嗎？

這個話題就提供給大家思考了。

我只是覺得，假如我們看待公共政策時，還在用“講真話”“講假話”來合理自己的觀點，攻擊對手，那我們永遠都不能瞭解一項政策、真正的受益方、真正的成本承受方是誰。也永遠不會提供有效的輿論反饋，最終只能陷入極端道德化的虛假爭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