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大學》中有這樣一句話：

“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也就是說，擁有百乘的諸侯，不要畜養那些聚斂之臣，如果他家有聚斂之臣，只知道替他向民間搜刮財產，那麼還不如家裡有個盜臣把財產偷出去的好。

為什麼說盜臣要強於聚斂之臣呢？那是因為盜臣偷盜的只是財物，但是聚斂之臣破壞的卻是主人的道德。

巍峨的宮殿

正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道理雖然簡單，但是歷史上還是不乏奪富於民的君主，最終失去民心，導致亡國，其中導致隋朝的快速滅亡的原因之一便是如此。

我們都知道，隋朝從建立到滅亡，僅僅經歷了三十八年，在隋文帝統治的二十多年間，政治較為清明，人口顯著增加，府庫較為充實，外患較少，社會呈現繁榮景象，因此史稱“開皇之治”。

到了隋煬帝初期，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使男丁多達兩百萬人；又以洛陽為中心開鑿溝通中國南北的隋唐大運河，先後調發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諸郡的農民和士兵三百多萬人。

由於隋煬帝太過於急功近利，在修築大運河期間，民夫需要經久不息的勞動，再加上疾病侵襲，死亡人數竟佔全部人數一半以上。

隋朝大運河分佈圖

不僅如此，再加上隋煬帝東修長城，在十餘年的時間裡，徵發擾動的農民不下一千萬人次，平均每戶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

“天下死於役”

的慘象。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有明文規定，婦女不服勞役，但是實際上，開河築城總是少不了婦女的身影。

隋煬帝為滿足其驕奢淫逸的生活，在出遊地大建離宮，佈置奇巧，窮極華麗。隋煬帝常帶後宮、諸王、宮女、衛隊等一二十萬人沿運河巡視南方，船隊長達二百餘里，沿途之上，花費無度，更徵調許多人民。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經過多年的勞民傷財，隋末民變終於爆發。隋朝也在這場愈演愈烈的天下大亂中快速地走向覆亡。

隋煬帝劇照

由於隋煬帝造成的大亂，隋朝留下了破壞嚴重、民生凋敝的局面。有了隋朝的前車之鑑，唐太宗是如何在此基礎上建立“貞觀之治”的呢？

唐太宗登基之後三年，隋末大規模的戰亂方才平息，到了貞觀六年仍然是“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的景象，因此，隋末多年的戰亂平息之後，唐太宗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之一便是土地荒蕪，人口銳減。如何在這一片廢墟之中建立起新的王朝呢？

唐太宗曾親眼目睹了隋朝的滅亡，他深刻的認識到農民階級對於君主統治穩定的重要性，因此時常將隋煬帝的例子講給大臣聽，希望能夠吸取隋亡的教訓。

首先，面對人口銳減的情況，唐太宗做的便是減少勞役徵發，減少大型國家工程專案。如此一來，人民休養生息，漸漸地人口便會多起來。

其次，沒有法外加徵，聚富於民。古代有一種官員叫“能吏”，也可以稱之為“聚斂之臣”，那就是一個巧立名目來增加稅收的人，一旦沒有節制的收稅，最終只會是

“民竭其力而不能供”

的景象。

大多數時候，聚斂之臣都是十分得皇帝寵愛的，因為他們可以名正言順的增加稅收，使國庫豐盈。但是在唐太宗統治期間，從未任用過聚斂之臣，可見這種“人才”，在唐太宗面前並無用武之地。

唐太宗劇照

唐太宗面對國庫空虛的三個策略

透過唐太宗的二十三年的努力，漸漸地社會安定、四夷賓服、百姓安居樂業，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為後來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我們又不禁想到一個問題，既然“聚富於民”，那麼朝廷的收入一定大幅度減少，國庫自然空虛，唐太宗該如何面對呢？

首先，量入製出的制度。

唐太宗在財政經濟上面有這樣一條制度：

“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

也就是說，根據個人勞動能力給予土地，根據土地的產量決定應收的稅，國家根據稅收的多少來決定開支。

如此一來，國家開支的多少取決於農民的稅收，絕不增稅，民富而國豐。

唐太宗劇照

其次，從自身做起，厲行節約，薄賦尚儉。

從唐朝初年，唐太宗便從以身作則，厲行節約。他曾遣散宮女三千多人，並下令免去四方珍貢；另外，唐太宗時期精兵簡政，緊縮政府機構，以節省政府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擔。在唐太宗時期，一度官員僅643人，打破了“民少官多”的境況，提高官員的工作效率。

唐太宗患有“氣疾”，特別怕熱，到了夏天非常難熬，於是他便想在長安外面建立一座宮殿，留作夏天的時候避暑居住。但是當材料都準備好了，唐太宗突然不蓋了，他想到，當初大禹治水，百姓都津津樂道；但是隋朝大興土木，勞民傷財，最終竟導致了亡國的下場。

而如今民生尚未完全恢復，此時蓋宮殿豈不是浪費人力、財力，唐太宗決定取消蓋宮殿的想法。

在唐太宗的治理下，社會安定，百姓安樂，經濟迅速發展，官員們便建議唐太宗登頂泰山進行“封禪”典禮。“封禪”可以說是古代帝王都向往的儀式，代表受命於天。

唐太宗自然也心動了，但是這是魏徵站出來說，國家發展雖然迅速，但是尚未完全恢復。若此時登頂泰山，必定是文武百官，浩浩蕩蕩，所到之處需要許多食物與旅館。而山東正是戰亂的重災區，若支援百官的行程，必定有所損傷。

聽了魏徵的話，唐太宗馬上放棄了“封禪”，由此可見，人無完人，唐太宗身邊的諫官也是他的寶貴財富。魏徵死後，唐太宗傷心地說：

“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古代帝王的“祭天”典禮

最後，關於老人的贍養問題，鼓勵民間自助。

唐太宗時期明文規定：父母在，不許分家，否則立法懲處。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減少一戶的戶稅；另一方面便是使家中老人有所依靠，子女們必須承擔起贍養父母的責任。反觀隋朝時期，朝廷鼓勵人們分戶，這樣便可以多一分戶稅，但問題也應運而生，那便是老人沒有人贍養了。

另外就是提倡道德，如果說道德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那麼法律便是在道德的基礎上，強制子女承擔起贍養父母的責任。

總結：

唐太宗採取的“聚富於民”的策略非常適合當時的社會情況：一方面戰亂多年且人口銳減，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發展經濟，逐漸做到自給自足；另一方面，經歷了隋朝的剝削，人們需要增強對統治者的信心，只有得了民心，方能算真正得到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