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有綽號叫\“孫十萬\”或者\“合肥戰神\”，是調侃孫權北伐合肥時打得稀爛。其實曹操也有\“四越巢湖不成\”的評價，在當時進攻的一方本來就不太容易，只不過曹操撤退的時候沒有孫權那麼狼狽而已。所謂的\“四越巢湖\”很大部分是說\“濡須之戰\”。\“濡須之戰\”並非一錘子買賣的戰役，就像合肥一樣，是曹操和孫權包括後來曹魏與東吳長期膠著的戰場。下面小編就來聊一聊第二次\“濡須之戰\”，也是甘寧\“百騎劫營\”的舞臺。
第二次\“濡須之戰\”的時間是在東漢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在這裡小編要聊一聊關於第二次\“濡須之戰\”的一些誤區。網路上的一些說法中將第二次\“濡須之戰\”刨除在外，認為第二次\“濡須之戰\”是發生在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其實這是第三次；甘寧\“百騎劫營\”的事情也被安排在第一次\“濡須之戰\”。造成這個誤區的原因一是因為《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與《吳主傳》中表述不明確；另一個原因是來源於史料的錯誤記載。
《武帝紀》中對第二次\“濡須之戰\”的記載非常簡略，僅有\“秋七月，公徵孫權\”、\“公自合肥還\”。而在《吳主傳》中毫無記載。這就導致很多人不清楚曹操具體的進攻目標，從而忽略了第二次\“濡須之戰\”。這或許也是一些史料記載錯誤的原因。在《建康實錄》當中，就把甘寧\“百騎劫營\”的事情放在了第一次\“濡須之戰\”的過程中。《資治通鑑》雖然沒有記載甘寧\“百騎劫營\”一事，但仍然把第一次\“濡須之戰\”和第二次\“濡須之戰\”混在了一起。
能夠證實第二次\“濡須之戰\”的記載是在《甘寧傳》。《甘寧傳》中明確記載，甘寧\“百騎劫營\”的時候就是發生在\“濡須之戰\”，而從《甘寧傳》記敘順序來看，這件事發生在\“皖城之戰\”以及第二次\“合肥之戰\”之間，從時間上來看是建安建安十九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4年到215年）。而《武帝紀》同一時間段中關於曹操和孫權的戰爭僅有上述的\“秋七月，公徵孫權\”的記載。由此可以推斷第二次\“濡須之戰\”的時間以及甘寧的表現。
濡須水是巢湖與長江之間相接的一條水系。掌握濡須水，曹操可以率領水軍從巢湖進入長江，繼而渡江進入江東；而相對於曹操來說，孫權更要掌握濡須水，作為對長江的一道屏障和緩衝空間。所以曹操和孫權針對濡須水的控制進行了多次戰役。在建安十七年到十八年（即公元212年到213年），曹操就進行了第一次\“濡須之戰\”，結果和孫權打得有來有回。在第一次\“濡須之戰\”中，孫權聽從呂蒙的建議修築濡須塢，增強了對濡須水的防禦能力。而在次年就爆發了第二次\“濡須之戰\”，可以看到雙方對濡須水的需求和戰爭的激烈程度。
除了對控制濡須水的需求以外，在建安十九年還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小編上文中提到的\“皖城之戰\”。\“皖城之戰\”是孫權主動挑起戰端的一次戰役。曹操所置廬江太守朱光在廬江郡進行屯田，並且招誘江東地區的山越勢力反叛孫權，讓孫權感到非常麻煩。於是孫權聽從呂蒙的建議，親率大軍攻克皖城消滅朱光，獲得了一塊江北地區的橋頭堡，是孫權與曹操爭奪淮南地區控制的重要戰役。
皖城被孫權攻取，曹操當然要有所行動。這並不是什麼幼稚的意氣之爭，在漢末三國時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雙方的戰爭很大一部分是帶有報復性質，而非戰略上的目標。這有利於提升士氣，宣揚武力。\“皖城之戰\”與第二次\“濡須之戰\”發生在同一年，前後相隔僅僅兩個月，所以有理由相信，第二次\“濡須之戰\”是對\“皖城之戰\”的報復性的戰役。這個時候劉備已經進入益州，關中各軍閥也已經平定，於是曹操對孫權進行南征。
平心而論，第二次\“濡須之戰\”的過程其實有些乏善可陳。從《武帝紀》以及《吳主傳》中的少得可憐的記載中也能體會到這一點。不過第二次\“濡須之戰\”中多多少少還是有一個亮眼的地方，就是甘寧\“百騎劫營\”一事。
首先從曹操的準備階段說起。曹操決定進攻孫權的時候，他的參軍傅幹勸諫曹操。傅幹認為對待江東和川蜀這種艱難險阻的地區不宜用武力征服，可以先休養生息，等到時機成熟之後，吳、蜀自然歸服，有點像賈詡在\“赤壁之戰\”之前的建議。不過曹操並沒有聽從。傅幹的想法可能有些想當然，但是他的話中還是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江表傳》中記載，在第二次\“濡須之戰\”中曹操號稱步兵、騎兵四十萬大軍。當然號稱往往不能代表實際數字，就像曹操在\“赤壁之戰\”號稱八十萬大軍，實際數字遠遠沒有這樣恐怖。根據周瑜的推算，也就只有二十幾萬。而根據傅幹所說\“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曹操投入第二次\“濡須之戰\”的兵力可能在十萬左右。
而孫權出動的兵力有七萬人。甘寧在\“皖城之戰\”的表現十分突出，是先鋒也是僅次於呂蒙的功臣，在這次戰役中還是由甘寧作為前鋒，率領三千人。在古代冷兵器戰爭中，一個軍隊計程車氣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一個防守方來說，成功挫敗對方計程車氣對防守的任務非常有利。而挫敗敵方士氣的一個方式就是以小股部隊對敵方進行挑戰或者突襲，三國時期的很多攻防戰中都有這種戰術。比如第二次\“合肥之戰\”中張遼以八百死士衝擊孫權大軍，算是孫權最丟人的一次進攻戰。
而第二次\“濡須之戰\”也採用了相同的戰術。孫權秘密命令甘寧趁夜襲擊曹操軍隊。甘寧挑選一百多個死士，趁夜到曹操軍營旁拔除鹿角進入軍營，斬殺幾十個曹軍士兵，曹操軍營頓時炸成一片，而甘寧早就脫離危險回到己方陣營。\“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的評價，也是來源於\“百騎劫營\”的表現。
除了甘寧的表現之外，整個第二次\“濡須之戰\”就沒有太亮眼的地方，至少不見史料記載。或許正是甘寧挫敗了曹操的銳氣，加上濡須塢和孫權水軍的防禦優勢，讓曹操無功而返。按傅幹的說法，曹操和孫權雙方投入的兵力有十七萬之巨，從結果上看卻是無事發生。而且甘寧的表現也僅僅是趁夜殺死幾十個曹軍士兵，和張遼在\“白狼山之戰\”與第二次\“合肥之戰\”中的表現也是難以媲美的了。
參考文獻：《三國志》、《建康實錄》、《資治通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