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亞洲而言，歐洲城市的規模要小得多，與美洲的廣闊地帶更是無法相比。歐洲國家偏安於歐亞大陸一隅，在邊遠的近東地帶建立的防禦設施幾乎不起任何作用，而西班牙實質上始終控制在穆斯林政權手中，地中海也同樣有伊斯蘭國家的海盜船四處橫行，在強敵來臨之際，基督教世界沒有任何一片地區能夠倖免於難。

然而，德意志文化中根植著極度的自信，寫滿了輝煌。例如，13世紀上半葉的文化始終有著相當的完整性，並一直流傳至今。馬格德堡宏偉壯觀、造型樸拙的大教堂至今依然是基督教血液向東滲透和文化藝術上絕對自信的象徵之一。最初建成的教堂在公元1209年因為偶然事故被徹底燒燬，然後當地便開始了熱火朝天的大規模重建工作。之後落成的教堂是歷經多年建造完成的復原品，三十年戰爭中馬格德堡化為一片廢墟，大教堂卻奇蹟般得以倖免。

假如馬格德堡代表了13世紀嚴峻又充滿危機的一面，那麼班貝格，也就是今日的巴伐利亞州，則代表著中世紀德意志文明發展蓬勃興旺的一面。從古至今，這座城市歷經數個世紀的發展變遷，今日的面貌已經與過去相去甚遠，然而，班貝格依然保留著最初的佈局，市中的每座山頂上都修建著教堂等宗教建築，修道院醫護中心、中心大教堂、主教宮殿及紅頂的民居鱗次櫛比，幾乎佔據著城區的每一個角落。班貝格的中心大教堂很顯然是對萊茵河地區的三座帝都 國大教堂的致敬之作，教堂內部有著風格頗為獨特的唱詩席，四個拐角處建有同樣的塔樓。站在險峻高聳的教堂之下，人會不由自主地心懷感動崇敬之心，甚至想要將面頰貼在冰冷的石牆之上。

雖然在漫長的歷史上班貝格騎士曾經遭遇過無數曲折，歷經興衰沉浮，但這座巨大的、肅穆莊嚴的雕像依然同教堂中其他眾多偉大的雕塑作品（題材包括描繪魔鬼將罪人引向地獄的、精心雕刻的陵墓石碑，以及基督教會和猶太教會的人物雕像）一起，佔據著這座德國中世紀文化名城的中心地帶。城中寧靜流淌的小河上架著橋樑，市政廳的牆壁上繪有古代英雄人物的彩繪，簡陋的小酒吧隨處可見（顯然，這裡有著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城鎮更大的人均啤酒消耗量），修道院花園風光宜人。

日後，尚有小部分德意志人群體應某些特定統治者之邀，繼續向中歐地區遷移，從事中小規模的自由商業貿易（日後更有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的羽翼庇護）。但大體而言，今日社會德語區的主體疆域已經初見雛形－並且始終未曾再次發生大規模的變動，直到20世紀40年代由納粹德國引發的世界災難導致這些古老移居者的子孫後裔幾乎全部遭遇橫禍，或慘遭殺戮，或流離失所。

蒙古人在公元13世紀40年代的大舉入侵對這種東遷的整體格局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事實上，這種威脅甚至關係到歐洲基督教世界的生死存亡。總體而言，蒙古人有一種奇特的優越感。十字軍的使者秘密前去會見蒙古大軍，希望能夠與他們結成聯軍，共同抵抗伊斯蘭世界的入侵，但使者十分驚詫地發現蒙古人的字典裡完全不存在“聯合”這個詞彙，他們唯一信奉的便是“服從與奴役”。

此時的歐洲是否已經真正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刻呢？考慮到這場危機的真正本質－歐洲事實上危機四伏，時刻處於災難爆發的邊緣，但仍然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這種冷酷的現實－這其實體現出了歐洲大陸自身的一種古怪的優越感。畢竟，當時的羅斯國數個世紀以來長期處於蒙古的控制之下，早已走上了與歐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截然不同的歷史道路－雖然漫長曲折的難解爭辯延續至今，俄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不幸與曲折依然被歸結為自身的“亞洲文化”遺產。

日耳曼帝國規模龐大，地區衝突矛盾複雜，看似很難建立一種穩定、統一的政治體制。即使是歷代統治者中最有遠見和才幹 這些人，也難免為了鎮壓各方諸侯而疲於奔命。甚至當維也納正式建立都城時，這座城市也不過是僅屬於哈布斯堡皇室家族自身的一座權力堡壘而已。帝國領域之內，不同的城市各自擔負著完全不同的職能，其中韋茨拉爾、法蘭克福和雷根斯堡的地位最為重要，而施瓦比施哈爾等其他城市則擔負著鑄造貨幣的職責。如果按照現代地圖的標準，中世紀德意志領域是十分混亂的，眾多重要城市都屬於“聖日耳曼”地區，包括布魯塞爾、第戎和米蘭。這其中蘊含的構想（以及以皇帝而非國王作為國家首腦的概念）一直以來都充滿某種尷尬的意味，並且德意志帝國上下始終錯誤地認為查理曼及其子孫後裔才是君士坦丁大帝的西羅馬帝國真正的繼承人。

帝國的統治者們卻極為看重這種與羅馬帝國的虛構關係，教廷的教皇也藉助凌駕於其他主教之上的至高教權，聲稱自己是羅馬帝國教廷的正統繼承者，設計攫取權力，並因此衍生出了一系列荒誕的歷史騙局，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便是“君士坦丁的贈禮”。公元世紀法蘭克尼亞王朝的歷代皇帝和教皇的激烈矛盾引發了大規模的衝突和內戰，這種矛盾存在其內部原因。宗教和世俗的統治者同樣是精神力量的後繼者，然而部分世俗領袖，如英格蘭和法國的國王都來自較低的社會層級，屬於憑藉自身實力躋身權力巔峰的蠻族統治者。

神聖羅馬帝國的疆域日益擴張，然而大體上來講，這種現狀不如說是統治者別無選擇的無奈之舉。就德意志本身而言，帝國的大部分領土都控制在實力強大的各地諸侯手中，這些諸侯連同他們領土內的封臣，其勢力範圍已經同實際意義上的獨立國家無異。在不同的時期，面對不同的狀況，他們也可能對皇帝表現出十足的恭敬順服，給予積極的軍事援助。之後，宗教因素開始發揮作用，但這種順服仍然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之上。

然而在15世紀末的英格蘭分封貴族階層中，這種政治自由卻成了空談。德意志的殖民擴張政策本質上也意味著面積廣闊的重要領土處於教會勢力的控制之下。從科隆、美因茨到馬格德堡和弗賴辛，“好戰主教”們佔據了眾城鎮，擁有個人名義下的稅收和軍隊。此外，也有部分城鎮獲得了特權，處於皇帝本人的直接領導之下。這些城鎮的支援是皇帝的重要權力來源之一，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佔據周邊城鎮的貴族階級制約。享受這種地位的城市名為帝國自由城市，這對城市本身而言是一種無上的殊榮。這一制度也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半共和制的政治體制。

這些城市包括諸多重鎮，如呂貝克、法蘭克福、紐倫堡和烏爾姆，還包括一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如埃斯林根和米爾豪森。烏爾姆大教堂牆壁上雕刻的巨大帝國雄鷹圖案便是這種地方高度自治的象徵－也被視為整座城市的護身符，抵抗著環伺四周，企圖蠶食吞併這座富庶都市的貪婪統治者。在城牆之後，這些半自治城市得以保持安定繁榮，逐步發展壯大。在自由城市人民的心目中，他們的皇帝常年以奧地利作為根據地，始終兢兢業業地與土耳其人作戰，並沒有多少餘裕來干擾他們自由自在的生活。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