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古代王朝的文武平衡之前，我們應該先考慮帝王們的政治需求是什麼，之後才是國家的處境是怎樣的，我們還可以思考一個問題，矯枉是否應該過正？

唐朝在唐玄宗統治時期，國力達到了頂峰，加上在邊境上和周邊國家，少數民族控制區域都有一定程度的摩擦，為了維護邊疆地區的穩定，最好的選擇以戰止戰，多次發動了對外戰爭。而在封建王朝國力最鼎盛時期，開始走上對外擴張領土的道路，這也是必然的選擇，秦，漢已有先例。

但是制度不會永遠一塵不變，唐朝時期，疆域空前遼闊，而要應對的外敵，除了契丹，回鶻，奚族，還有吐蕃，南召等等，所以不可能等有了戰事後，才突然往某一區域集結部隊，古代部隊行軍作戰可不像今天如此靈活機動。

那麼怎麼來應對這種局面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邊境屯兵，但問題是在邊境地區面對的潛在敵人，數量有多少，軍事實力如何，該屯多少兵，這些情況除了駐守邊關的將領有所瞭解外，朝廷並不清楚這些狀況，而戍邊將士在唐玄宗統治時期，又常常依靠開疆擴土來封官進爵。

所以要和境外之敵交戰，兵力自然越多越好，在唐朝中後期，為了配合邊境作戰，開始在軍事重地設定軍鎮，唐玄宗本身也好大喜功，朝廷的徵兵制度從府兵制開始往募兵制轉變，節度使們可以根據實際需求，招募士兵。

而另外一個情況是，邊境上因為節度使，將領們大量招兵買馬，朝廷無法及時供應糧草，所以開始在邊境屯田，朝廷放權給節度使截流一部分地方財政作為軍費使用，這種制度就會導致朝廷對軍隊的控制減弱，進而造成了唐末藩鎮割據的局面。

而節度使們在地方具有很大的權力，包括截流地方財政的特權，處置死刑的權力，也會導致一些節度使野心膨脹，而為了籌集軍費，很多地方不經過朝廷允許，設定了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這些都是朝廷來背鍋，長久下去必然會導致百姓生活水平下降，進而造成民變。

唐朝因藩鎮而亡，這種說法並不全面，這和唐玄宗執政晚期昏庸，之後數任皇帝執政能力平庸也是有直接關係的，而藩鎮勢力的擴張，則是唐朝國力強大後，軍事戰略變革走向極端的體現。

而宋朝建立後，因為經歷了五代十國戰亂不斷，政權更替的局面，軍事戰略變革往另外一個極端轉變。趙匡胤黃袍加身逼柴宗訓禪位，五代結束，五代只有短短的五十三年，其中就有七位皇帝是透過篡位得到的皇位。

出現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唐朝時期的藩鎮制度，藩鎮勢力過強，導致五代期間君弱臣強，很多人認為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集中了兵權，朝廷的統治就穩固了。

“杯酒釋兵權”主要是把石守信，王審琦這些禁軍將領的權利收回來，癥結是在地方藩鎮上，這一出政治戲，真正的作用主要還是讓趙匡胤掌握住禁軍，有實力制衡藩鎮，讓北宋政權不那麼容易垮臺罷了。

之後趙匡胤剝奪地方藩鎮的權力，這才時穩定北宋政權的關鍵，趙匡胤開始從朝廷派遣

文官

，去頂替地方各鎮的馬步判官，把司法權收攏。之後有把地方藩鎮判決死刑的權力收回，維持地方治安的權力移交給縣尉。不久後朝廷有開始逐漸解散各鎮的幕府，遣散，安置了其中的牙將，幕僚，藩鎮制度逐漸被瓦解。

唐朝時期為了滿足戰爭需求，藩鎮可以截流地方財政，這一特權也在乾德二年被廢除，地方的軍費必須由朝廷撥給，朝廷專門派遣官員接管地方稅收，廢除了各種苛捐雜稅，這樣一來即便藩鎮們手握重兵也無錢養兵，自然就談不上造反了。

所以在北宋建立後，朝廷是先強化禁軍的實力，之後才開始剝奪藩鎮權力，透過收回各種特權瓦解藩鎮制度，而讓文官接管地方權力，最大的好處就是削弱地方的軍事實力，我們不難發現，唐朝地方軍隊也具有很強的戰鬥力，但是宋朝明顯是禁軍實力遠強於地方軍隊，而這背後主要還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政權穩定做出的考量。

因此，在中國古代對於文武平衡的把控，很多時候並不合理，主要是因為這是出於對統治者的政治需要進行調整的，而不是根據國家所面對的實際處境來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