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曆史的發展程序當中，選官制度的革新是一個重要內容。
從最初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政治，到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再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最後再到綿延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
每一個制度都獨具特色，既是那個特定時代下的產物，
也對那個時候的社會環境產生了重要影響。
而在流行著九品中正制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由世家大族壟斷政治的情況，
門閥制度也由此產生，而除了選官制度對的門閥制度的誕生造成了巨大影響外，門閥本身所具備的社會基礎同樣不可忽視。
一、以血脈姻親為關係紐帶作為瓜分國家政治權力的依據
1、東漢後期的社會環境為世家大族的崛起提供了條件
東漢中後期，原本由漢武帝確立以作為官僚選拔手段的察舉制徹底暴露出來它的缺陷——
地方選舉權被少數公卿大臣或者地方豪族牢牢把持
。
也就是說，不但沒有真正的人才的被推舉進入朝廷，反倒是一大批毫無能力的關係戶或者富家子弟進入官場，嚴重汙染了當時的政治環境。
與此同時，東漢中後期還經歷了數次政治動亂，宦官、外戚與士大夫這幾方勢力之間不斷來回傾軋，
都試圖將對方徹底擊垮，再度加重了當時政治環境中的不穩定因素，
好官很難有生存空間。
再加上此時的漢朝皇帝又是諸如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胡作非為的統治者，自然使整體政治環境更加雪上加霜。
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個地方上的家族要麼藉助他們在朝廷上的勢力來提升自己的地位，要麼積極紮根當地以強大自己的勢力
，逐漸成為一個又一個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強，如號稱四世三公且雄霸冀州的袁紹，佔據荊州的劉表等等。
而為了應對黃巾起義，東漢政府又不得不廢刺史置州牧，從名義和實際上都給予地方豪強們擴張自己實力的機會，整個中國也因此陷入了支離破碎、群雄割據的政治階段。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漢後期的割據戰爭，誰能取得更多的地方士族的支援，誰就能有更大的機率來取得戰爭的勝利，
曹魏的崛起便有很大因素在這上面。
2、晉朝的建立反而加劇了世家大族壟斷政治的局面
然而，曹魏有一個非常不幸的點——皇帝的命著實太短，被司馬懿從曹操到曹丕再到曹叡活活熬死了三代。
如此之快速和突然的政權交接使司馬懿看見了奪取政權的機會，並最終憑藉著高平陵之變正式將曹魏政權轉移到司馬氏手中
，十幾年後司馬炎正式篡魏國建晉。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曹操身份卑微且挾持漢室，導致司馬懿起初其實並不想效命於他，基本上可以說是被強迫著當官。
曹魏集團本身就是一個各個士族勢力聚集在一起的大熔爐，為了最大限度地穩固自己的統治，
得國不正的司馬氏只能對士族採取拉攏討好的態度，希望能夠獲得他們的支援。
為了防止出現如曹魏那般宗室勢力單薄的情況，司馬炎又開歷史的倒車、冊封諸王，想將他們作為司馬政權的保障。
然而，這一算盤可謂是打得大錯特錯。
八王之亂的爆發將司馬氏的力量消耗得一乾二淨不說，就連西晉都隨後在少數民族的進攻下滅亡，中原地區的漢人被迫大量南遷，衣冠南渡的典故便是出自這裡。
雖然司馬氏仍然是東晉的統治者，但此時的統治相比之前來說卻要顯得無力得多
。
這種無力不僅體現他們只能偏安於江南一隅，更體現在於司馬氏的實權沒了，皇帝成了傀儡般的存在，士族才是關鍵。另外，南北士族之間互相還各自瞧不起，呈現出彼此怨恨的局面。
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和抬升自己的地位，世家大族們在選拔官吏時基本只會將機會對內開放
，廣大寒門子弟空有一身抱負卻沒有施展能力的舞臺，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
可以說，在那個時代，只要投胎投得好，不說一輩子榮華富貴，但衣食無憂是必然的。如在整個東晉的建立過程當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琅琊王氏，其家族人員王導任宰輔，王澄任荊州刺史，王導任揚州刺史的同時還都督六洲軍事，又如陳郡謝氏的謝尚擔任豫州刺史，謝安擔任宰輔等等。
這種風氣波及之甚、蔓延之廣、影響之深，甚至直到幾百年後的唐朝初期仍然在社會當中有所體現。而為了保證這種特權的穩固，
這些世家大族之間還極度流行相互通婚聯姻，並且對寒門子弟的進入持非常嚴重的限制。
二、以地主莊園作為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
1、混亂的社會極大推動了莊園經濟的發展
莊園經濟雖然在漢末及兩晉南北朝時期達到鼎盛，但事實上，
莊園經濟是自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土地私有制後便也跟著出現的。
作為農業經營的主體，古代小農抵抗天災人禍的能力極其低下，一旦出現哪怕在現在看來相當微小的變故，他們便不得不賤賣土地。
富人則在此時將他們的土地兼併到自己手中，並且把他們吸收為佃農來專門為自己勞作
。日復一日，富人越發強大，累死的佃農也越來越多，但佃農的數量也越來越多。
若是政治清明時期倒也還好，以皇帝為首的最高統治者尚且還能管控一二，可若是政治腐敗、社會混亂，那麼莊園經濟就會越來越強大。
前文已經說到
，東漢政府到末年已經徹底失去了對地方的掌控，
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情況。不說地方官員的橫徵暴斂，不說戰爭的直接破壞，不說強盜山賊的武力劫掠，不說時不時便爆發的瘟疫，僅僅是一點點的自然災害便已經足以使大批大批的農民喪失生計、流離失所。
這樣的社會環境，簡直就是在為富人們發展莊園經濟量身定做而成
。也因此，縱觀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程序，東漢末年及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莊園經濟最為鼎盛的時期。
2、莊園經濟的鼎盛為富人們的行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早在西晉時期，世家大族壟斷土地的情況便已經相當普遍
，如以鬥富事蹟最為著名的石崇便“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莫不必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
西晉滅亡後，由於晉朝所統治的土地面積大大減少，再加上大多數平民都是背井離鄉來到南方，導致這種土地兼併的現象只加重不減緩。富人所佔有的土地數不勝數，他們所擁有的財富自然也越來越多。
這些財富除了用來供給他們奢侈無度的享樂生活外，還為他們培養自己的勢力和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更何況，東晉皇帝本身就需要靠他們的扶持，就更不可能發動政策來削弱他們了。
三、儒釋道三家思想共同構成了世家大族們的精神世界
自司馬氏篡魏建晉以來，便已經出現了一大批名人雅士因為厭惡政治鬥爭和想要逃避黑暗社會而開始隱居的情況。
他們雖然富有才華，但卻並不願意入朝為官、加入亂世當中，山水才是他們心中的歸宿
，道家玄學思想也正是自此興起。
而在東晉時期，雖然世家大族們在日常物質生活上荒淫無度、奢侈縱慾，但在精神世界上，他們卻普遍以道家玄學思想來表達清心寡慾、人生放蕩的想法。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只有討論玄學的世家大族才能真正算得上人上人，成了世家大族們區別人身份高低的重要工具。
當然，北部的戰亂也是促成他們逃避現實的重要原因，畢竟對外屢戰屢敗、看不到收復失地的希望。
雖然儒家自漢末以後便一直處於一種衰弱狀態，但這並不代表儒家就沒有了生存發展的空間。
相反，東晉及之後宋齊梁陳四政權在官方上都對儒家持一種扶持態度，也都出臺了一些措施來推動儒學的復興，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時期的世家大族對家族禮儀和家風的研究興趣特別濃烈，但其實質依然是為了區分出門閥和普通寒門的地位。
除此之外，佛教也在這時得到了一定發展，
尤其是在南梁期間，就連梁武帝蕭衍都是佛教的忠實信徒，正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便是如此。
這些不同學派的思想共同構築了世家大族們的精神世界，並且成為他們區分自己和他人的重要標誌。
四、總結
總的來說，東晉時期的門閥制度之強盛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可謂是獨一無二，
這其中固然有東漢末年以來就已經開始發酵的原因，但更多的還是應當怪罪於晉朝統治者本身存在的諸多問題
。
作為一個大一統王朝的西晉僅存在五十年後就走向滅亡，便已經足以反映出司馬家族在國家統治上的巨大問題。但無論如何，
隨著隋唐的建立，門閥制度最終還是消失於中國歷史之中，這無疑是值得慶幸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