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是做了七年的丞相，而問題的核心也是這七年的丞相不斷向朱元璋的皇權發起挑戰，故而才有了“胡惟庸案”的皇相之爭大結局。所以從這一點看，胡惟庸的謀反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事件徹底解決了中國封建社會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因此這也是胡惟庸謀反的一大疑點，即朱元璋自導自演的廢相鬧劇，當然，這裡胡惟庸的囂張跋扈是在盡力的配合朱元璋的演出！
>胡惟庸案始末
胡惟庸是以李善長為師友，也是以李善長為核心，拉攏了淮西勢力為一個官僚群體，成為明初最大的一個權利集團。胡惟庸本人也是於洪武六年（1373年），由李善長推薦，出任了大明王朝的右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時就進為了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當然，這也得益於楊憲被誅。
>胡惟庸是以李善長為師友，也是以李善長為核心，拉攏了淮西勢力為一個官僚群體，成為明初最大的一個權利集團。胡惟庸本人也是於洪武六年（1373年），由李善長推薦，出任了大明王朝的右丞相，到洪武十年（1377年）時就進為了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當然，這也得益於楊憲被誅。
“（劉）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塗節首惟庸逆謀，並謂其毒基致死雲。”——《明史》
胡惟庸與太師李善長關係甚好，他將哥哥之女嫁與李善長之侄李佑為妻，二者結為姻親，算是強強聯合，故而淮西朋黨權勢滔天。胡惟庸也就更為囂張，甚至是開國功勳都已不入其法眼，如與其有背，便加以收拾，徐達因不滿其囂張行徑，直言不諱的告發到朱元璋那裡，因此受到胡惟庸排擠和圖害，劉伯溫的突然離世更是和其脫不開關係。
>“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明史》
胡惟庸獨攬大權以後，生殺廢黜皆可自斷，甚至是高層官員的處罰與任免都不報與朱元璋而自行處理。內外各部門的奏章，都由胡惟庸率先過目，不利於自己的，便扣下不再上呈。明初朱元璋廢罷的眾多功臣武夫，職權盡失，便奔走於胡惟庸門下，賄賂金帛、名馬、玩好之物，以求提攜，這也是其培植自己勢力的有力證據。
陸仲亨、費聚先後因小事受朱元璋處罰，隨後胡惟庸便籠絡二人為己效忠，按《明史》的說法，二者也成為胡惟庸在外募集兵馬的左膀右臂。胡惟庸因與陳寧曾同坐中書省，因此二人結為朋黨，後又拉攏毛驤、劉遇賢、魏文進等人作為爪牙。而後，胡惟庸令明州衛指揮林賢出海招引倭寇為外援。又令元舊臣封績外聯北元，請兵為外應。一切準備就緒，時逢胡惟庸之子乘坐馬車時墜死，胡惟庸便私自處死駕車馬伕，此事引朱元璋大怒，令他償命。胡惟庸害怕至極，於是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人圖謀起事，並散佈訊息於自己培植的勢力以及依從於自己的武臣。
但時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國遣使入明朝貢，胡惟庸身披舊罪仍不收斂，獨斷外使朝貢一事，未報朱元璋，恰恰被內廷宦官碰見，上報朱元璋後再引龍顏大怒，於是下敕令責備中書省臣。胡惟庸與汪廣洋推諉責任於禮部，禮部又推中書省，這等推諉引起事態升級，朱元璋徹底爆發，牽扯出眾多高層官員的不法舉動，關押下獄者眾多，其中塗節為邀功自保，便告發惟庸謀逆。御史中丞商皓當時受牽被貶中書省吏，為圖官復原職，亦告發惟庸謀逆籌劃，因此胡惟庸案事發，胡惟庸、陳寧和塗節皆遭誅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李善長家奴盧仲謙再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私下往來諸事，朱元璋定其罪為“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一家70餘口遭誅；陸仲亨家奴封貼木告發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以及趙庸都參與了胡惟庸的謀逆籌劃。朱元璋繼而徹查，肅清逆黨，後還牽扯出“藍玉案”，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才結束，該案涉及“一公二十一侯”，誅殺同黨三萬餘人，以《昭示奸黨錄》佈告天下。
>案件疑點
據《明史》另載，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家裡老宅水井湧出“醴泉”而邀請朱元璋觀賞，稱之為“大明祥瑞”。朱元璋去往途中，於西華門被太監雲奇匆忙攔下，並手指胡家，朱元璋敏銳的直覺告訴他事情有變，因而立即返回宮中，登上城樓才發現胡惟庸家裡佈滿甲士，於是立即逮捕胡惟庸，當即處死。？
>據《明史》另載，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家裡老宅水井湧出“醴泉”而邀請朱元璋觀賞，稱之為“大明祥瑞”。朱元璋去往途中，於西華門被太監雲奇匆忙攔下，並手指胡家，朱元璋敏銳的直覺告訴他事情有變，因而立即返回宮中，登上城樓才發現胡惟庸家裡佈滿甲士，於是立即逮捕胡惟庸，當即處死。？
“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錢謙益
但據《明太祖實錄》來看，此事發生的四天之前，塗節剛告發胡惟庸的謀逆企圖，朱元璋心有多大呢，還能去胡惟庸家裡？再者，胡惟庸這麼聰明的人，如果真要在家裡刺殺朱元璋，會讓城牆上的人看見家裡的刀兵？城牆上可都是守衛宮廷的侍衛啊！所以雲奇告變之事應該屬於杜撰。也是此事的記載，留下了胡惟庸案的歷史疑點，故飽受史學界爭議。
>事件分析
>此事件中，不管胡惟庸是否真有叛亂之舉，他都有必死的理由，那就是相權對於皇權的挑戰超越了朱元璋的心裡底線。
朱元璋於洪武十一年（1378年），下令大臣上奏，不可“關白中書省”，也就是說大臣奏報任何事，中書省不需要知曉，這已經表明了朱元璋要加強皇權的慾望和需求，在這種形勢下，胡惟庸的擅權就是對於皇權的挑戰，外國使臣入朝納貢都不報與皇帝，國是誰的國？誰又是國的君？而在胡惟庸案後，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體現了朱元璋加強皇權的意圖，此舉也標誌著我國封建社會皇權與相權合二為一，皇帝獨攬大權，至此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
再者，從胡惟庸案牽扯出來的朝廷重臣來看，淮西官僚集團就是朱元璋整治的物件，由於淮西朋黨的拉山頭和小團體，導致了明朝官僚體系的亞健康狀態，限制了明朝官僚體系的健康發展，這對於國本而言是不利的。淮西勢力在明初為朱元璋制衡新派官僚的有力武器，但隨著劉伯溫、宋濂等勢力的衰敗，淮西勢力不僅不再是制衡利器，反而成為毒瘤，故而需要削弱。
綜上所述，胡惟庸在位七年，政績不錯，亦成為朱元璋制衡官僚體系的有力武器，但在其權勢日漸上漲時，需要迎頭痛擊，當皇權不斷受到挑戰時，更需要及時糾正。正如《明史》所言“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此話即可以理解為胡惟庸謀反之罪不止是公佈的那些，還有更多可以挖掘；亦可以理解為朱元璋至始至終都沒有找到胡惟庸謀反的證據。故而胡惟庸有沒有謀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封建社會的皇權在此事過後達到了頂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