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科舉制度沿襲明朝，經“童試”、“院試”、“鄉試”、“會試”以後，進入終極大PK——“殿試”。所謂“會試定去留、殿試分名次”，只要能夠闖過“會試”進入到“殿試”階段，就都能獲得“進士”功名。

按照清代科舉制度規定，透過“鄉試”獲得“舉人”身份以後，便擁有了做官資格；但“舉人”一般只能擔任教諭、縣丞、主簿等基層官職，甚少能夠直接出任知縣。而且，在將來的仕途升遷中，“舉人”出身的官員也多受限制。所以，為了擁有更好的仕途前景，大多數“舉人”都會參加每三年於京城舉辦的“會試”，考不過回去等待分配當官，考上了就能進入“天子親策於廷”的“殿試”階段。

“會試”定去留，“殿試”定名次！“殿試”不存在淘汰一說，只要能夠進入“殿試”就能獲得具體名次。

“殿試”名次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一甲”、“二甲”和“三甲”；對應著具體名次，考生的功名也有著具體的不同。

《清史稿·選舉志一》對此有著明確記載：

一甲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

也就是說，“一甲”共有3人，分別為“狀元”、“榜眼”和“探花”，這3位佼佼者的身份就是“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一般40—50人），能夠獲得“進士出身”的身份；“三甲”若干名（一般100—300人），能夠擁有“同進士出身”。

注意，“同進士出身”的意思是“不是進士，但按照進士身份對待”；類似於“如夫人”只是“如同夫人”而已。所以，“同進士出身”的官員一般比較忌諱自己的出身，不願別人提及。

但是，“同進士出身”也是正兒八經的進士，只是名次靠後而已！

那麼，同為“進士”，“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和“同進士出身”之間有何區別呢？

根據《清史稿》的記載，“進士及第”的三人和“進士出身”的第一名，能夠直接進入“翰林院”進修，而且能夠立馬獲得官職晉封，基本等於“帶級別”進修。其中“狀元”可以直接授予從六品“修撰”、“榜眼”和“探花”可以直接授予正七品“編修”，“二甲第一名”則被直接授予從七品“檢討”。

剩餘的“進士出身”和“同進士出身”還需參加考試——“朝考”，“朝考”通過後才能進入翰林院，和前四位已經擁有官職級別的進士一塊進修；“朝考”不透過，就只能被外放知縣一級的地方官或者六部屬官等基層官員。

在“朝考”的過程中，“進士出身”較之“同進士出身”擁有更高的透過率，因為“殿試”的名次可以給“朝考”加分。一般情況而言，“三甲”50名以後能夠進入翰林院的機率就幾乎為零。

清朝的“翰林院”基本等於“儲備幹部培訓班”，向來有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說法，擁有“翰林出身”可問鼎殿閣或者位列封疆，仕途前景極為廣闊。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同進士出身”早在“殿試”剛一結束的分配過程中，就已經輸給了“進士及第”和“進士出身”。

翰林院的進修結束後，三種進士被授予的具體官職也有著巨大區別，我們以具體案例予以說明。

翁同龢，咸豐六年“狀元”，也就是“進士及第”的典型代表。咸豐八年，翰林院進修結束後被授予“陝甘鄉試副考官”，而後直接升任“陝西學政”。

李鴻章，道光二十七年“二甲第十三名”，也就是“進士出身”的典型代表。道光三十年，翰林院進修結束後被授予正七品“翰林院編修”。

曾國藩，道光十八年“三甲第四十二名”，也就是“通進士出身”的典型代表。道光二十年，翰林院進修結束後被授予從七品“翰林院檢討”。

由此可見，“殿試”名次不但確定了攜帶一生的功名身份，還幾乎直接確定了仕途起點；當然，“進士”身份的不同也代表了仕途起點的不同，縱觀有清一朝，有“狀元及第”出身的內閣首輔、領班軍機于敏中，也有“進士出身”的文官之首、晚清大佬李鴻章，更有“同進士出身”的“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首曾國藩。

所以，“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和“同進士出身”之間的區別雖然明顯，但真正能夠決定未來仕途高度的關鍵因素還在於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參考文獻：《清史稿·選舉志》、《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