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對於知識分子和官吏的一種稱謂。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偁士。“士”這個階層，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出現得很早，用現在的話來說：“士”就是一群有點才的知識分子。“士”，上古掌刑獄之官。商、西周、春秋為貴族階層，多為卿大夫的家臣。

這些知識分子之中，有的人運氣好點，處於廟堂之上，有參政、議政的權利。這種人，即我們今天所說的“議士”。但是，運氣差點的文化人，處於民間，不能參政也無法議政，即使能議政也只能私底下討論，也無法起到真正的建設或者建議作用。這一類人，即我們今天所說“處士”。

在《史記》中，有一段東方朔對於“處士”的描述，其中，有一詞“塊然獨處”就是對“處士”特性的概括性描述，使得“處士”一詞也由此而來。“處士”一詞雖然在《史記》中才開始出現，但是，“處士”和“議士”的社會現象，卻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戰火頻繁。在各諸侯國中，很多有名有錢的諸侯貴族，如：春申君、孟嘗君等，都以“養士”為時尚，最多時可達數千人。這些士雖然不為朝做官，但是，卻依然在各大諸侯國中擔任了重要的參謀作用。雖為“處士”，但是，議論諸侯之間的政事卻一點也不少，且在戰國時期，甚至，出現了“處士橫議”的現象。可見，“處士”在戰國時期非常活躍，且處士議政，在當時社會也非常盛行。

歷史上的孫叔敖，就是當時有名的處士。他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主張以民為本，止戈休武，休養生息，使農商並舉，文化繁榮，翹楚中華。因出色的治水、治國、軍事才能，孫叔敖後官拜令尹（宰相），輔佐莊王獨霸南方，楚莊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此外，處士議政的風氣盛行，也從側面說明了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環境相對寬鬆，統治者對全民的思想文化基本上持開放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思想文化的繁榮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例如：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化繁榮局面，就是統治者對“處士”議政的寬鬆態度帶來的積極結果。但是，在秦朝統一六國之後，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秦朝建立初期，統治者認為：“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

他們認為“處士橫議”會造成社會的動盪和不安，影響統治政權的穩定。因此，為了打壓和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言行，秦始皇不惜“焚書坑儒”。秦朝緊張的思想文化氛圍，導致了處士在社會上的地位與日劇下。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漢代，才逐漸有所好轉。漢武帝繼位之初，不僅下令恢復和完善察了舉制度，還兩次下令地方舉薦賢將良才。自此以後，漢朝的文化界和政治界都進到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此外，察舉制度不僅為文化界和政壇帶去了源源不斷的人才，也為民間知識分子的前途，指定了一條更加光明的道路。之後，處士轉向議士的參政路徑逐漸變得更加明朗，處士們的身份和地位也與日俱升。

在《史記》中，記載了一個熟悉黃老之術的王生，在去宮中的路上要求廷尉為他繫鞋帶的故事。查閱史料，這位王生只是一個普通的“處士”，能得到廷尉這般禮遇，可見，“處士”在當時不僅非常受尊重，連社會地位都有了極大的提高。

此外，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主張的提出，不僅使儒家學派走向了正統學派，還使儒家處士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抬高。但是，諸子百家在這段時期裡卻處境艱難，甚至，很多學術逐漸走向了沒落。由於統治階級對儒學的大力推行，到了東漢時期，很多處士在民間開辦學堂。

這樣一來，原來一直處於歸隱狀態的處士，與社會和人的交流日漸增多，生活習慣也深受改變。這一時期，雖然行政機構會錄用一部分處士，但是大部分的處士，卻還是很難進入朝堂，參與議政。

到東漢末年，宦官當道，朝廷風雨飄搖，一些忠臣之士，在多次拒絕與宦官勾結的情況下，也遭到了黑暗勢力的打壓。歷史上的“黨錮之禍”，就是這個時期黑暗政局的真實寫照。之後，很多處士看到這樣的黑暗政局，紛紛站出來抨擊議士，重新抨擊時弊議論政事，使得歷史上再次出現了“處士橫議”的局面。

可以說，無論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處士橫議”，還是東漢末年的處士針砭時弊，都跟當時的時代以及政治環境息息相關。而且，我們也可以發現，政局動盪的黑暗時期，原本歸隱不善與人交流的處士，也會因為對當時社會及對朝廷政事的不滿，紛紛開始發表自己對時事的看法，從而，形成“處士橫議”之風。

此外，這種社會風氣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的繁榮，便於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就如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所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其實，不管是“處士”還是“議士”，都是當時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參考資料：

【《孟子·滕文公下》、《後漢書·方術傳論》、《史記·魏公子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