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屋山“總仙宮”石刻，據《王屋山志》載：“‘總仙宮’，由丘處機的高徒李志常（號真常子） 題寫宮名，字型端莊雄偉。”這裡沒有提供更多資訊。其實，“總仙宮”石刻，位於天壇峰紫金崖登天梯邊上，由於年久失修，“總仙宮”部分石刻已被落石遮擋。2016年濟源市文旅集團在重修天梯時，有意將崖邊臺階留出一定空間，使“總仙宮”石刻完全暴露出來。
“總仙宮”石刻為天梯中部紫金崖上一塊略經人工打磨的崖壁，呈橫向長方形，約1。4米×0。7米，中間雕刻“總仙宮”三個大字，前題“大朝敕賜”，旁邊淺標“李”字，並有“辛亥年四月日”題記，後邊落款“玄門大宗師真常書”。如仔細觀察，還可發現大字下面覆蓋有清秀的楷書，斷續有“□同登天壇□建中靖國元年冬□”等字樣。說明“總仙宮”石刻是鳩佔鵲巢，刻在宋徽宗“建中靖國”年間的題刻之上。
一、“總仙宮”石刻與“代祀嶽瀆”
“總仙宮”石刻，很明顯是元代皇帝“敕賜”、道士所為。據王鶚《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記載：“歲辛亥，先帝（元憲宗蒙哥）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嶽瀆。冬十月，遣中使詔公至闕下，上端拱御榻，親緘信香，冥心注想，默禱於祀所者久之，金盒錦幡，皆手授公，選近侍哈力丹為輔行，乃賜內府白金五千兩以充其費。陛辭之日，錫公金符，及倚付璽書，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設金錄醮三晝夜，承製賜登壇道眾紫衣，暨所屬官吏預醮者，賞責有差。詢問窮乏，量加賑恤。自恆而岱，岱而衡，衡隸宋境，公嘗奏可於天壇望祀焉。既又合祭四瀆於濟源，終之至於嵩、至於華，皆如恆岱之禮。祀所多有徵應，鴻儒巨筆，碑以紀之。”
除去李志常碑傳外，姬志真《大朝曲陽縣重修真君觀碑》：“國朝隆興，歲舍重光大淵獻，上即位之元年，秋七月，詔命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代禮名山，降香望祭。越十月二十七日，先詣北嶽聖帝廟焚御香，修設清醮，保安國祚。”又銘曰：“國朝辛亥，帝位初陟，詔命真常，山川望秩。百度更新，重興是跡。誠明克紹，協贊無逸。”馮志亨《重陽成道宮記》：“辛亥，憲宗皇帝即位之元年，詔徵掌教大宗師真常李真人，上親受（授）金盒香，白金五千兩，佩金符，代禮巡祀嶽瀆，凡在祀典者，靡所不舉。明年春二月吉日，以御香來致上命。”
由李志常代行的祭祀“嶽瀆”之典，是蒙古汗國立國後首次舉行的國家祀典。上述碑刻明確記載，蒙哥汗（元憲宗）元年（辛亥，1251年），時任全真道掌教大宗師的李志常，七月受命，十月成行，奉大汗詔命“代祀嶽瀆”。而“總仙宮”石刻卻為“辛亥年四月”，時間早了半年左右。最近在王屋山紫微宮發現一塊碣石，所記與此密切相關，完全可以解讀其中之謎：“欽奉聖旨，恭詣天壇，代掌教大宗師作醮行香，投送金龍簡璧為國祈福。祀事既終，故述俚語一章，姑紀其歲月。時辛亥四月二十四日。宣差投龍使、教門提舉、洞元虛靖大師古澤申志貞題：
山門初入鬱蒼蒼，十里清溪到上方。
松影暗連雲影動，崖聲遙應語聲長。
天壇奉旨祈真聖，寶匣封恩壽我皇。
祀事既終回驛去，夢尋仙境未能忘。”
據《洞元虛靖大師申公提點墓誌銘》記載：公名志貞，字正之，澤州高平縣人，是掌教李志常的弟子，多次參與朝廷祭祀活動。這與新發現的碑碣中對其身份的表述“宣差投龍使、教門提舉、洞元虛靖大師古澤申志貞”正好相符。從《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所記“公嘗奏可於天壇望祀焉”等語表明，在李志常受命“代祀嶽瀆”之前，曾奉旨讓王屋山教門提舉申志貞，登上天壇峰代作醮行香，投送金龍簡壁為國祈福、為皇祈壽。《真常真人道行碑銘》還載：“祀所多有徵應，鴻儒巨筆，碑以紀之。”元憲宗蒙哥敕賜恩准李志常自書“總仙宮”三個大字，雕刻於天壇峰天梯崖壁，應當是李志常所到“碑以紀之”的慣例。而他的弟子申志貞意猶未盡，祀事既終，吟詩題記於碑碣。以上文字記載也再次證明，自軒轅黃帝在此設壇祭天以後，歷代不僅登壇祭天以示“君權神授”之正統性；而且還有國家祀典“合祭四瀆於濟源”的客觀事實。《史記》說：“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濟源境內的一山一水均享天子之禮。
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號真常子，開州觀城（今河南範縣西北）人，為丘處機親傳弟子。元太祖興定四年（1209） 初，隨丘處機遠赴大漠拜見成吉思汗。元太宗十年（1238）春，尹志平以年老薦李志常繼任掌教，同年三月，奉朝命加封為“玄門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四月赴闕，奏請擴建其祖師王重陽修真之所終南山靈虛觀，得旨賜重陽宮號。海迷失後二年（1250），李志常及赴西域的十八人皆奉旨封大師。元憲宗元年（1251），奉命遍祭嶽瀆。李志常掌教十八年，全真道仍方興未艾。“代祀嶽瀆”之事發生於其出任掌教的第十三年。綜合各種史料：蒙哥即汗位伊始，便命李志常派人先豋王屋山天壇峰作醮祭天；七八月間遣使正式徵詔李志常；十月，志常至和林，蒙哥下詔委其代表汗廷，致祭境內諸嶽瀆。為使儀式鄭重，蒙哥除頒予李志常以金虎符、寶誥及銀五千兩而外，並選近侍哈力丹隨同行祭。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志常循路線由北而南，首先致祭恆山，再行祭於泰山。時衡山隸屬於宋境，為顯示蒙廷大一統之主權，乃於王屋山天壇峰行遙祭之禮（或因南嶽夫人魏華存曾拜王屋山清虛真人王褒為師）。接著合祭四瀆於濟源，然後再分祭嵩山、華山。至翌年二月，代祀嶽瀆之禮全部告成，行跡達我國北方大部。從行祀典者，有道士史志經、申志貞等多人。無論規模、時間，都可稱得上是全真道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動。
二、石刻“總仙宮”的由來
天壇峰呈方形山，道家認為是與上天溝通的最佳場所。早在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裡，已有黃帝戰蚩尤的記載，征戰不順，當然可能發生祈禱求助之事。東晉葛洪《抱朴子》曰：“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裡說：“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也。昔黃帝受丹訣於是山也。”數百年後的唐末五代，杜光庭參考這些歷史典籍並結合當地文化遺存，演繹成完整的黃帝祭天故事列入《道藏經》。他在《天壇王屋山聖蹟記》寫道：“《山水之源圖經》曰：‘上則接於昆丘，下即侵於蓬島，最高者，首名天壇山也。’《黃帝內傳》雲：‘為之瓊林臺’。《真浩》雲：‘瓊林者，即清虛小有之別天也……四方壁立，乃造化融成。黃帝於此告天，遂感九天玄女、西王母降，授九鼎神丹陰符策，遂乃克伏蚩尤之黨，自此天壇之始也。其上多石，可生草木，此為五嶽四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神仙朝會之所。’”
杜光庭關於軒轅黃帝設壇祭天的描繪，無疑是千年之前古人最為詳細的文字記載。王屋山以天壇峰為中心，左日精右月華，前華蓋後五斗，一峰突起，丘阜卑圍，大有“唯我獨尊”的王者風範。既然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眾多神仙都要到此朝會，這裡也是丘處機等全真道活動的主要場所，李志常經皇帝敕賜便理直氣壯地把“總仙宮”三個大字，覆蓋他人碑碣深深雕刻到了王屋山天壇峰之上。
三、推行“國家祀典”的重大意義
全真道對中華民族的融合發展主要有兩大貢獻：一個是丘處機應詔赴大漠會見元太祖成吉思汗“一言止殺”， 另一個則是李志常受元憲宗蒙哥之命“代祀嶽瀆”。“總仙宮”石刻，正是蒙元時期推行這一“國家祀典”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端。
全真道掌教李志常策動蒙古汗國恢復天壇祭天及嶽瀆祀典，乃與師丘處機“以夏變夷”有著相同的寓意與作用。《左傳》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相傳黃帝孫子顓頊曾實行重大宗教改革，切斷諸侯及百姓與天帝之間的直接聯絡，把祭祀權力收歸天子。這樣，祭祀天地嶽瀆就成了中國古代“國家祭祀”的頭等大事。《尚書》記：舜“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山川，遍群神。”《史記·封禪書》說：“及秦並天下，令祠官所常奉祀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前140年）五月詔：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表明秦、漢時代，國家便廣修天地嶽瀆廟宇。漢宣帝詔令定製：“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皆使侍者持節侍祠。”祭祀天地嶽瀆之廟均由國家管理，朝廷每有重大典禮，必遣使詣廟告祭，形成相沿不替的“代祀”（也稱遣官致祭）制度。自漢代確立國家常祀制度之後，天地嶽瀆祭祀就不僅是一個時空、地理概念，而是構成一個超越了本身屬性的禮法座標，一套象徵王朝正統性的文化符號。一個王朝認同、遵循“國家祀典”，在某種意義上講，就等於認同中原正統文化。此點對於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則更具有象徵意義。如鮮卑北魏孝文帝謹承漢法，恢復嶽鎮海瀆之祀；女真金朝世宗改制尊前遺軌，“其封爵並仍唐宋之舊”。由此可知“國家祀典”施行與罷廢，與中央王朝對中原文明是否認同密切相關。
蒙古部落崛起於漠北，矇昧方脫，文化落後，他們剛剛進入中原地區之時，不僅對漢族民眾施以瘋狂殺戮，而且還將其原有的落後制度強加於漢地，造成對中原文明的嚴重破壞。在“禮崩樂壞”、血雨腥風的歷史鉅變中，以天地嶽瀆祀典為代表的中華文明能否“浴火重生”，確實面臨著嚴峻考驗。
當此社會變革之際，全真道為中華文明的“興亡繼絕”作出了艱辛努力。作為繼丘處機之後的全真道實際執掌者，李志常為儲存延續中原文化貢獻甚多。窩闊臺即汗位時，李志常利用覲見之機，向其進獻《周易》《經詩》《尚書》《道德經》《孝經》等傳統典籍，試圖影響感化蒙古首領。後又承詔在燕京教授蒙古貴族子弟漢文化，加速了漢文化在蒙古上層的傳播。隨著全真道在蒙古朝野影響的擴大，如何能透過其所施影響，敦促汗廷釋出詔令敕旨，恢復傳承中原文化固有的禮制傳統，便成為全真道的一項時代使命。而此恢宏事業，首先從恢復“國家祀典”上開啟缺口。
窩闊臺死後，圍繞大汗寶座的爭奪，蒙廷分為兩大派系：一派以貴由（元定宗）皇后為首，主立皇孫失烈門；另一派則以諸王拔都、木哥等為首，主立皇侄蒙哥。經過反覆角逐，最後蒙哥擊敗對手，被擁立為汗。面臨蒙古諸王異謀圖位的威脅，新汗蒙哥亟須得到漢地的擁戴，因此他一方面命皇弟忽必烈（後為元世祖）總治漠南，加強對漢地的安撫；另一方面徵召全真道掌教李志常入覲，意圖藉助道教之力影響中原民心。
李志常顯然洞悉此時蒙哥亟須漢地歸心的政治欲求，便列舉前朝祀典舊規，闡明祀告天地、嶽瀆可以加強其嗣位的合法性，有助於贏得漢地士民擁戴，最終促成蒙古汗廷全面恢復中斷數十年的“國家祭祀”大典，李志常也因此成為國家任命的祀使，獲取了“代祀”天地嶽瀆的特權。如果說，當初丘處機西行勸誡成吉思汗，還僅限於息戰止殺的層面，而李志常策動蒙哥恢復天地嶽瀆祀典，則已有敦促蒙廷接受中原禮制的深刻用意，無疑對中華文明的繼承是一場“以夏變夷”的壯舉。
作者簡介：李立政，河南濟源人，現任市旅遊業協會會長、市文旅集團文化總監。從事旅遊工作30多年，在歷史文化研究與旅遊景觀開發相結合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實踐。與人合著《河之洲在哪兒？》《中華文明聖地崑崙丘》，主編《趙姓簡史》《中華趙姓發跡地-河南濟源》，還有《老子悟道王屋山》等上百篇論文，在國內外報紙和學術刊物發表，為濟源旅遊發展和景區景點建設提供了堅實的文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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