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近古社會走出了洪水劫難

編者按

本文是孫皓暉先生理論著作《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中的一篇文章，主要講述了大禹的身世以及他如何治水，帶領天下民眾成功走出洪水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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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近古社會走出了洪水劫難

孫皓暉

一場歷史偉業，在禹的有效領導下開始了。

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夏本紀》說：禹是黃帝的第五代玄孫，本名叫作文命。另有後世《諡法》雲：受禪成功，曰禹。綜合史料，禹的大體情況是：或姓公孫，或姓姬，或姓姒，名叫文命。禹，有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受禪後的帝號。這一歷史記憶的精準程度，大可不必追究，我們還是以今人熟悉的名號——大禹，來稱呼他。

透過種種不甚清晰的歷史記憶，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的基本事實是：崇地的大禹族群，已經是當時社會的最大族群之一了，它直接分支於黃帝族群，在當時的“天下”是很有影響力的。唯其如此，在人口數量起決定作用的近古時代，鯀、禹兩代先後受命治水，才有堅實的根基。

大禹的出生，《山海經》記載了一則神話：“帝令祝融殺鯀於羽山。鯀，復生禹。”

這個“復”是“腹”的同聲假借字。也就是說，禹是從父親鯀的肚子裡生出來的。這則神話更具體的說法是：鯀死後三年，屍體不腐爛，一日腹破，禹破腹而出，乘龍飛去。雖然，這只是一則神話傳說，但可以確定地說，大禹的出生一定是很不尋常的。大禹很可能是鯀的遺腹子。也就是說，鯀死之時，禹尚未出生。

如此一個禹，為什麼舜帝與大族首領們那麼信任他？僅僅基於是黃帝之後裔嗎？

文獻《夏本紀》這樣描述歷史對大禹的記憶：“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顯然，大禹作為族領，是一個極富魅力、極富創造性，又極富威嚴感與秩序感的人物。他智慧勤事，親近大眾，出言有信，德行不違規矩。如此族領，一定是深受民眾喜愛了。但是，更重要的方面在於，大禹是一個極具創造天賦的人。他說話的聲音，天然地符合音律；他的身形，就是天然的尺度；他的出行舉動，都是經過稱量權衡的。以身作則的原初意思是什麼，不正是禹的“身為度”嗎？從總的方面說，大禹是一個勤勉肅穆、堪為天下綱紀的首領。

如此近乎神聖的人格，僅僅是一種傳說中的溢美之詞嗎？

應當是可信的。因為，大禹有形成如此人格的精神根基。文獻《夏本紀》雲：“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這是說，大禹是在痛苦的磨鍊中成長起來的。治水失敗，是崇地族群的巨大劫難。族領父親因治水而身死，族群先人們則不知付出了多麼慘重的生命代價，這些，無疑會在年幼的禹的心靈上，刻下難以癒合的深深的傷口。任何一個人，無論是古人還是現代人，在這種族群大劫難的重壓之下，都可能或自甘毀滅，或奮發再造。無疑，大禹屬於後者。

應該說，無數血的代價，才終於鍛鑄出了一個超越經驗的天才的治水領袖。

大禹治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且讓我們對其最重要的創造先作一個總體概覽。

治水新思維：大禹最為重要的革新與創造

今人都知道，

大禹治水是將壅川築堤之法，改成了疏匯入海之法。

在後世理念看來，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似乎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在當時，這種改變無異於石破天驚！因為，這是對前人經驗的徹底否定，一舉顛覆，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極其看重祖先成例的遠古時代，這是需要極大勇氣的。

首先，提出這種新思維的基礎條件，是需要對天下水流規則有大量的觀察、有深刻的理解的。

此前的共工氏與鯀，為什麼要堵水？一定有著認識上的根源。他們一定認為：遍地流淌的大洪水是無序漫延的，人們無法引導它們的流向，只有水來土屯，才能防止災難的發生。在這種思維慣性下，要得出水流是有規則可循的、是可以疏匯入海的結論，該是一種多麼艱難的跨越。大禹，一定是一個極具發現天賦的超一流的近古科學觀察家。

其次，這一理念的付諸實施，工程量之大是修築堤防不可比擬的。

導水工程的可行性、可靠性，更是一片朦朧模糊，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參照。也就是說，在當時，疏導治水的前途究竟如何，是完全無法預知的。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能夠將這一方法堅定地在最高聯盟的決策會議上提出，禹的勇氣與明晰，不得不令我們感佩萬分！

最後，即或經過了大量的觀察與探尋，大禹已經認定了水可入海這個結論，但是，要拿出來說服聯盟領袖，說服各大族群首領，說服也曾經信奉堵水之道的本族群元老們，也是極為艱難的。

如此情勢下，禹要面對的，實際上是要說服整個社會。後來的事實是，疏導治水的總方略，終於被聯盟最高權力認可了、被各族群認可了。那時領袖群的深刻理解力，不得不令我們再次感喟萬分！

大禹一定是一個極具說服力的領袖，也一定是一個意志力極其頑強的領袖。應該說，以舜帝為首的聯盟最高權力，擁有大禹、殷契、后稷、皋陶、伯益這樣一班深具英雄氣質的大才，實在是一個具有非凡決策能力的偉大群體。在我們的近古族群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候，他們具有深遠的智慧，具有強毅的精神，具有創新的思維，作出了最為偉大而正確的選擇。

近古水患遍及古代中國之南北，絕非區域性災難

關於大禹治水涉及的地域，以及近古水患大勢，歷史的記憶多有不同。

綜合對種種史料的交錯考據，我們首先將

遠古水患的形勢

大體勾勒一番。

那時的中國，水源大量過剩，氣候普遍炎熱。即或今日之黃河中下游兩岸，也是接近於亞熱帶氣候的叢林茂密的深綠色山川。其時的淮水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更是水鄉澤國，萬里荒莽，溼熱難耐。這一切，遠非今日之人所能想象。由於水流眾多，處處衝突交錯，且沒有穩定水道，於是，在交錯衝撞的大小水流之外，更形成了無數的汪洋湖泊。僅僅一個遠古云夢澤，便佔去了後世長江流域的三分之一強。加之當時氣候炎熱，雨量豐沛，人群防禦水患的能力非常原始，因此時常導致種種氾濫。洪水瀰漫之勢，幾乎是綿延不絕。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說當時的中國處在長久的水患之中，絕不為過。

戰國時期的孟子，對上古歷史有著精深的研究。他的說法是：“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禹疏九河，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顯然，孟子認定：大禹治水不僅僅是主治黃河流域，不僅僅是將黃河流域的眾多水流引匯入海，而且也疏導了江淮流域，將淮水、泗水等河流系統疏導進入長江水系。從此，中國才有了穩定的農業耕地，才有了大體穩定的農耕時代，人民才得以普遍存活。

當代的許多上古史專家也認定：大禹疏導治理江淮流域，是可信的歷史記憶。疏導黃河水系，是治洪；疏導江淮水系，解決長期的積水氾濫之患，本質上也是治洪。

大禹治水的最艱難處，是建立治水工程所需要的社會組織形式

以大禹的疏導之法治水，是偉大的先祖們絕地求生的膽魄，是真正的背水一戰。

依據《夏本紀》，大禹的治水路線是從冀州開始的，也就是從今日的華北平原地帶開始的。《尚書·禹貢》記載其過程雲：“導河積石，至於龍門……至於大伾……至於大陸……入於海。”關於大禹治水的出發地與進行路線，是兩個多有說法的歷史難題。當代史學家中，對此兩大問題最有研究的，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徐旭生先生和西華師範大學（四川）的姚政先生。但凡有興趣者，可以去看這兩位先生的諸般考據。

從文明史的意義上看，大禹治水的最艱難處，是對治水社會組織形式的建立。

天下治水，是一項規模龐大、歷時長久的工程，其中所需要的社會動員深度、各方協調方式、種種社會組織法度、實際施行能力等，即或在今天看來，依然不是輕而易舉所能夠實現的。那麼，大禹治水，究竟是以什麼樣的社會組織形式，來完成這一龐大工程的呢？

依據星散的史料，我們可以將大禹治水的組織情形，大體歸納呈現如下：

其一，大禹成功發動了

“天下”各大族群

參與治水。

其間最重要的是，大禹將殷契、后稷、伯益三個特大族群作為共同治水的主幹力量，實際上形成了

治水的軸心

。這一點，對動員“天下”其餘族群參與治水，起到了最為重要的帶動作用。必然的連帶結果是：這個具有戰略架構意義的四方軸心，一定形成了以大禹為最高領袖，以殷契、后稷、伯益為輔助的領導集團；在治水力量架構上，則形成了以禹族為核心力量，以其餘三大族群為主幹力量的某種社會組織形式，從而使治水以有序的方式進行。

其二，成功地解決了以

糧食問題

為核心的後勤輸送問題。

大規模治水，必然需要大量脫離農耕而專事工程的民眾隊伍。此中關鍵，是這些眾多的工程人員的食物能否長期保障？諸多工具的打造與輸送能否保障？

依據史料歸納，大禹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主要有五條：一則，各族群力所能及地自帶衣食，這是最基礎的辦法；二則，互相調配物資，富族支援窮族；三則，派遣伯益族組織不直接參與治水的人，開發臨時耕地，就近種稻取食；四則，派遣精於農耕的后稷族開發治水民眾所需的特殊食物，主要是當時難得的蔬菜；五則，尋覓未被洪水淹沒的少數可耕地區，動員該地氏族向治水民眾提供糧食物資支援。這五種方法，最大限度地發掘了當時的社會自救力量與社會後援力量。

其三，號令嚴明，以接近於

軍事化的管理

方式，樹立起了非常有效的權威組織。

天下治水，參與民眾必然是一個數目龐大的群體。其時人口再少，參與者也至少數以百萬計。這裡的關鍵，是嚴明的組織，是可行的法度。這種組織與法度，完全可能已經接近於軍事化管理。甚至可以說，治水管理直接推動了最早的緊急狀態法律、最早的常備軍的產生。

可是，大禹治水的法度究竟有哪些，歷史已經模糊了。在《夏本紀》中，只有一句彈性極大的記載：“禹，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古典註釋家認為，這是說禹能夠聽從左右輔佐人員的建言。但是，我們有理由認定：這則史料的基本面說的是大禹治水時時事事有法度，且能夠不違反天時地利而施行的狀況。

其四，大禹以身作則，垂範民眾。

大禹的個人辛勞，公而忘私，在歷史的記憶中已經以動人的傳說，留下了普遍而深刻的痕跡。三過家門而不入，妻生子而不知，13年跋山涉水，兩大腿磨出了厚厚的老繭，等等。這些極其勞苦的行為，一定對當時的治水民眾起到了極大的精神激勵作用。再加上大禹的才幹、創造性思維、令行禁止的嚴明法度等，在當時極有可能使禹已經具有了超凡入聖的人格感召力。

沒有如上四方面的社會組織建立，大規模治水的成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