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怪傑辜鴻銘詭辯“一夫多妻”，提出茶壺茶杯理論，為何讓人信服

西人有問之曰：“貴國風尚，乃崇多妻，先生有說乎？”

鴻銘笑而對曰：“君知眾杯翼壺之理乎？壺一而杯眾，宜也；夫一而妻眾，亦宜也。”

西人大笑而去。

——邵鏡人《同光風雲錄》

上面這段文字，說的是這樣一個故事：晚清時代，有很多西方人到中國。因為時間久了，他們對於中國的事情也漸漸有所瞭解。但是，從西方人的視角，他們對於中國的許多社會現象感到很困惑。

比方說，有些家庭不是一夫一妻，而是一夫多妻，對此他們就特別不懂。於是，有一次，一個西方人就問晚清怪傑辜鴻銘：“貴國風尚，崇尚一夫多妻，先生有什麼說法嗎？”

西方人之所以要問辜鴻銘，而不是問別人，乃是因為辜鴻銘是

“中國近代的奇人”

，知名度特別高。

辜鴻銘是福建同安人，名湯生，自號漢濱讀易者。早年留學英、法、德等國，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精通英、法、德、意四國文字，甚至拉丁文也能運用自如。在中西哲學文學方面，均有很高造詣。

他雖然長期受西洋文化薰陶，卻保守頑固，既酸且腐，堪稱一絕。

曾為清末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幕僚，後官至清廷外務部左丞。辛亥革命後在北京大學任教，極力推崇儒家學說，反對新文化。民國之後還穿棗紅花緞長袍、繫腰帶、吸鴉片、拖著一條長辮子，表示效忠大清帝國。

果然，那個西方人沒有問錯人。

辜鴻銘一聽他的問題，乃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您知道幾個茶杯配一個茶壺的道理嗎？一個茶壺配幾個茶杯，是合理的。一個丈夫配幾個妻子，也是合理的。”

那個西方人聽了，不得不佩服他的詭辯。於是大笑而去。

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夫多妻制，是一種非常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但是直到晚清甚至民國初年，仍在延續著這種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西方人崇尚男女平等的觀念，所以對此感到困惑，這也是當然的事。

既然有困惑，他們就想了解其中的原因。他們都知道辜鴻銘學貫中西，又有出生於國外並受西方教育的背景，所以想請他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結果，辜鴻銘真的給了西方人一個意想不到的“合理解釋”：“君知眾杯翼壺之理乎？壺一而杯眾，宜也；夫一而妻眾，亦宜也。”讓西方人明知是詭辯，卻又無法予以反駁，只得大笑而去。

那麼，西方人為什麼明知辜鴻銘的解釋是詭辯而無法反駁呢？辜鴻銘的解釋明明就是詭辯，為什麼卻具有無法反駁的說服力呢？

這就與辜鴻銘運用“比喻”修辭策略作答所具有的“四兩撥千斤”的軟實力有關了。

一夫多妻是一種封建腐朽的婚姻制度，也是一種不尊重女性的不合理制度。

對於這一點，出生於國外並長期受西方教育的辜鴻銘心中也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由於他要維護中國傳統文化，不願意在西方人面前承認中國傳統文化的弱點，所以他只得曲意為一夫多妻的中國封建婚姻制度辯護。

但是，如何辯護呢？

是一本正經地從理論上論證，或是舉西方或人類歷史上的一夫多妻制的事例予以論證，還是罔顧事實與良知而強詞奪理呢？

辜鴻銘作為一個學者，也是一個做過朝廷官員的名人，這樣的辯護都不符合他的身份。

於是，他便想到了“比喻”修辭策略，透過“茶壺”與“茶杯”之間的關係，來與“一夫”與“多妻”之間的關係相匹配搭掛，經由“一壺多杯”的合理性，來論證“一夫多妻”的合理性。

這樣的表達既顯得生動風趣，切合西方人喜歡幽默的心理，又讓崇尚邏輯力量的西方人無法反駁，只得心知是詭辯而又無從辯駁，只能無可奈何地“大笑而去”。

因為從邏輯推理的角度看，辜鴻銘的“比喻”文字是一個類比推理。只要接受者承認“一壺多杯”具有合理性，那麼就得被迫承認“一夫多妻”具有合理性。因為在辜鴻銘的“比喻”文字中，“一夫多妻”是比喻的“本體”，“一壺多杯”是比喻的“喻體”。

“本體”與“喻體”之間只要有令人覺得合理的相似性，那麼“比喻”文字就能成立。

事實上，從修辭的角度看，辜鴻銘的這個比喻文字符合“比喻”文字建構的原則，因而表面看來也具有邏輯推理上的合理性。

正因為如此，辜鴻銘的詭辯才會產生不可辯駁的說服力。

客觀地說，辜鴻銘玩邏輯遊戲，以詭辯回答西方人的提問是不對的；但是，就他創造條件提升觀點的說服力的智慧來看，則又是令人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