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充滿了矛盾性和傳奇性。
2500年來，他以
復仇
與
忠君
的雙重標籤聞名於世。無論是復仇還是忠君，他都以極端的方式表達他的態度：
復仇以鞭屍洩憤收尾，忠君以忠諫身死告終。
但在他身上，復仇與忠君又以極其矛盾的方式留待後人評說，
時而被當成不忠不孝的典型，時而被當成至忠至孝的模範。
關於他的爭議，未曾平息。
他是英雄，也是惡神。是叛逆，也是功臣。
對他做出評判的人，
或許根本不在乎歷史真實，只在乎自己所處時代的現實需要。
後世為他的故事增添了許多傳奇性，層累製造的歷史，使得他的本來面目也日漸模糊。
然而，即便2500年過去，我們依然能從附加在他身上的真真假假的歷史與傳說中，錨定一條
清晰而又悲情的主線：
他的父兄
因為忠誠而被殺
，他為了報仇，隱忍半生，實施了一個長達十五六年的復仇計劃，但最終卻難逃父兄一樣的命運，他仍然
因為忠誠而被殺
。
這個宿命般的結局，恰恰是歷史上難以開啟的一個死結，一個悲催的迴圈。
艾公子今天要講
伍子胥
（？—公元前484年）的故事，其實最想講的，就是歷史的悲劇迴圈。
▲伍子胥像。圖源/網路
伍子胥復仇故事的起點，是
一個王
、
一個美女
和
一個奸臣
。在後來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忠奸對立的事情反覆發生，而這幾乎成為歷史學家展開亂世敘述的三大標配。
王是
楚平王
，美女是
秦國女子
，奸臣是太子建的老師
費無忌
。
楚平王讓費無忌負責
太子建
的婚禮儀式。費無忌看到新娘，來自秦國的女子“絕美”，轉頭就給楚平王彙報，慫恿楚平王自己把這個秦女娶了，再重新給太子娶一個。
這樣，費無忌取悅了楚平王，卻得罪了太子建。為了給自己留後路，費無忌開啟了抹黑太子的模式。先是鼓動楚平王將太子建調到
城父
（今安徽亳州譙城區東南邊陲），隨後進讒言，說太子建在城父厲兵秣馬，結交諸侯，恐怕要叛變啊。
楚平王信了，召回
伍奢
進行拷問。
伍奢任太子太傅，是太子建的另一名老師。伍氏家族在楚國是地位很高的政治家族，伍奢的祖父
伍參
在晉楚之戰中曾獻奇謀，助楚軍大勝。伍參之子、伍奢之父
伍舉
也是楚莊王的重臣，見楚莊王不理政務、沉迷聲色，就給楚莊王出了個謎語：南方有一隻鳥，三年不展翅，三年不鳴叫，這是什麼鳥？楚莊王知道伍舉
拐著彎兒罵自己不是好鳥
，瞬間被激起了鬥志說，你的意思，我知道了，雖然三年不展翅，但一飛必將沖天，雖然三年不鳴叫，但一鳴必會驚人。後來，楚莊王終於成就春秋霸業，人稱“大器晚成”。
根據《史記》記載，面對費無忌對太子建的構陷，伍奢直言勸諫楚平王：
“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
”
而《左傳》記載伍奢勸諫楚平王的話是：
“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
”
意思是，大王您娶太子之妻已經是過錯了，為何還要一錯再錯，聽信小人讒言，疏遠至親？
伍奢有伍家流淌在血液裡的直言忠諫基因，但楚平王畢竟不是楚莊王，他動了殺心。
費無忌繼續進讒言說，伍奢有兩個兒子，不殺掉將來恐成楚國憂患，可以其父伍奢為人質，把他們召回來，一網打盡。
楚平王對此“言聽計從”，一面派人去追捕太子建，一面派人去抓伍奢的兩個兒子。
問題就出在這裡。
歷史上，君王為何常常聽不進忠臣的直言，而對奸臣的讒言卻言聽計從？
除了忠臣的直言聽起來刺耳，是否還有可能是因為，奸臣更善於揣摩和迎合，說出了君王想說而不便說出來的心聲呢？
奸臣是壞，但他們只是君王的代言人，最壞的人其實是君王本人。
在楚平王派出的抓捕使者趕到之時，伍奢的兩個兒子——
伍尚
和
伍子胥
，進行了最後一次對話。兄弟倆都知道，父親被囚禁，不過是楚平王要挾他們兄弟返楚宮，好斬草除根、永絕後患的籌碼而已。但伍尚為人仁厚，遂將報仇的重任託付給伍子胥，自己則選擇回到楚宮與父親同死。在《左傳》的記載中，伍尚最後對伍子胥說：
“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
”
在父兄的印象中，伍子胥為人
剛戾忍訽，能成大事
。在家族面臨滅頂之災時，他最終做出了“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的抉擇。但應該強調，在生死關頭，一留一去，一死一生，這是兄弟倆共同的選擇。
歷史上，生死抉擇的背後，附加著忠孝仁義等各種意義，是一個古老的
二人困境
。兩千多年後，晚清的譚嗣同在維新變法失敗後，決定留下來受死，並寫詩說
“去留肝膽兩崑崙”
，把赴死的人和逃命的人，都置於一個崇高的地位，因為任一選擇，都有不同的使命，都不容易。
伍尚束手被捕，等待他的是殉父而死。而伍子胥拉開了弓，搭上箭對準使者，使者不敢上前，伍子胥便逃走了。
當父親伍奢和哥哥伍尚被殺的時候，伍子胥已經逃亡在了鄰國的土地上。一場偉大的復仇，拉開了序幕。
▲伍子胥塑像。圖源/攝圖網
在先秦最權威的史書
《左傳》
中，關於伍子胥的逃亡路線，只有簡簡單單的三個字，
“員如吳
”
——伍員（即伍子胥）去了吳國。
逃亡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則由其他史書和小說進行補述，越往後世，疊加了越多的想象與傳說。
司馬遷《史記》說，伍子胥為了躲避追殺，最早逃到宋國，跟先前已經出逃的太子建會合，然後一同投奔鄭國，最後又去了晉國。不久，太子建在晉頃公的慫恿下重返鄭國，而鄭國人很快發現，太子建可能已被晉頃公收買為內應，於是把他殺掉。伍子胥驚恐不已，連夜帶著太子建的兒子，逃向吳國。
在伍子胥的最後一次逃亡中，他竟然冒著巨大的危險穿越楚國的
昭關
（今安徽含山縣），而不是選擇從其他國家抵達吳國。這成為一個難解之謎。
昭關地處吳頭楚尾，是楚國重兵把守之地。按照正常人的思維，被捕的風險這麼大，伍子胥不可能走這條路線入吳。但從古代歷史敘述的偏好來看，
將主人公置於極大的險境之中，才能催生出精彩的情節。
伍子胥過昭關因此更偏向於
虛構
和
傳說
。事實上，也正因為有了伍子胥過昭關的設定，後世才能不斷往裡面增添傳奇情節。
比如，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作
《韓非子》
裡面，就演繹了伍子胥過昭關的智謀：
子胥出走，邊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
意思是說，伍子胥被守關的負責人抓住了，想拿他去楚平王那裡領賞。伍子胥反問守關人，
你知道楚王為什麼要抓我嗎？
因為我有一顆價值連城的寶珠，但我已經把這顆寶珠弄丟了，到時我只能在楚王面前說，是你奪了我的寶珠併吞到肚子裡去了。那個時候沒有B超、X光什麼的，守關人一聽就怕了，趕緊把伍子胥放掉。
司馬遷《史記》則重點講述伍子胥被守關人追捕，跑到江邊，恰好有一位漁翁划船而來，渡他過江。伍子胥十分感激，解下佩劍贈給漁翁，作為報答。漁翁拒絕了，說楚王的懸賞令規定，抓到伍子胥的人封爵，並賜米五萬石，
這些都不入我眼，我又怎麼會要你的寶劍呢？
正如法家重在凸顯伍子胥的謀略，司馬遷則重在強調世道人心，在《史記》中，不乏
漁翁
、
屠夫
、
耕夫
這些無名的世外高人，他們地位卑微，與世無爭，但品格高潔，總在關鍵時刻代表正義出手，幫助苦主。
到了東漢時期，當時流行的雜史，進一步附會出新的情節，說伍子胥渡江後特別叮囑漁翁，不要洩露出去。當伍子胥因為不放心而回頭再看時，漁翁已鑿船自沉江中。一個逃亡者的猜忌，和一個隱世者的高潔，在這個離奇的細節中得到最大的強化。但這已跟真實的歷史完全無關。
還有，今天人們熟悉的伍子胥
過昭關一夜白頭
，則是到了元代才編出來的。真實性更加不值一駁。
根據司馬遷的敘述，過昭關後，伍子胥生病，中途依靠
乞食
為生
。但我們不難發現，在《史記》中，除了伍子胥，
百里奚
、
重耳
、
韓信
等人都曾淪為乞食者。這可能又是歷史敘述的一個偏好：
將失志的牛人推入山窮水盡的境地，讓他淪為一無所有的乞丐，其實是為他最終超越困境、成就大業做好了鋪墊而已。
這就跟現在的闖關遊戲設定一樣，闖關難度越大，勝利的意義和快感也就越大。
總之，在《左傳》的“員如吳”三個字背後，歷代史學家和小說家推演出了伍子胥逃亡和闖關的許多傳奇故事，只有這樣，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才能促成一個悲劇人物去完成他的復仇大業。因為，
在正統的觀念中，任何結局的成功，都不是隨意得來的，中間必經過九九八十一難。
▲伍子胥。圖源/電視劇照
從當時的諸侯形勢分析，伍子胥歷經千辛萬苦也要逃往吳國，是有道理的。
在春秋中前期，主要是晉楚爭霸，能威脅震懾楚國的，除了晉國就沒有了。當時的楚國逃亡者，一般會先跑到中立國宋國、鄭國，然後到晉國，從晉國尋求復仇本國的機會。流傳到現在的成語
“楚材晉用”
，反映的就是楚國君臣矛盾，使人才出逃到晉國，併為晉國所用的史實。
但到了伍子胥生活的春秋後期，晉國大族橫行，內亂不止，已經無心與楚國爭霸了。來自楚國的逃亡者，如果揹負復仇使命，依靠晉國攻打楚國來報仇，就顯得不現實了。
他們只能繼續尋找有能力、有雄心抗衡楚國的國家，這就是新崛起的吳國。
無論是伍子胥，還是與伍子胥有相同遭遇、父親同樣被楚國所殺的逃亡者
伯嚭
，因此都選擇了奔吳。
但，伍子胥入吳國乞兵伐楚的計劃並不順利。
雖然吳楚兩國為世仇，常年在邊境打仗，但當伍子胥向
吳王僚
獻策一舉攻破楚國時，
公子光
卻站出來阻止吳王僚，挑明說，伍子胥不過是想替自己復仇而已，“不可從”。
這是一場
讀心術的較量
。公子光看出伍子胥僅為了個人復仇考慮，不為吳國社稷考慮。而伍子胥從公子光的阻撓，則看出他有異志，不想讓吳王僚獨佔破楚之功。
伍子胥決定退而求其次，向公子光推薦了一個名叫
專諸
的刺客，自己則隱退到鄉下種田去了。
伍奢當年說自己這個兒子性格剛戾，但能隱忍，確實是知子莫若父。在復仇計劃受阻之後，伍子胥選擇了放慢步伐，用時間去賭公子光能上位成為新一代吳王，再利用其建功立業、鞏固權威的需求，遊說其攻破楚國。而這注定是漫長的等待。
五年後
，伍子胥介紹給公子光的專諸，刺殺了吳王僚。公子光自立為王，是為
吳王闔閭
。一上位，他果然把伍子胥從山野之間召回來，任命為“行人”之官，參與國家大政。
又過了九年
，吳王闔閭滅楚稱霸的慾望，已經比伍子胥滅楚復仇的慾望強烈得多。伍子胥遂向闔閭獻策，以三支軍隊分別騷擾的
疲楚之策
，拉開了大舉進攻楚國的序幕。
公元前506年，春秋後期的一場經典戰役——
柏舉之戰
，3萬吳國軍隊深入楚國境內，在柏舉（今湖北麻城境內）擊潰了楚國20萬主力。吳國軍隊隨後攻入了楚國都城——
郢都
。
這一刻，伍子胥已經等了十五六年。但當時，他的復仇物件楚平王已經死去十年，在位的是楚平王與秦國女子的兒子
楚昭王
。郢都陷落，楚昭王逃入山中。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十多年間一直胸懷血海深仇的伍子胥，四處搜尋不到楚昭王，怒氣仍無法發洩，遂
掘開楚平王的墓，進行鞭屍
。但《史記》在另一處則記載，伍子胥僅對
楚平王之墓進行鞭撻
。
究竟是“鞭屍”還是“撻墓”，已無定論。但伍子胥這一帶有極端侮辱性質的舉動，已經嚴重挑戰了當時的社會倫理。伍子胥當年的好友
申包胥
，聽到訊息後派人傳話，怒斥伍子胥：
“你這樣復仇，未免太過分了！
已經不講天理到極點了！
”
伍子胥則對來人說：
“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
替我向申包胥致歉吧，就說我因為年事已高，而報仇心切，就像眼看要日落西山，卻仍路途遙遙，所以才做出這種倒行逆施的事情來。
但這也符合伍子胥剛戾極端的性格，復仇，他就一定要狠狠地洩憤。
當初，伍子胥逃亡楚國之前，跟申包胥說，
他（楚平王）殺了我父兄，我一定要滅了他的楚國。
據《左傳》記載，申包胥
“勉之”
，尊重伍子胥的決定，讓他加油。但申包胥同時表達了自己的態度：
“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
你能滅楚，我也能興楚。兩人
一個復仇
，
一個忠君
，都是合理的訴求，沒有對錯，所以互道珍重。
後面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申包胥在郢都淪陷後，跑到秦國搬救兵，據說在秦宮哭了七天七夜，終於感動了秦哀公。秦國出兵救援楚國，迫使吳國撤軍回國。
伍子胥的復仇故事，至此以
差點滅了楚國
而告終。當年的一對好朋友，各自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嘉興南湖伍相祠，匾額題曰“春秋大義”，兩邊楹聯是“孝當竭力，忠則盡命；生為相國，死作濤神”。圖源/攝圖網
有意思的是，申包胥做了楚國的忠臣，而伍子胥最終做了吳國的忠臣。
在伍子胥完成復仇大業之後，他並沒有功成退隱，而是繼續服務吳王闔閭，成為吳國的重要智囊。闔閭在世時，伍子胥頗受重用，幫助吳國奠定霸業之基。史載，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但在闔閭死後，伍子胥在繼位的
吳王夫差
那裡，關係日漸疏遠。當年與他同病相憐的復仇者伯嚭，開始取代伍子胥，成為吳王夫差最信任的重臣。
針對吳國的對外戰略，
是北伐還是南征
，伍子胥與伯嚭形成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尤其是在公元前494年吳越會戰之後，吳國軍隊打得越王勾踐率領殘部退守會稽山，越國瀕臨亡國。伍子胥與伯嚭的戰略分歧，達到了空前嚴重的階段。
伍子胥多次向夫差諫言，一再強調
越王勾踐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
力主吳國應當殺掉勾踐、滅掉越國，摘除心腹之患，然後才能揮師北上，爭霸中原。而伯嚭收受了越王勾踐的賄賂，極力鼓動夫差
與越國結盟罷兵，以便將主力投入北伐，
儘早稱霸天下，這也可以讓越國獲得喘息之機。
夫差最終站在伯嚭這邊，僅對勾踐進行奴役式的懲罰，而留給他一條命，也沒有滅掉他的國，這給了勾踐後來臥薪嚐膽翻盤的機會。伍子胥對夫差發出警告，說
天要滅越國，如果吳國不接受，一定會反遭其殃。
而夫差已經開始用兵於北方，並被短暫的勝利衝昏了頭腦。
大約十年後，伍子胥在吳國抵達武力巔峰的時候，卻已預見了吳國的敗亡。
儘管先秦的儒家一再勸告，
忠君要有度，君王不聽勸諫，可以選擇離開
。可是，也許伍子胥血液裡流淌著家族忠諫的基因，也許他對自己的地位和現狀仍有所留戀，他並未像年輕時離開楚國一樣選擇離開吳國。他採取的最決絕的做法，是
在自己出使齊國時將兒子留在齊國避禍
，自己還是返回了吳國。伯嚭則立馬抓住他是一個
“裸官”
的把柄，再次向夫差進讒言。
夫差徹底被觸怒，當場以
屬鏤
之劍賜死伍子胥。伍子胥自殺前留下遺言，把我的頭顱掛在城頭吧，我會看到越國滅亡吳國的。夫差聽說了伍子胥的遺言，更加憤怒，命人以
鴟夷革
裹其屍浮於江，一代忠魂就此長眠於煙波浩渺中。
在伍子胥臨死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那麼一個時刻讓他感覺到弔詭的恍惚？
在那一個時刻，父親的命運在他身上重演了一遍：
那一刻，吳王夫差就是當年的楚平王，伯嚭就是當年的費無忌，而他，伍子胥則是當年自己的父親伍奢。
一模一樣的悲劇，在兩代人身上進行了複製。
數百年後，司馬遷在給伍子胥作傳的時候，肯定意識到了悲劇的迴圈。《史記·伍子胥列傳》的整個敘述，就是
被奸臣陷害
—
隱忍復仇
—
再被奸臣所害
的故事迴圈。在司馬遷的悲情敘述中，隱含著一個深刻的社會學原理，那就是：
在相同的文化生態中，同樣的人和事總會不斷地被複製出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歷史的時間線是圓形的。整個春秋時代，多少亂世豪傑陷於諸侯爭霸的漩渦而無法脫身，真正功成告退、平安著陸的人，或許只有
范蠡
一人。這使得范蠡成為中國人夢寐以求卻極難複製的
理想人格映象
。而伍子胥，則是更具普遍性的
悲劇人格原型
，在當時和以後的歷史中，不斷地被複制。
歷史上的英雄，幾乎都難逃伍子胥式的宿命。
▲蘇州胥門，相傳伍子胥死於此。圖源/圖蟲創意
大約兩百年後，楚國的
屈原
將伍子胥當作自己的映象，從中照見了自己的命運。
屈原多次在他的楚辭中歌頌伍子胥，對他的悲慘結局感到痛心：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忠臣和賢人不一定會受到重用，可能還會死得很慘，就像伍子胥受讒言而死，比干被剁成肉醬而死；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
——吳王夫差聽信讒言，昏庸啊，等到伍子胥死後，才知道後悔，來不及了；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我屈原真想以伍子胥為榜樣，追隨他而去（後來屈原真的投水自盡，隨伍子胥而去了）；
……
屈原為什麼要歌頌伍子胥呢？他肯定
從伍子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歷史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為伍子胥鳴不平，何嘗不是以伍子胥自況，曲折地傾訴他為國竭忠卻兩次遭楚懷王流放荒野之地的悲憤之情，以及對楚國前途的悲觀之情。
我在這裡專門引述屈原表彰伍子胥的詩句，除了表達歷史悲劇在英雄人物身上的迴圈發生之外，還想借此闡述一個歷史常識：
先秦時期，到底存不存在愛國觀念？
現代人容易用後起的觀念去套用早先的歷史情境，甚至去苛求過往的歷史人物。在伍子胥的身上，他在現代就揹負起
“賣國賊”
的罵名——
一個楚國人，為了報私仇，投靠外國，不惜引入外國軍隊，還差點滅了自己的祖國，這不是典型的叛徒和賣國賊嗎？
然而，我想說的是，
任何脫離時代背景對歷史人物的批判，都是耍流氓。
屈原在現代被當作偉大的愛國者，但他在詩句裡不止一次地對伍子胥表達尊敬、同情和愛慕。如果先秦存在愛國觀念的話，屈原還會如此熾熱地歌頌一個楚國的叛徒嗎？
申包胥在現代同樣被當作偉大的復國者和愛國者，但他對伍子胥顛覆楚國的復仇決心，不僅沒有勸阻，還表達了加油鼓勁的態度；即便後來伍子胥的計劃成真，成為吳國攻陷楚國的帶路黨，申包胥也沒有罵他是賣國賊，而是對他鞭屍楚平王的殘暴舉動表示斥責。如果先秦存在愛國觀念的話，申包胥還會鼓勵一個楚國的叛徒嗎？
事實上，愛國觀念是一個很晚近的概念。用它來評判先秦的歷史人物，顯然是不適用的。
屈原、申包胥他們的所作所為，在今人看來是愛國的，其實他們不過是忠君罷了。
而伍子胥的所作所為，在今人看來是叛國的，其實也不過是不忠於楚國的君王而已。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沒有祖國的時代。當時的士人階層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理想抱負，在各諸侯國之間遊走，採用遊說的方式使國君採納其政治主張。范蠡、文種是楚國人，卻為越國所用。李斯、商鞅，一個是楚國人，一個是衛國人，卻都為秦國所用。類似現象十分常見，當時稱為“楚材晉用”，並不帶有任何道德評判色彩。
當時人信奉的兩大觀念，一是孝，二是忠。
孝體現在“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也是伍子胥復仇故事被廣泛稱頌的社會觀念基礎。
而忠，並不一定要像帝制時代那麼愚忠，先秦儒家推崇的是
君臣之間的平等關係
，孔子說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孟子說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所以當時的社會主張，君王如果德行有虧，或者屢勸不聽，臣子可以離去，另擇明君。這與帝制時代臣子必須對皇帝從一而終的觀念，是截然不同的。
當孝與忠發生衝突的時候，後來的帝制時代主張“移孝作忠”，忠大於孝，但先秦時代恰好相反，是孝大於忠。按當時的說法，叫
“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
，可以為了父親斷絕君臣關係，但不能為了君王斷絕父子關係。
在這種觀念背景下，伍子胥向楚平王的復仇，天經地義，無懈可擊。這是他至孝的一面。他後來死諫吳王夫差，則是他死忠的另一面。雖然死忠在當時不像後世那麼受統治階層追捧，荀子甚至稱這種死忠為“下忠”，但當時人對此總體抱持同情、尊敬的態度。
任何時候，願意以生命去堅守自己信仰的東西，總會讓人同情和尊敬。
伍子胥對吳王，申包胥、屈原對楚王，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死忠的體現。
由此可以看出，伍子胥之所以被當成至忠至孝的典範，是因為他的復仇和忠諫都具有
時代正義性
。而當帝制時代開始向臣民灌輸愚忠的觀念以後，伍子胥就逐漸受到了一些歷史盲的苛責：
他背叛楚王是為不忠，不能隨父而死是為不孝。
每當聽到這些苛責之聲，我就在想，我們信奉時代總是在進步，但人的觀念，真的也會一直進步嗎？是否會受到思想的禁錮，反而出現倒退呢？
反正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帝制君臣觀念已開始被重建，但司馬遷顯然更懷念和嚮往四百年前，伍子胥生活的那個快意恩仇的時代。他在給伍子胥寫完傳記後，忍不住讚賞
伍子胥是一個“烈丈夫”，是一個“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的大英雄。
而千百年來，民間對伍子胥復仇故事不厭其煩地反覆傳述，不也正是他們
對昏君暴君不滿卻無法報復的一種心理補償
嗎？
英雄的歷史悲劇總在迴圈發生，而擊碎這種迴圈的時代觀念，早已老去，只存在於故事之中。
這或許才是最讓人悲哀的地方，一嘆！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清］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尚學鋒等譯註：《國語》，中華書局，2007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張立新：《逃離與眷顧——伍子胥悲劇命運的文化闡釋》，《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楊華、馮聞文：《伍子胥故事的文字流變和中國古代的價值觀》，《長江學術》，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