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崇拜盛行的專制統治時代，想要步步高昇，必須對下冷酷無情，敢於鬥爭；對上則要大唱讚歌，擁有一顆七竅玲瓏心。作為蘇聯政壇的不倒翁，蘇斯洛夫顯然深諳此道。

因此，當蘇斯洛夫一踏上政壇的通途，其冷酷無情的性格就徹底派上了用場。而他在“大清洗”期間所建立的特殊功勳，又使他一步步晉升為奧爾忠尼啟澤邊疆區第一書記，成為事實上的封疆大吏。

在邊疆區委書記的位子上，蘇斯洛夫一待就是四年。期間，他還聯絡內務部對對卡拉查耶夫人進行強制遷徙，造成了針對一個民族的大冤案。雖然在今天的史學家看來蘇斯洛夫做盡了不平事，但置身於那個時代誰也擺脫不了劊子手的宿命，只不過蘇斯洛夫做得更為決絕罷了。

由於在邊疆地區的建樹顯著，從1944年開始，蘇斯洛夫進一步升遷為立陶宛共和國的中央局主席。對，就是最近那個上躥下跳比較厲害的蕞爾小國！

在這裡，蘇斯洛夫完成了個人思想的洗禮，徹底進化為一個斯大林主義者。憑藉在歷次運動中的出色表現，蘇斯洛夫贏得了斯大林的賞識，進入蘇聯最高權力層，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斯大林逝世後，蘇斯洛夫的政治地位遭到了威脅與挑戰。雖說依靠雄厚的理論修養讓蘇斯洛夫本人暫時保留了原有地位，但其身上日丹諾夫派系的標籤還是令馬林科夫等人不喜。

為此，蘇斯洛夫必須尋找新的政治靠山，而看上去穩重可靠的赫魯曉夫無疑讓蘇斯洛夫眼前一亮。在這期間，蘇斯洛夫利用赫魯曉夫同馬林科夫鬥爭的縫隙，得以自救，僥倖在“莫洛托夫反革命集團”一案中存活下來。

不過，我們知道蘇斯洛夫本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斯大林保守主義者。可在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的浪潮中，蘇斯洛夫卻不得不違心地扮演偽君子的角色，舉旗擁護赫魯曉夫的改革。

即便如此，蘇斯洛夫也在輿論宣傳工作中竭力滲透保守主義的理念。這實際上導致了赫魯曉夫的深切不滿，只不過由於沒有替代者，赫魯曉夫暫時放下了撤換蘇斯洛夫的想法。

由此可見，蘇斯洛夫選擇赫魯曉夫並不是出於政治信仰，而是出於人事關係的緣故。倘若有一個類似斯大林式的強力人物出現，蘇斯洛夫是斷然不會選擇赫魯曉夫的。所以在馬林科夫當權到赫魯曉夫執政的11年裡，蘇斯洛夫過得備受壓抑。

如果說蘇斯洛夫在赫魯曉夫時期過得分外不如意，那麼在勃列日涅夫當權的十八年裡，可以說是蘇斯洛夫作為“灰衣主教”的黃金時代。

雖然在1964年發生的宮廷政變中，蘇斯洛夫並不是主要參與者，但靠著對斯大林主義理論的頭頭是道，蘇斯洛夫還是坐穩了蘇聯“第二號”人物的權力寶座。

作為蘇聯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人物，蘇斯洛夫牢牢掌控了國內的輿論風向。在其任期內，蘇斯洛夫親手策劃了對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科學文藝界人士的政治迫害行動。

可以說，蘇斯洛夫本人的思想甚至要比勃列日涅夫要僵化得多。他信奉的教條是：在意識形態領域或者是社會思想方面，兩種理論根本不能“和平共處”。所以必須同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這也是蘇斯洛夫極力反對赫魯曉夫實行“思想解禁”的原因所在。

前文也說了，蘇斯洛夫本人是一個徹底的斯大林主義者，所以他對一切反教條的行為決不能容忍，主張堅持鎮壓思想領域的“不穩定因素”。這一點在對待斯大林女兒阿利盧耶娃的態度上頗為明顯。

如果說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女兒尚留有一絲溫情的話，那麼蘇斯洛夫的冷酷無情簡直讓人窒息。他幾乎不能容忍阿利盧耶娃與外國人結婚，也不願意阿利盧耶娃成為西方國家攻擊蘇聯的政治工具。所以在對待阿利盧耶娃的態度上，蘇斯洛夫表現得比堅冰還要寒冷。

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時期曾有幾大官方理論極為有名，如“主權有限論”等。雖然沒有證據表明蘇斯洛夫是這些理論的首倡者，但作為那一時期蘇聯意識形態領域的主管，蘇斯洛夫對這些理論的完善作用卻是毋庸置疑的。

透過這套理論，蘇斯洛夫完全控制了國家的主導思想，並把這套理論運用於社會意識領域，完成了規避現實的轉型。正因為如此，蘇斯洛夫決不能容忍“布拉格之春”事件的發生，親手完成了復舊倒退的歷史“變革”。

1982年，“灰衣主教”蘇斯洛夫因病逝世，勃列日涅夫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在追悼會上，勃列日涅夫高度評價了蘇斯洛夫的一生，稱他為“孜孜不倦的勞動者、傑出的積極工作者。”

確實，蘇斯洛夫稱得上“熱愛工作”，幾乎過著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他夥同勃列日涅夫集團造成的“思想葬禮”已積重難返，進而埋葬了他為之奮鬥的鋼鐵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