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與佛教、道教並稱為三教，並以“儒家思想”為最高信仰，尊孔子為先師。後人為了見其與崇尚黃老列莊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區分，從南北朝時期，就開始叫做“儒教”，故：孔子亦被尊為“儒教聖教主”。

凡是生活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如：北方的遼、金、元，西夏及清，歷代王朝都以儒教為國教。因為，儒教擁戴神權，認為：皇權至上。然而，儒學卻是儒教推出的教學方法，曾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使用儒學教書育人、管理社會。

這其中，“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相同也不同，三者都是儒教文化產物。

而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存在，更需要加深認識。

所以，漢武帝劉徹的“獨尊儒術”，並非單純的將孔子那套學問搬來，而是對前人治國經驗的重組。擺在他面前的，有兩個經典案例：

一是秦始皇；

另一個是宋襄公。

前者是出了名的“以法治國”，後者則是主張“仁義治國”。治國之道各異，但是，國家的下場卻是一樣。於是，二者的“融合”，則開啟了帝王們治國的新思路。不過，這並非漢武帝獨創，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一個人發現了儒學和法學完全可以“共事”，他就是：荀子。

其實，荀子本人是儒家出身，由於，兩個著名的弟子韓非子、李斯，而常受人爭議其學派，更因為他是這二人的老師而遭到了不少抨擊。在他看來：“治亂吉凶，在人而不在天”，“無教養的人是不會為善的”。而弟子韓非子更是將其發揚光大，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

不過，韓非子只是“單線”發展，將“法”發揚到了極致，也正因為此，他才能提出了“君主專制”。而這一點，恰恰就是君主們一心追求的東西，只是，再經過嬴政的一番檢驗，似乎讓人感覺到“此路不通”。而儒學的獨家崛起，更給了人一種感覺：“法學”沒戲了。

那麼，果真如此麼？

再來看看荀子的主張，“性惡論”是其基本調調，可以以此衍生的卻是“道德修養”和“治理國家”。只是這個論調，會讓“聖人的教化行為”失去存有論的根據。但是，如果將其嵌入到“仁義之教”中，豈不就完美了？至此，帝王家的治國之術便全新出爐了，看似“為儒獨尊”，其實，內裡已經得到了“改良”。

千百年間的帝王們，無一不在遵循著“君主必須權勢在手，方能治理天下”的理念。而這個，又是韓非子對荀子“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演化升級版。因為，在荀子看來，要想讓社會“遵循”某一規則，便要強加一定的“強制性”，最終，則需要透過“獎懲”來維護等級的秩序。

不過，“法”太過至多為“霸”，而“禮治”和“法治”的有效結合，才能真正的成為“王”。因此，這個才是君王們真正想要的。荀子師徒倆，看似“道不同”，一個只重“法”，一個很看重“禮”，但是，內裡卻沒有什麼區別，都強調了君王的“至上權力”，對於不聽話的人，懲罰是最能見效的。

只不過，徒弟更為實際，不必拘泥於過去，而要立足於現在。

所以，在這種治國之術下，註定皇權“至尊”，而民則“無權”。

因為在法家的認識中，國家的大權，必須集中在君王一人之手，而這，勢必就會形成“強弱”的對立。看那千年來的歷史，這個現象何曾反轉過？帝王家很是聰明，前人的覆車之鑑讓他們意識到：惟有以“禮”來“包裹”這個“法”，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治”。

其實，劉徹在將“儒家”捧得很高的同時，除了標榜他將是一位“仁義之君”，又何嘗不是嚮往荀子所提出的“聖王”呢？哪位帝君不想超過“先王”？故他的思想無論怎麼看，都可以入帝王的眼。至於百姓們如何想，當然，還要用“儒家”去教化了，只要帝王的真正心思不被識破就好。

於是，其學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除了那些批評。但是，其學問，有些卻早已深入民間，如：“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當然，後來也有些學者一語道破這千百年來的“帝王之術”，就是“秦政”。但是，在荀子的學術中，除了“法”的部分，在“知行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他更指出：“不要固守舊的知識，否則，會對正確的認識形成阻礙。”

然而，重新再看他的學術，應是“順看”，而不是從帝王之術的角度上去分析，那樣恐怕會有片面之見。其實，他堅持“禮治”，主張“禮”和“法”的結合，他在給予“秦政”褒獎的同時，也批評其“無儒”。這大概就是漢代儒學家從他這裡獲得的啟發，只是，在“帝制”的時代，君王們只會偏向更利於他們的一端。

而這些在外人看來，這一切的起因，皆因荀子。

參考資料：

【《中國儒教史》、《史記·荀卿列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