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伊米

【錦官故事】清代四川引種紅薯最早的地方是哪裡?

【錦官故事】清代四川引種紅薯最早的地方是哪裡?

紅苕又稱番薯、甘薯、紅薯、朱薯,明王象晉、徐光啟又稱之為“甘薯”,實則為同一物之異稱。

【錦官故事】清代四川引種紅薯最早的地方是哪裡?

▲ 徐光啟

紅苕的原產地,農業考古學家一般公認為在西印度群島或中美洲,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在明代萬曆的中葉,其途徑當然非一,有從

雲南

,有從

廣東

,有從

福建

。從廣東的來源於交趾,從福建的來源於呂宋。從文獻考察,記載福建的來自呂宋為較多。清周亮工《閩小記》載:

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田,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度閩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為西洋,……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其初入閩,時值歲飢,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滷沙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

還有一則光緒年間施鴻保《閩雜記》,也是記載八閩種植番薯,何人從呂宋引種,亦頗詳:

若閩之番薯,李元仲(世熊)《寧化縣誌》、周櫟園(亮工)《閩小記》皆言萬曆間閩人得之南洋呂宋,而不著其人姓名。《長樂縣誌》則稱邑人陳振龍賈呂宋,丐其種歸。其子經綸,陳“六益八利”及種法,獻之巡撫金學曾,檄所屬如法栽植。歲大飢,民賴之,名曰‘金薯’。經綸三世孫世元,世元子長雲,次燮,復傳其種於浙江、河南、山東、順天等處,鹹食其利。世元刊有《金薯傳習錄》,是閩中番薯始自陳振龍父子,確有明證。

由此可看出,番薯確是明萬曆間由福建商人航海從呂宋帶回其種,先在福建種植,又才逐漸由近及遠,慢慢向全國擴散的。以上是番薯從呂宋引入,在福建種植乃至向全國傳播的大概情況。那麼,深處西南的四川,又是何時開始引種、怎樣引種番薯的呢?

【錦官故事】清代四川引種紅薯最早的地方是哪裡?

考古學家馮漢驥教授在《略論玉蜀黍、番薯的起源及其在我國的傳播》中說“四川最早種植的番薯,是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由江津縣知縣曾受一直接從廣東引來的。”他的這個論斷,所據材料是《江津縣誌》和《江津縣鄉土志》。光緒末《江津縣鄉土志》卷4載:

薯,俗名番苕,有紅、白二種,江津向無此產,乾隆三十年縣令曾受一始由廣東攜來,教民種植。

但其實事情並非這樣。四川最早引種番薯的地區並不是江津,而應該是成都,其次則是雙流。這兩處地方分別比江津縣要早種植30多年和20多年。

記載成都、雙流早於江津縣種植紅薯,可稽考的文獻一是通行本雍正七年《四川通志》,一是乾隆八年本《雙流縣誌》。《四川通志》乃雍正七年(1729年)黃廷桂等奉敕重修。編纂較為詳備,採取“闕者補之,略者增之”的編纂原則,比之之前的任何一部《四川通志》“則可據多矣。”說明資料的可信程度高。通志卷38物產,在成都府條下,就列出有紅薯的名字。

【錦官故事】清代四川引種紅薯最早的地方是哪裡?

▲雍正《四川通志》

乾隆八年(1743年)黃鍔主修《雙流縣誌》6卷“諭民種法”對番薯的記載,更為詳盡:

薯芋之類,有一種朱薯,皮薄色紫,莖葉蔓生,今成都多種之者。先是,閩人商於外國,取其蔓尺許,納小蓋中,以來種之,得活。復值歲歉,藉是充飢。其生不擇地,凡瘠土、砂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暢達;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去皮熟食之,或磨為粉,或生食,味甜適口,老少相宜,食至觔餘,即可以飽。貧人種少,鐮刀住而谷已盡,以此佐其不足,最為便易。近見雙(流)亦有之,但不糞治,故質小而味薄,若如法種蒔,比如塊地,種雜糧得升斗者,即可得數筐,物之易蕃而不費力者,無逾於此。民間有空地者種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也。

黃鍔是福建將樂人,他應該比四川任何人早知道有紅薯這種農作物,才記敘得如此詳盡。乾隆元年至十年(1736—1745)黃鍔任雙流知縣,是在雙流履任最久的一位福建人。雙流種紅苕當然不一定是他引種的,但在這段記述中,為我們提示了兩點,不能忽略:一是“今成都多種之者”,多種之可以理解為“已經普遍種植”;一是“近見雙(流)亦有之”,證實黃鍔修《雙流縣誌》時的乾隆八年,成都普遍種紅苕已經擴散到雙流,由此想來成都四周的縣份也會是如此“亦有之”的。

【錦官故事】清代四川引種紅薯最早的地方是哪裡?

▲ 《金薯傳習錄》

從以上的文獻考察,可以說,

蜀中引種紅苕,應該是成都最早

,始於清雍正七年(1729年);

雙流則要次之

,也始自乾隆八年(1743年),中間相隔十多年。雙流距成都40華里,可窺見古代對農業新品種推廣之艱難,至雙流栽種時,成都已呈“多種之”的普遍情況了。

四川多山,宜旱作物栽種,有都江堰自流灌溉的成都壩子,雍、乾時都已普遍種植,何況山區。

【錦官故事】清代四川引種紅薯最早的地方是哪裡?

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對明朝晚期番薯和玉蜀黍引進中國,刺激了中國人口的迅猛增長,有過論述:“我國人口,明末為六千多萬(清初戰亂時有所減少),乾隆初年增至一億四千三百多萬,乾隆末年增至三億多,到道光十五年增至四億。在一百年時間內(1740—1840),急劇增加三億以上。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與明朝晚年輸入原產於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關係更大。”

這個論斷,是對全國情況而言,也與四川的實際情形有相關之處。在乾隆以後,人口增長速度快,與蜀中普遍種植紅苕玉米應有相當的關係。

圖片來源:網 絡

圖文編輯:汪 洋

圖文校對:南波萬

技術支援:毛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