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俊亞：近代江蘇南部城市貨幣資本的積累及執行

在近代江蘇南部城市的發展中，表現出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那些貨幣資本積累較多的城市，新式工業的發展反而相對遲滯，城市也呈衰落趨勢；而與之鄰近的貨幣資本積累相對較小的城市，新式工業反而獲得長足發展，城市也呈日新月異趨勢。如蘇州之於無錫、揚州之於南通、鎮江之於常州，在歷史上，這3組城市中， 前者的貨幣資本積累遠遠大於後者，但前者新式工業的發展，卻遠較後者遲滯。為什麼江蘇南部城市的發展中會出現這種反常現象？這很值得思考。

一

從商人資本的發展程度和貨幣資本積累的數量而言，蘇州、鎮江、揚州要遠遠超過其各自鄰近城市無錫、常州、南通。

鴉片戰爭前，人們公認：“江南蘇、松兩郡，最為繁庶”（注：尹會一：《敬陳農桑四事疏》，《尹少宰奏議》卷三，光緒五年刊本。）。在太平天國前後，蘇州仍為江南金融中心，票號、錢莊、典當，鱗次櫛比。據《申報》載：“昔年票號盡皆薈萃蘇垣，分號於滬者只有數家”（注：《答暨陽居士採訪滬市公司情形書》，《申報》1884年1 月12日。）。1908年蘇州單個錢莊的存款一般在35～45萬銀兩之間，綜計錢莊存款總額在1000萬兩上下；至1926年， 蘇州每家錢莊的平均存款為100萬元左右，綜計錢莊存款達3000 餘萬元（注：江蘇金融志編輯室：《江蘇典當錢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頁。）。學者們指出：“（蘇州）金融業極為發達，各行、莊以吸收存款為主要業務，蓋因民間殷富也。”（注：朱沛蓮：《江蘇省及六十四縣市志略》，（臺北）國史館1987年印行，第127頁。）。

鴉片戰爭前，鎮江為漕糧及南北貨轉運中心，貨幣資本的積累十分雄厚。1868年，鎮江有錢莊27家，數年後，即增至60家之多（注：江蘇金融志編輯室：《江蘇典當錢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頁。），其中資力極為雄厚的錢莊有8家，“都在蘇州設有支店， 蘇州與鎮江在金融交易上有緊密的聯絡。”（注：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第三冊，第1577頁。）。形成名噪一時的“鎮江幫”（或與揚州錢莊合稱“鎮揚幫”），“百年來與寧紹（幫）齊名。”（注：朱沛蓮：《江蘇省及六十四縣市志略》，（臺北）國史館1987年印行，第36頁。）。歐戰前後，鎮江幫更與上海實力極為雄厚的顏料幫和土行幫互相滲透，極大地加強了鎮江的金融地位。由於資力雄厚，鎮江錢莊在光緒前期，年放款額即達1500萬兩白銀以上（注：江蘇金融志編輯室：《江蘇典當錢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9頁。）。

揚州在隋唐時為全國最繁榮地區，清代中期，以揚州為中心的兩淮鹽商的貨幣資本積累幾與清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相埒（注：參見王思治等：《清代前期兩淮鹽商的盛衰》，載《中國鹽業史論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鴉片戰爭前夕，鹽商雖已處於衰落中，但揚州貨幣財富的積累仍為數巨大，正如史家所云：“江都（揚州）夙為江北大都市，物阜市盛，金融業也較江北其他縣份發達”（注：朱沛蓮：《江蘇省及六十四縣市志略》，（臺北）國史館1987年印行，第205頁。）。1919年前，揚州錢莊年放款總額達千萬元以上，其後，揚州錢莊繼續發展，錢莊家數由1920年的14家增加到1923年的31家（注：江蘇金融志編輯室：《江蘇典當錢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276頁。）。

與上述3座城市相比，無錫、常州、 南通的貨幣資本積累顯得很單薄。

無錫雖與蘇州毗鄰，至1865年，僅有3家資力十分單薄的小錢莊， 經營方式類似於典當、商店（注：李繼曾等：《無錫的銀錢業》，無錫《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第57頁。）。無錫原為全國著名的米市，據1919年調查，津浦鐵路通車後，這一地位不再存在。與蘇州、揚州擁有繁華的商業區相比，“無錫名為‘小上海’，歷史上卻從未建設起一個像樣的商業中心和一條繁華的商業街”（注：陳文源等：《榮德生和無錫城市近代化》，江蘇文史資料第92輯《無錫市政建設》，第18頁。）。

常州位於蘇南東部水陸交通的交會點，此處在古代設有毗陵驛，水陸兼備，規模宏大，為舟船停泊、聚會之地，聚集了大量出入長江口的船隻和物資，加上陸路交通方便，常州在古代就為江南商業中心城市之一（注：參見茅家琦《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軌跡》，《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近代以降，常州的命運有類無錫， 茅家琦先生指出：“近百年來，一因北運河淤塞，漕運改道，二因1908年滬寧鐵路通車，常州雖在鐵路線上，但失去了轉運功能，經濟地位逐步下降。”（注：參見茅家琦《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軌跡》， 《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光緒初年，常州城郊共有12家錢莊， 但“常州錢莊業資金都不十分雄厚”（注：江蘇金融志編輯室：《江蘇典當錢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頁。）。據1923年統計，常州27 家錢莊資本僅為145萬元。

南通與揚州同處江北，卻沒有在歷史上形成資本雄厚的商幫。《中國實業志》雲：“南通商業在海禁未開時代，規模至小”（注：實業部國際貿易局：《中國實業志》（江蘇省），民光印刷公司1933年2 月版，第290～291頁。），以經營南通土布聞名的關莊布商，分為居間商性質的“掮客”、寧波的船號幫，來自北方的客幫、安東幫等；南通本地及呂四等地經營土布的多為本小力微的散幫（注：詳見林舉百：《近代南通土布史》，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1984年刊印，第73～85頁。）。辛亥（1911年）前後，南通最著名的豫豐、得記、永昌林3家錢莊， 除得記不詳外，豫豐創辦資本僅為600銀元，永昌林為800千文。南通既缺乏較大的貨幣資本積累，社會風氣又十分閉塞。

從商業的繁榮程度，以及錢莊、票號等銀錢業所吸收的存款、對外放款來看，蘇州、鎮江、揚州的貨幣資本積累十分龐大，且這3 個城市在近代都具有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地位。無錫、常州、南通由於沒有非常發達的商業以及缺乏擁資雄厚的商幫，這3 座城市的貨幣資本積累很單薄，遠遠不及前3座城市。

一般說來，貨幣資本的積累，是新式工業發展的條件之一，那麼，上述6座城市新式工業發展情形又如何呢？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新式工業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棉紡、繅絲、麵粉、染織等4個主要輕工部門。據統計，在這4個輕工業部門中，同處江北的揚州與南通新式工業資本相差最大，南通的主要輕工業資本竟為揚州的137倍；同處滬寧線西端的鎮江與常州差距最小， 常州的主要工業投資為鎮江的4。17倍；而同處滬寧線東端的蘇州與無錫，主要工業資本竟相差20餘倍。

僅統計4種重要輕工業，容易產生誤差。下表則將上述6個城市工廠總數和資本總額作一統計，然後比較兩類不同城市工廠的規模。

蘇州等6座城市工廠規模表（1936年前）

資料來源：《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四編；《中國工業調查報告》，第2編，1937年2月出版；《江蘇省工業調查統計資料》（1927—1937），“下編”。

從上表可以看出，Ⅱ類城市工廠的平均資本、工人數要遠遠大於Ⅰ類城市。Ⅰ類城市工廠的平均資本僅有13276。95元，平均工人數僅有21。49人；Ⅱ類城市工廠平均資本則有51930。94元，平均工人數為177。92人，分別為Ⅰ類城市的3。91倍和8。41倍。這也說明，Ⅱ類城市工廠的現代工業特徵非常明顯，而Ⅰ類城市現代工業的特徵並不明顯，還較多地帶有工場手工業的特徵。

上述3組6個城市，每組具有相似的地理條件、尤其是交通、物產、民風等基本相同；且前者主要條件往往優於後者。因而，上述3 組城市中新式工業的差距，決非地理、交通等因素造成。尤為重要的是，蘇州、鎮江在近代曾是江蘇省會，揚州是古代名郡；而無錫、南通則沒有這種作為行政中心的優越條件。這6座城市新式工業的差異， 主要與貨幣資本的執行方式有關。

二

近代企業家和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資金短缺是中國新式工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而工業企業資金短缺則是由於近代中國缺乏貨幣資本的積累。如前所述，蘇州、揚州、鎮江的貨幣資本積累雄厚，新式工業卻發展遲滯；無錫、南通、常州貨幣資本積累較少，新式工業卻迅速崛起，這是什麼緣故呢？

中國新式工業的產生和發展，缺乏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對僱傭勞動的逐步剝削和相應的積累，因而貨幣資本的轉化成為早期工業資本的主要來源，但下述因素使蘇州、揚州、鎮江的貨幣積累難以在當地城市轉化為工業資本。

第一，蘇州、揚州、鎮江3地貨幣資本的積累， 源於商人資本獨立的發展；而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與這些城市中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成反比例。

亞當·斯密指出：“一個城市不但在其鄰近各農村都很貧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與通商的各個農村也都很貧乏很衰落的情況下，仍可以發達起來，日臻於富強。”（注：［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上冊，第366～367頁。）。蘇州、揚州、鎮江在近代以前的發展，就具有這種特徵，它們完全依賴貿易和對一般經濟都不發達的共同體的產品交換起中介作用，依靠對不同地區間的剝削而發展起來。明代以前，隸屬蘇州的劉家港有“六國碼頭”之稱，清中期以前為沙船聚泊之所，轉運貿易極一時之盛。蘇州作為劉家港的依託腹地，需要為數以千萬計的往來商隊、富商、巨宦、甚至腰纏萬貫的船員提供精神和肉體各方面的消費，因而，蘇州“財貨所居，珍奇所聚，歌臺舞榭，春船夜市，遠土鉅商，它方流妓。……所謂海內繁華，江南佳麗者”（注：《蘇州賦》，載同治《蘇州府志》卷三。）。鎮江在歷史上是太湖地區河漕的中轉港和貢運的必經之地（注：詳見中國水運史叢書《鎮江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4～28頁。），明清時代是長江中上游及南北貨的中轉地，被稱為“江南一省乃數省咽喉”（注：［清］郎廷佐：《請舒江南三大困疏》，載乾隆《上元縣誌》，卷26，“藝文”。）。揚州的繁榮同樣與運河航運及鹽運有關，自西漢吳王濞時代，揚州即依賴鹽業而富，自清末至抗戰，揚州仍為鹽務和金融業樞紐（注：江蘇金融志編輯室：《江蘇典當錢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頁。）。而食鹽歷來是封建官府的專賣物資，食鹽交易的興盛，典型地反映了對不發達共同體的剝削性質。

由上可知，蘇州、鎮江、揚州的繁盛，建立在商業資本的發達上，主要依賴轉運貿易的地位，“同兩極即以它作為媒介和各個生產部門分離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68頁。）。馬克思指出：“轉運貿易的這種壟斷權， 從而這種貿易本身，是隨著這樣一些民族的經濟發展而衰落下去的，這些民族從兩方面受這種壟斷的剝削，其不發達狀況成了這種壟斷的存在基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68頁。）。

源於商業利潤的貨幣資本積累，本身並不能獨創一種生產方式和完成到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馬克思指出：“商業依賴於城市的發展，而城市的發展也要以商業為條件，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業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與此齊頭並進，在這裡，卻完全取決於另外一些情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71頁。）。只有當商業資本介入手工業生產過程，才可能促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即使這種拖泥帶水的方式，在蘇州這個號稱“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最為典型”地區，也不多見。據研究：“（蘇州）商業資本進入手工業生產過程，與手工業生產結合並加以控制的現象，寥若晨星”（注：段本洛等：《蘇州手工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 123頁。）。

由於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成反比例，蘇州、鎮江、揚州商業資本沒有引起舊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如說儲存了這種方式，把它作為自己的前提予以維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卷，第374頁。）從而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新式工業發展造成障礙。

第二，上海經濟的發展，形成巨大的引力中心，使蘇州、鎮江、揚州的商業資本和貨幣積累圍繞上海這個中心運轉，併成為上海經濟的附屬和補充。

依賴轉運貿易為基礎的商業資本，往往隨著其他地區經濟的發展而衰落，這種衰落不僅表現為個別特殊商業部門的衰落，而且也表現為純粹商業城市優勢的衰落和這些城市商業財富的衰落。

首先，上海作為近代運輸中心的崛起，分流和奪走了蘇州、鎮江、揚州的大部分轉運貿易。

轉運貿易與生產部門分離的不穩定性，使依託轉運貿易繁榮的城市特別容易為經濟更為發達的城市取代。清代中期以後，隨著瀏河的淤塞，沙船改泊上海，劉家港的繁華一去不返，蘇州也趨於衰落。（注：此處曾受呂作燮先生的啟發，識之以示謝意。）上海開埠後，外資輪運業在上海紛紛創設，對整個長江中下游傳統航運業衝擊巨大，奪走了鎮江等港口相當部分貨運業務。據載：“中國人充分感覺到把他們的貨物交外國輪船運輸能有迅速和安全的優點，他們知道外國輪船可以在任何季節和季候風裡航行，同時，他們也很精明，他們重視用外國輪船運貨可以保險的方便”（注：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冊，第1272頁。）。與外資輪運業相比，“內地商船資本甚大，……捐餉亦巨，嗣因停滯不行，生意淡泊，頗形不足”（注：聶寶璋：《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冊，第1288～1289頁。）。隨著20世紀滬寧鐵路的通車，蘇州、鎮江、揚州轉運貿易地位很快移聚到上海一地。

其次，上海的秩序和環境，始終是吸納內地貨幣資金的巨大磁場。

亞當·斯密指出：都市中的“秩序、好政府以及個人的自由安全”，是吸引鄉村富裕居民的“避難所”（注：［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上冊，第366頁。）。自太平天國時代，江、浙一帶“滬紳巨賈，爭趨滬濱”，使內地資金湧集上海，到20世紀30年代，內地社會動盪，資金繼續向上海集中。“鄉村中的富有者群紛紛逃避到大城市裡來；他們來時不是空著手的，而是滿載金銀財寶。……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經紀人底多方報告，年來散戶買賣大形增加，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從鄉村中逃來的富戶”（注：薛暮橋、馮和法：《〈中國農村〉論文選》，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冊，第591頁。）。除了富人直接將貨幣資金攜帶到上海外， 每年還透過商品交易、賦稅繳付、債務往來、田租折金等關係，使資金大量集中到上海。據統計，僅1931年，蘇州、鎮江、揚州向上海淨流出銀元數分別為100000元、1250000元、150000 元（注：馬乘風：《最近中國農村經濟諸實相之暴露》，《中國經濟》創刊號，1933年4月15日出版。）。

上海吸走了蘇州、鎮江、揚州的貿易和資金，使這些城市與上海成為反方向發展，這些城市的衰落成為上海繁榮的前提，上海的繁榮成為這些地區衰落的必然結果。

第三，蘇州、鎮江、揚州的商業資本逐漸依附於上海外商洋行，成為買辦網路的組成部分，從而失去獨立聯接生產部門的能力，不但不能使貨幣財富的積累與主要的傳統工副業同步發展，而且使貨幣財富的積累建立在破壞傳統工副業的基礎上。

首先，上海開埠後，外商洋行紛紛創設，將內地大量錢莊、商號納入買辦化的購銷網中。20世紀30年代以前鎮江錢莊派駐上海的總代理處潤昌棧即依賴為上海洋行提供信用保證、收解匯兌而盛極一時。在繁榮時期，潤昌棧錢莊每日收解總額達400～500萬兩，潤昌棧在鎮江、揚州、南京等地設立的錢莊達數萬家。潤昌棧利用向上海吸收的資金為上海洋行推銷洋貨、收購土產，成為依附於洋行的買辦性商業網中的一環（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錢莊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3頁。）。與此類似的蘇州商業資本的積累， 也大量依附於上海的外商洋行、洞庭嚴家、席家、萬家等錢業巨擘，皆兼有買辦身份。

蘇州、鎮江、揚州的商業資本和貨幣積累依附於上海（主要是外商）金融業和工商業，從而失去獨立進入生產部門、向產業資本轉化的能力。

其次，作為買辦性商業網的組成部分，蘇州、鎮江、揚州的商業資本和貨幣積累，未能與當地主要傳統工副業有機結合，反而破壞了當地主要傳統工副業。

1846年，包世臣描述蘇州一帶傳統手工業遭破壞情形：“木棉梭布，東南杼軸之利甲天下，……今則洋布盛行，價當梭布，而寬則三倍，是以布市銷減，蠶棉得豐歲，而皆不償本。商賈不行，生計路絀”（注：包世臣：《致前大司馬許太常書》，《安吳四種》卷26。）。據1934年的調查，20世紀初鎮江地區織造生絲的機房遍佈全縣，年收入達百餘萬元，“今因機器工業發達及洋貨的輸入，乃一蹶不振，銷（消）滅殆盡”（注：戴日鑣：《磚牆瓦蓋與鎮江農村》，《農業週報》，第3 卷，第50期，1934年12月21日刊印。）。這種情形與無錫、南通、常州等地迥然不同。農村傳統工副業與新式工業不能同步發展，既使傳統工副業受到破壞，又使新式工業受到阻滯。

另外，如同茅家琦先生指出的那樣，地理條件的惡化也是鎮江、揚州等地衰落的原因（注：參見茅家琦《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軌跡》，《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但由於與之對比的城市常州、 南通的地理條件並不比惡化後的鎮江、揚州優越，無錫也不比蘇州優越，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蘇州、鎮江、揚州在近代雖然積累了雄厚的貨幣資本，但卻大量流向上海，成為上海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的來源之一；尤其是它們與外國資本結合，轉化為依附於洋行的買辦資本，失去了獨立向產業資本轉化的能力，並把舊的生產方式作為自己生存的前提，因而這些城市的貨幣資本積累雖大，但新式工業的發展卻相對遲滯。

三

無錫、南通、常州在地理、交通、甚至人的商業意識方面，與蘇州、揚州、鎮江相比，有不及而無過之；前者貨幣資本的積累又明顯比不上後者，但其新式工業的發展卻遠遠超過後者。綜其原因如下：

第一，無錫，南通、常州的新式工業能與當地主要的工副業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無錫在清初即植桑養蠶，因用土法繅絲，植桑並不普遍。機器繅絲興起，植桑養蠶才獲得大規模發展。到1911年，無錫全縣桑田面積達30萬畝以上，約佔全縣耕地面積1／4（注：陸子容：《無錫蠶桑發展概況》，無錫《文史資料選輯》（文革前）第二輯，第13頁。）。歐戰後，絲業資本家還投資創設蠶種場，幫助蠶農改良蠶繭，永泰絲廠、乾甡絲廠皆成績斐然。無錫傳統的紡織業也能與大工業相互結合，有人分析大工業興起後無錫手工業紡織業的變化：“無錫的紡織業，則由舊式家庭手工業轉化到新式家庭手工業，不是小農民脫離市場競爭的副業，而是手工場或大工廠的外在工廠了”（注：轉錄彭澤益《中國手工業史資料》，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三卷，第175頁。）。

南通大生紗廠的崛起，不但沒有破壞原通海地區傳統的土布業，反而與土布業共同獲得發展。“通州的土布自使用機制紗為原料以後，產量迅速增加，商品化的過程大為加快，機紗市場也因而日益擴大”（注：該書編寫組：《大生系統企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頁、第150頁。）。1903～1904年間， 僅從通海地區運往東北的關莊布就達15萬匹，需用機紗6。66萬件，而當時大生紗廠全年12支紗的產量僅有3萬件，即使全部供作關莊布原料，尚不及半數。

劉國鈞在接辦大綸紗廠時認為：“常州有土布業基礎，不能不發展紗廠，否則，即使現有的土布業也難以維持”（注：高進勇：《常州國棉一廠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頁。）。歐戰後，新式紗廠的創辦，促使常州傳統手工業進行改良，“農家原來的木織機，漸歸於淘汰，而被足踏機取而代之，改良布的織造，大見興盛”（注：南京圖書館特藏部等：《江蘇省工業調查統計資料》（1927～1937），南京工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各種層次的織布業反而更加發達，常州3家紗廠的出品遠不敷本地需要。

無錫、常州還有許多小廠以上海大企業為龍頭，它們“多屬上海大廠家或大批發商之代織者”，這些小廠又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多將原料分發與各鄉機戶分織，論件給資”（注：實業部國際貿易局：《中國實業志》（江蘇省），民光印刷公司1933年2月版，第300頁。）。

無錫、常州、南通新式工業的發展，還抵制了主要來自上海的洋貨，在大工業下面形成塔基形的廣大手工業，從而使大工業與手工業相得益彰。

第二，蘇州、鎮江、揚州3地的貨幣資本積累均大量流入無錫、 常州、南通，轉化為工業資本。

蘇州遊資極為豐富，錢莊吸納存款極其容易，被稱為“存款碼頭”。無錫則工商業需款甚殷，被稱為“用款碼頭”，無錫錢莊常放大於存，“由於這個關係，無錫錢莊與蘇州錢莊特別聯絡得密切，蘇州的長期款項一向放與錫莊，再由錫莊轉放給工商戶”（注：李繼曾等：《無錫的銀錢業》，無錫《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第59頁。）。歐戰前後，無錫向蘇州錢莊拆借金額一度高達2000萬銀元（注：該書編委會：《無錫市金融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除無錫外，常州、南能也是蘇州錢莊放款的主要物件。據調查：“清末以及民國時期，蘇州以機器生產的工業廠家寥寥可數，而本埠商鋪大戶的自有資金亦頗為雄厚，故蘇州錢莊吸收之存款在本市難以消納，不得不轉向外埠尋求出路，於是鄰近的無錫、常州兩城市以及……南通……均成為蘇州錢莊放款之主要地區與物件”（注：江蘇金融志編輯室：《江蘇典當錢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頁。）。無錫、常州錢莊業和工商業興衰對蘇州影響至大，在蘇州錢莊業中一向有“無（錫）常（州）一倒，性命難保”之說。

張謇在南通擴充套件實業，從鎮江、揚州兩地錢莊借款頗多。“……在大生贏利時期，銀錢業往往把它看作‘搖錢樹’，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當時鎮揚幫和寧紹幫錢莊經常把往來摺子竟相送到大生上海事務所。於是大生便大量向外借款以大肆擴張”（注：該書編寫組：《大生系統企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頁。）。

可見，由蘇州、鎮江、揚州創造的貨幣資本積累這個新式工業產生的前提，卻在無錫、常州、南通轉化為工業資本，從而在這些城市產生了結果。

第三，無錫、常州、南通的發展得益於上海的輻射功能。

近代上海的崛起，對蘇南地區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具有強烈的吸附功能，將傳統商業城市中的商業資本、轉運貿易、貨幣積累直至商業城市的優勢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從而使傳統商業城市呈衰落趨勢，它對蘇州、鎮江、揚州的影響就主要體現了這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具有強烈的輻射功能，把發達的產業、先進的科技、優質的智力勞動擴散到周邊地區，推動周邊較不發達地區的發展，無錫、常州、南通的發展，主要體現了上海在這方面的影響（注：詳見茅家琦等：《橫看成嶺側成峰——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軌跡》， 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8～22頁。）。

美國學者墨菲指出：“現代中國的銀行金融業、工業製造、商業行號（以及跟這些行號有關，並且跟舊中國脫離關係的中國新興階級），它們都在上海發跡，現在多半仍舊在上海集合，近百年來從上海，像從一個漩渦中心一樣，散佈各地”（注：［美］羅茲·墨菲：《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頁。）。

另外，企業家的主觀能動性也是無錫、常州、南通新式工業興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學者們已有較多的論述，茲不再述。

依賴轉運貿易而盛極一時的蘇州、揚州、鎮江，在近代發展的步伐遠遠落後於無錫、南通、常州。前者的貨幣資本積累多流入後者轉化為工業資本；前者被上海的吸附功能削弱，後者則得益上海的輻射功能；前者商人資本的執行，與生產脫離，破壞傳統的工副業，後者的工業資本則能與當地主要工副業相得益彰。馬克思指出：“純粹的商業城市比工業城市有更多類似過去的狀態”（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頁。）。這也是上述兩類不同城市在近代發展情形迥異的原因。

《江海學刊》199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