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儒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

真定府

下轄5州27縣，

蘇州府

下轄1州7縣，無論是轄區面積，還是州縣數量，真定府都是蘇州府的差不多5倍，蘇州府承擔的田賦額度達203萬8000石，真定府只承擔10萬6000石。

蘇州府的賦稅額度竟是真定府的20倍！

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

現代中國的地級市有330個，明朝有140個府，所以明朝的府比現在的地級市要大一些，大致是按照地域、人口等綜合實力來劃分的。

蘇州府和真定府的賦稅額度相差如此之大，顧炎武表示看不懂。

顧炎武提出疑問，難道是蘇州府和真定府的

南北差異

，才導致了賦稅的巨大差異嗎？

分析後發現答案不是。同樣是北方地區，對比2州16縣的

河間府

與1州7縣的

登州府

，明朝河間府的富裕程度遠超登州府，但河間府承擔的賦稅只有6。1萬石，而登州府卻要承擔23。5萬石。

顧炎武猜想，會不會是因為

省跟省之間

的不同呢？

明朝有南北2個“直隸京師”，加上13個“布政使司”，相當於有15個省級單位。在同一個省，富裕的

漢中府

有2州14縣，貧弱的

臨洮府

有2州3縣。但漢中府的賦稅只有3萬石，臨洮府卻要承擔4。4萬石。

顧炎武繼續猜想，也許是上溯至唐朝不在同一個

“道”

，因為歷史原因產生了差異呢？

分析發現，

順慶府

和

保寧府

歷史上在同一個“道”，但順慶府的賦稅高達7。5萬石，而保寧府只承擔2萬石。

這下顧炎武表示自己徹底糊塗了。

後來，顧炎武對江南賦稅研究越深，越覺得觸目驚心。

他說，早在唐朝，韓愈就曾說：天下賦稅，江南佔十分之九。

到了明朝，

蘇州、松江（包括上海）、常州（包括無錫）、嘉興、湖州5府

又佔江南賦稅的十分之九。

當然，這是比較誇張的說法。

蘇州、松江、常州一藩三府

真實的情況是，在明初洪武年間，

每年天下賦稅總數為2943萬石，蘇州府繳納289萬石，松江府121萬石，常州府55萬石，這一藩三府佔全國15。8%

。“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

其中，

蘇州1府7縣，共有土地9。65萬頃，佔全國土地總數849。6萬頃的1。1%，但承擔的稅糧是全國賦稅總額近10%。也就是高於全國平均數的近10倍。

“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顧炎武不禁哀嘆：難怪我這個崑山人這麼瘦……

顧炎武

蘇州府的賦稅自古以來一直這麼沉重嗎？

顧炎武更加深入研究了一番，發現明朝以前完全不是這樣！

在

五代十國

的時候，吳越國所徵的江南賦稅額度是

每畝3鬥

。

到了

北宋

趙光義吞併了吳越國以後，發現江南賦稅偏重，廢除了一大批苛捐雜稅，並將江南的田賦減輕為

每畝1鬥

。

為什麼宋朝對江南的田賦這麼低呢？因為宋朝的商業發達嘛！基本不靠田賦來生存。只有朱和尚才拼命地在農民身上壓榨。

到了元朝，田賦竟然更少了，

“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江南的田賦居然比兩宋又降下一半！

（蒙元統治者：我們不愛吃米……）

研究到這個地方，顧炎武對蒙元之印象一下子好了不少。

等到朱和尚當朝，顧炎武不禁暗罵MMP呀，雖然全國其他地區田賦只比元朝略高，但

獨獨對蘇州府、松江府的民眾，科以重稅，苛剝殘民，蘇州、松江兩府田賦達到“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每畝稅負達到全國的近10倍。

導致這個地區

“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

，甚至

“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

老百姓為了逃稅，大量流離失所，甚至一個地方

“有逃去一半上下者。”

可見，在朱和尚的瘋狂壓榨之下，當時蘇州、松江（上海）一帶的民眾，真是一個字

“慘”

！

@青史子建